2008年2月25日 星期一

好人的困境

我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期間,曾訪問過一位低收入戶獨居老人,我們先稱他為盧伯伯,他因為中風,所以需要居家服務員協助他每日的被餐、打掃與洗澡,每天兩小時的服務,可以讓他持續住在他所熟悉的社區,而不必進入養老院。一如所有老人,盧伯伯有他對生活的要求,他不喜歡吃剩飯剩菜,他堅持每餐吃現煮的菜飯。他總是說,「我再活也沒多久了,我有這一點點的要求。」但是後來社會局為了精簡居家服務的使用效率,檢討所有個案的服務狀況,認為盧伯伯每天被餐耗費太多人力,要求刪減一半的服務,成隔天備餐,理由是「一般人都不敢期待天天吃新鮮現做的菜,何況是低收戶。」每天照顧他的居家服務員,因為長久相處有了感情,不忍心老人家生活中最後的期待落空,決定除了正式上班時間之外,自己額外抽空義務幫助他備餐,滿足盧伯伯希望吃現成菜飯的心願。服務員工作並沒有減少,但因為服務時數減半,薪水卻減半。對社會局而言,他們成功地刪減了不必要的服務,提升了居家服務的使用效率,證明服務個案的定期稽核勢必要的;對盧伯伯而言,他對生活的期待雖然在政府標準化的要求下被否定,但因為好心的服務員願意以志願服務的方式持續提供服務而被滿足;但是,對居家服務員而言,她的薪水不但減半,連帶她接其他服務的時間都被佔去了。在這個案例中,居家服務員是三方的唯一輸家,為粗糙的政策付出代價。
另一個案例是一位中風的老人需要每週洗澡兩次,因為老人家中沒有熱水器,需要稍熱水才能洗澡,因此每次每次三小時。社會局審查後,認為如果老人可以自行燒開水,時間應該可以縮短為兩小時。這次服務員就按照更改的服務計畫進行,要求老人要自行燒熱水。不久,老人在燒開水過程中,在浴室跌倒,緊急送醫後不久就過世。因為燒開水的風險的預防不是具體、立即可見效的,因此不被政府認為是重要的,變成可刪除的服務。這種風險往往是曾親身到貧宅的第一線工作人員才能理解,而不是坐辦公室的人可以體會。老人跌倒住院後,個案於是結案,沒有人追究當初刪減服務的決策過失。這個案例中,老人為政策的不當付出代價。
在過去很多老人居家照顧政策的爭議中,我發現一個弔詭不斷重複出現,那就是,當政府以提昇效率為名,要刪減或撤除服務時,好心的人因為不忍,總是承擔最多,最後成為最大的輸家,而他們個人的付出反而掩蓋了真正集體資源不足的問題,讓政府真的以為改革是必要的。面對粗暴的政策,你的抉擇會是當個好心的服務員,還是公事公辦的工作人員?還是有別條路可走?

2008年1月1日 星期二

如果居家服務員要加薪,這個體制會跨掉!

我和我的學生從去年開始以台北居家服務做為研究田野,論文督導一直環繞著居家服務,其中一位學生曾是台北市政府居家服務的業務承辦人員。對於以管理主義為主軸的居家服務論述,我一直希望可以帶入不同的主題,其中居家服務員的勞動條件惡劣是我認為台灣建構福利國家過程中不可忽略的議題,學生也每每被我要求要面對目前居家服務體制所建構的勞動市場問題。最近一次的談話中,這位學生告訴我,他和同事談到居家服務員勞動條件問題,他的同事回答他說,「我們也知道這是個問題,但是如果居家服務員的勞動條件要改善的話,整個體制會跨掉」,這個話題就此無法繼續。這位政府官員的回答,卻一直停留在我的腦海中。
他所謂的「垮掉」,是指人事成本增加導致服務費用的膨脹,而政府預算無法支應,因此居家服務會跨掉。輕易的接受「政府財政有限」的論點,恐怕是這類思考的主要盲點。真的是這樣嗎?自從2002年中央推動照顧產業政策後,原本地方政府負擔的居家照顧的費用已經開始移轉到中央計畫,台北市居家照顧預算在中央挹注後,仍有成長空間。從台北市政府整體老人福利預算來看,資源分配優先順序仍有商議的空間,居家照顧的費用遠不及老人公車優惠的補助,適度的調整都可以讓居家服務員的勞動條件更為合理。在接受現況的同時,這位官員也同時接受並複製了「婦女的照顧勞動是較無價值的勞動」的權力關係。
另一個可以比較的情況是,當勞動者是男性時,這樣財務有限的假設是比較不會發生。全民健保的財務危機下,並沒有太多人會質疑「醫師的薪水太高會導致醫療體制垮掉」或「藥廠的利潤太高會導致醫療體制垮掉」。這種選擇性的使用財務危機論述恐怕是社工專業人員在職場上要時時自我覺察的思考盲點。
下次,當有人說「政府的財源有限」,請不要輕易的相信。

2007年12月18日 星期二

我永遠記得故鄉的老人給我的一毛錢--側記Martha Kumsa



Martha Kumsa是我多倫多大學社工系的學妹,畢業後在大學教書,並已經身為祖母。他是非洲依索匹亞人,年輕時與丈夫一起從事人權運動,丈夫是反對運動的領袖,兩人因為得罪當道而入獄十年。後來遭到當局驅逐出境,連同三名子女,以政治難民身份來到加拿大,全家才得以團圓。我第一次到他家作客時,簡陋的客廳牆上掛著一幅她在獄中收到子女刻的版畫,畫中刻著Martha與三名子女的照片,中間被重重的鐵絲網所隔離,但四人之間以細繩維繫著母子連心的親情。版畫簡單明瞭,但卻讓人心酸。這幅畫成為Martha度過牢獄的精神支柱。年幼的子女失去父母的照顧被迫分散,又因為政治因素被迫遠離他們所深愛的故鄉而團聚異鄉。Martha與久違的子女相聚,對母親的思念又夾雜著被拋棄的幽怨與憤怒,讓初到異鄉的家庭生活格外的困難。至今Martha仍堅持做海外依索匹亞政府的人權工作倡導者,只要他堅持一日,他就一日無法回家,這成為他心中永遠的遺憾。這次與他重新聚首,我很好奇這位五十三歲勇敢的非洲女性,他的力量從何而來?
他告訴我,他永遠記得他村子裡的老人,每次他們要出門到學校去唸書,老人們都會從身上拿出珍藏許久、身上僅有的一毛錢銅幣交給他,叮嚀他要好好讀書。知道這是他們身上僅有的錢,Martha每次都噙著眼淚上車,期許自己有一天可以回饋故鄉,讓貧窮的故鄉有好日子過。但人權工作的路卻讓他離故鄉越來越遠,他每每想起曾經將身上所有交給他的故鄉老人,就恨不得放下加拿大大學教授的工作,返鄉服務。他告訴我,只要依索匹亞政府允許他回去,他會義無反顧地回家,把故鄉老人曾經給他的,回饋給他的下一代。
我一時不知如何安慰他。只好告訴他,台灣曾經也以黑名單的方式,拒絕海外異議人士的返國,但政治的民主化讓他們後來都有機會回到台灣做事。他眼睛一亮,彷彿看到依索匹亞可能改變的希望,預見可能回家的一天。在生命中,我們都承受別人的給予,但在收授中,我們可曾如同martha維持一份對自我的堅持與期許?當初給予Martha那一毛錢的老人,可能也不曾想到他們為依索匹亞孕育了一位如此堅持的人道工作者?期許我們在生活中隨時願意給予影響他人一生的那「一毛錢」。

2007年11月23日 星期五

廢棄的教堂與魁北克樞機主教Quellet的懺悔



十月中到訪Montreal,在鬧區中漫步經過一間教堂,遠看宏偉莊嚴,近看卻發現教堂的窗戶全部都釘上木板,斑駁的外表與塗鴉的外牆,都訴說著這是一棟廢棄的教堂。只是相較於近在咫尺的繁華鬧區,這座荒廢的雄偉教堂顯額格外的突兀。當下,我拿起相機近距離照下了這座教堂。昨天(11/22)多倫多最大報紙(Toronto Star)刊登了一則新聞,讓我真正瞭解這張照片的意義:廢棄的教堂具體呈現曾經權傾一時的天主教會因其保守與腐敗而被魁北克人摒棄的虛弱現況。魁北克天主教樞機主教Marc Quellet破天荒地發佈公開新聞稿,對於魁北克天主教會在六零年代時期曾犯下的過錯表示懺悔,包括天主教寄宿學校中神職人員對兒童(許多是原住民兒童)的性虐待醜聞、對猶太人的歧視、對婦女與同性戀的壓迫。在信中,他說:「歷史錯誤已經犯下,教會的形象已毀,我們必須向人民請求原諒。」他表示,天主教會對婦女權益的立場無法跟上社會的腳步,在某些情況甚至「不符合教會自己的教導。」
他的公開信並未獲得天主教會內其他樞機主教的支持與認同。Montreal樞機主教Turcotte拒絕評論,魁北克主教團表示這是Quellet樞機主教個人的發言,不代表教會。他的道歉也並未完全獲得弱勢倡導團體的認同。同志人權工作者就質疑他只提及六0年代錯誤,但並未對兩年前同性戀婚姻論戰時期,Quellet當時個人傷害同性戀言論而道歉。同志運動者認為這只是粗糙、不真誠,為了挽回已失去人心的教會名譽而做的公關手法。只有省府婦女部部長對此表示肯定,但也暗示「還有很多事情仍需去做。」但這是個好的開始。自從六0年代的寧靜革命,天主教會對魁北克各方面的掌控,如政黨、教育、社會福利、醫院,被一一解除,進教堂的人數一落千里,教堂紛紛被拍賣、關閉或廢棄。一如我在Montreal鬧區所見的一般。
我佩服Quellet樞機主教的勇氣,承擔起歷史的共業,在教會內部的反對聲音下,仍試圖面對並開啟和解的契機。做為一個天主教徒,看到西方社會天主教的敗落,固然難過,但更令人失望的是,當有人願意面對教會的錯誤時,竟然沒有太多教會內的支持。一位原住民長老在接受政府為六0年代寄宿學校政策對原住民道歉時,他說:「我們接受道歉,不是要政府的賠償,而是因為我們不想一直停留在悲傷中,我們要繼續往前。」面對十字架,Quellet固然有他人性上的軟弱,但相較於其他仍拒絕面對歷史錯誤的天主教徒,他至少開始邁出第一步跟隨耶穌的腳步。

2007年11月18日 星期日

社工,你對誰效忠?


加拿大原住民正在進行一項兒童社會工作的教育改革,我本來以為是課程內容、教學師資、實習方式的改變,結果卻發現重點在於,當社工進入部落擔任兒保社工時,在接受部落對他的訓練之後,當他要正式成為一個社工員時,他要在部落眾人面前接受長老的祝福,表示他願意從部落手中,在部落長老的指引下,承擔保護部落兒童的重任,一旦失去部落的信任,他將失去執行這份工作的權利。這個儀式要告訴社工的是:當社工進入部落時,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效忠的是部落,不是民間組織、不是國家。
回到台灣,在部落工作的社工效忠的是誰?每月要交的報表是回應誰的需求?實務中看到多少有新的部落工作者淹沒在政府要求的報表中?或是花力氣辦理部落不需要卻是政府要看見的活動?承接到政府方案的組織,有多少是部落的在地組織,或是與在地部落有密切連結的組織?進入部落的文化能力在政府委託案的評鑑中,又該算在那個項目中?社工相關科系的學歷要求更扮演排除對部落有感情的助人者進入部落社工位置的角色。證照化建立在排除別人參與助人工作的邏輯之上,我們社工專業到底是助人還是害人?論述上不斷說充權或優點觀點,卻看不見我們所建立的專業制度正在不斷製造「原住民只能是案主、漢人才能是社工」的種族排除機制。助人者(專業)沒有看清楚自己害人的潛力,就不會停止好心卻害人的可能。
部落需要很高的自信與勇氣,對每個進入部落工作的社工進行這樣的入行儀式。當這一天降臨時,我會笑著記錄這歷史性的一刻。

2007年11月16日 星期五

實務與學術合作研究的爭議(回應楊培珊教授)


以下是立心基金會二十週年研討會上,我回應評論人台大社工系楊培珊教授對我與學生所進行的實務研究所做的評論。因為當天主辦單位並未刊登我的回應稿,因此我在此公布,讓有興趣的社工同仁可以一起思考學術與實務之間合作的議題。

回應楊培珊教授的回應稿
王增勇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拜讀楊老師的回應稿後,因為個人負責這三篇研究的進行與報告的撰寫,感到有責任對楊老師的回應做為回應,以利後續的對話;但目前人在加拿大進修,因此只能以書面回覆。詞不達意之處,尚祈見諒。
楊老師的回應中,扣除賀詞之外,針對文章提到三點,分別觸及研究中學術與實務場域之間的合作關係、研究方法中資料分析的觀點差異、以及實質居家服務定位的問題,我認為值得深入討論,因此給予回應。

「作者」不僅代表分數,更代表責任
在楊老師的回應中,特別強調:「(實務社工研究)的基本精神是要讓實務單位來『掌控與主導』,所以今天論文的作者應該要包含立心基金會。實務單位不需要客氣,因為你們在研究整個過程中的投入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就該獲得研究以及論文發表的分數(credits),否則日後這些實務研究又都只是研究者的成果而已,實務工作的研究投入並沒有留下屬於自己的『績效』。」我認為今天我們在這裡發表文章並不是在爭奪分數,事實上,即使從陽明大學的學術論文發表績效評估來說,這些研討會論文發表並沒有任何分數可言。「分數」要看各自的處境而定,如果這些發表可以讓立心在未來社會局居家服務考核上增加「分數」,那自然很好,但好像也不是目前的政策。我們之所以參與,是希望彼此學習與分享各自的知識。但只從「分數」的觀點看作者的好處,而沒有看到寫文章的責任與義務,我認為過於誤導實務工作者看到文章的功利,而忽略了作者背後所代表的深沈意義。我想從單純的「作者」定義來討論這件事。要列為作者,代表作者們對文章的觀點有討論過程以及對立論有共識,因此在文章的書寫上進行分工,合力完成,並願意預備為文章所造成的後果與討論(不論好壞)進行負責與回應。(還記得去年國科會主委陳建仁掛名台大醫院內科醫生投稿的文章被指抄襲一事,他回答說他沒看過那篇文章,備受學術界抨擊一事嗎?)立心的同仁在過程中投入很多心力,沒有他們這些文章無法完成,但立心同仁也很清楚他們沒有時間與精力參與學術性文章的撰寫,事實上學術性文章的撰寫不應該是實務工作者的責任,而是開創適合實務工作者書寫風格的發表空間。因此在第一篇居服督導心路歷程的論文,我們希望立心同仁的自傳性文章可以用他們自己的形式來發表,而不受限於學術格式,來清楚界分兩種文章的文責,也代表我們清楚知道學術立場與實務立場的差異,讓各自的書寫可以獨立呈現,而不是要求兩者混為一談。第二篇研究社工與居服員衝突的文章,參與者處於對立關係,雙方各持立場,更不可能說他們都是作者並同意文章的詮釋觀點,這篇文章中從學術分析的觀點提出分析是這篇文章得以書寫的必要關鍵。第三篇居服員生命故事反應我們對居服員生命故事的歸納與反思,未必代表服務員對自我生命的定義。學術參與實務的意義在於她的獨立性格,可以超越個人與機構的立場,而試圖提出不同的觀點,希望與實務工作者彼此相互學習。雖然在這次三篇學術性文章中,資料分析與觀點的確立是我與學生經過多次討論後完成的,但我們深知將知識回饋給參與者的學術倫理,因此我們曾向立心同仁報告過一次,並獲得初步回饋,再進行後續分析並完呈現在的定稿。我們不敢說,我們在文章中所表達的觀點都是參與者所同意與認同的,因為立心同仁在文章最後定稿的參與是有限的,因此不敢說立心同仁都是作者,但感謝立心同仁的參與。這個考量是基於對文章書寫的嚴肅考慮,而不是為了「掠奪」研究的成果。在瞭解作者的意義之後,如果立心同仁認為自己應該是作者的話,事實上我也並不反對,對一個陽明大學教授而言,這些文章都是沒有「分數」的發表,但對我卻是十分珍貴的友誼與記憶,那才是真實的。

從自觀到他觀的撥洋蔥過程
楊老師提出了一個我沒聽過但很有趣的觀點,那就是「基本上,一個研究只有一個觀點,此觀點越成熟,研究的價值就越高」。一般我們會提到一個研究要有「焦點」,而不是說「觀點」,針對焦點問題提出深入的看法,這才是好的研究,楊老師可以再釐清她的說法。但從上下文看來,我想楊老師指的觀點是特定位置的人(如居服員、社工、研究者)所代表的經驗或聲音。事實上,一篇好的質性文章,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而是一種互為主體的體現過程,也就從受訪者的觀點轉化為研究者對這些觀點的再詮釋,目的是在於透過兩者的互動過程,從中發覺新的詮釋觀點。「是誰在說話?」是民族誌研究很重要的議題,因此資料分析中特別區分「自觀」(emic)與「他觀」(etic)兩種聲音,作者要交代的是他是如何從受訪者的觀點(自觀)推論到研究者所詮釋的觀點(他觀),可以讓讀者清楚知道這個觀點是誰的以及推論的過程。如果像楊老師所要求的單一觀點文章,最貼近自觀的文本就是枯燥乏味、上百頁的逐字稿,沒有研究者的剪裁與詮釋,但那也將是無法閱讀的文本。為了要可閱讀,大量的逐字稿必須要被篩選、歸納與重組,並帶入時空脈絡中,讓讀者可以感同身受並超越受訪者的觀點,呈現新的意義與詮釋。這是研究者的工作,但詮釋的功夫好壞也就決定文章的好壞。經過八零年代後現代主義的洗禮後,研究者的現身已經成為論文書寫的必要交代。因此,一篇質性文章就像是撥洋蔥一樣,有很多層次,一層一層細細撥向核心,從田野所蒐集到的文本,精心挑選出來,推敲背後的意思,放進特定時空脈絡中凸顯事件背後的核心意義。每一層都代表不同的聲音,我很高興楊老師可以讀出這是居服員的聲音、這是社工的聲音,這是研究者的聲音,這至少代表著我們有針對特定主題清楚地呈現並交代多元豐富的觀點。

居家服務是與其他工作大同小異的工作?
楊老師指出我們在文章中不斷強調居家服務是一份特別的工作,而反駁認為「它也和其他的工作大同小異」。討論居家服務到底是特別的工作還是類似一般工作的工作,是個過於粗糙的分析概念,不太具有推進討論的效能,因為居家服務做為一種工作必然有工作的共通性,但也具有她的特殊性,所以答案一定不是「是」與「否」這樣二元對立的答案。我們要指出的重點是,居家服務的情感特殊性在目前管理體制中被高度忽略與貶抑,將居家服務視為生產線般的產品管理將扼殺居家服務中案主與服務員最珍視的情感關係。我們呼籲學者與政府官員不要一面倒地從管理面向思考居家服務,而能從案主角度出發,思考如何讓居家服務體系可以讓案主有清楚的責信度、如何讓工作組織可以使服務員在工作中有成就感、讓服務員的工作條件可以更有保障。政策思維一面倒的從管理角度出發,聽不見社工、服務員、與案主的聲音,才是真正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從立心社工員、居服員的分享中最大的學習,更希望這樣的學習可以回饋到居服政策的制訂上。
我們採取批判思考是因為我們知道政策制訂中第一線工作者的聲音微弱,不是因為我們喜歡製造對立。我們書寫與發聲,是因為第一線工作者來自生命的分享,為此我們感恩。我們不輕易呼籲和諧,因為通常呼籲和諧的人都是已經掌握權力的人,他們只是要我們不要發出不同的聲音。
200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推動居家服務市場化方向後提出「管理競爭」(managed competition)政策,開放營利居家服務單位進入招標廠商。一所有七十年服務歷史歷史、規模最大(市場佔有率58%)並評價良好的非營利組織,維多利亞居家護理與居家照顧協會(VHA)因為提供較好的勞動條件給他的服務員,以至單位服務成本偏高而導致競標失敗,當年八月組織正式宣佈破產並結束營運,四百多名服務員頓時失業,兩千五百名案主失去服務,分別被其他四所得表廠商接收。作者Jane Aronson(Aronson, Denton et al. 2004)感嘆的說,失去的是不僅是案主的服務、居服員社工員的工作機會,更是一種重視服務關係、堅持助人工作價值的組織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從營利與管理績效角度的組織文化。我認為,三篇文章記錄的立心居家服務文化正是這樣一個重視人的組織文化,但也正面臨政策走向管理與市場化的危機而面臨消失。最讓人難過的是,被解聘的服務員與社工員對自己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並沒有覺察,也沒有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Aronson在訪問一位服務員時,服務員說:「我以前一直以為我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保有我的工作,看起來我實在太天真了!我應該要多兼一些工作,才不會像現在這麼慘。」換句話說,服務員只怪自己沒有多找兼差工作,以備不時之需,反而完全符合市場化政策要求勞動力更「彈性」的期待。居服員從早期領月薪的保障,到目前領時薪、工作超過四十小時但仍只能算是臨時職員,這正是符合政府要居服員「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彈性要求。把勞資爭議透過委託民營的方式轉移給民間組織,透過開放營利組織進來,政府可以稀釋民間組織團結的可能,由競爭規訓有倡導能量的民間團體,維持政府以最低預算提供最多服務的績效期待。三篇文章在反抗的正是說明居家服務不應該被視為商品,而應該被視為助人的工作,以案主、服務員、第一線專業工作者的角度,創造合理與人性的工作環境。單從成本角度思考的居家服務管理機制正成為主流思維,服務品質與服務關係在切割化的服務流程中流失。如果台灣還不趁此機會,結合實務單位共同為案主、服務員、與社工員發聲並思考對策,我擔心發生在加拿大的居服員集體失業的事件恐怕不會太遠。以楊老師學識與被政府倚重的程度,如果可以在此重大議題上多所著墨,或許會是台灣居家服務領域更大的福氣。

參考書目:
Aronson, J., M. Denton, et al. (2004). "Market-modelled home care in Ontario: Deteriorating working conditions and dwindling community capacity." Canadian Public Policy 30(1): 111-125.

附錄:
立心基金會20週年研討會回應搞
楊培珊 台大社工系副教授

I. 祝賀
今天很榮幸來參加立心基金會20週年慶研討會,聆聽大家的報告和分享,
回顧20年來的篳路藍縷和逐夢踏實,真的非常感動。在此,要誠摯地祝賀立心「生日快樂」,並祝福立心未來的發展順遂如意。我於1997年回到台灣開始在社工領域服務,很快地就和立心結了緣。由最初來參觀學習,到後來能進一步參與社工人員的督導與訓練,以及偶而以另一種身份「社會局評鑑委員」來和同仁互相溝通學習,雖然在不同的階段我和立心同仁的互動方式、深淺不同,但立心對於我在台灣老人社會工作方面的引導和協助,是令我銘感五內,念念不忘的。所以只要是立心的事,我無不盡可能地幫忙,希望能回報立心於我的恩惠於萬一。今天承蒙立心邀請來參加生日慶祝,真的是非常高興,有家人團聚的感覺,也希望大家今天能收穫豐碩。

II. 實務社工研究
今天我的任務是回應三篇有關居家服務的論文。在主要關於居家服務的回應之前,我想先談談「實務社工研究」的部分。目前由社工專協推動、執行的「老人分科分級專業訓練課程」已經穩定地舉辦,其中我們在進階班的課程中有一門「實務社工研究」,去年和今年都由我擔任授課講師,立心也有同仁參與。針對「實務社工研究」的定義,我認為簡單而言就是(1)研究目的、研究設計與執行都以實務場域為焦點,與(2)實務人員直接參與。而實務單位可以選擇獨立進行研究,或與其他研究單位合作。近來我們在社工相關期刊論文中,發現有越來越多的論文是屬於此類型的研究,顯示實務工作同仁對於研究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的害怕了。這對於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而言,真的是很重要、很有發展性的一個里程碑。今天這個時段的三篇論文也都符合「實務社工研究」的定義,由立心發動這樣的合作,研究設計與執行都以居家服務實務場域為焦點,而且有立心的同仁協助並直接參與(包括提供受訪者名單、接受訪談、參與團體等),直到今天的研討會主人都是立心基金會。
但我在講授課程的時候,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實務伙伴們,以上定義的基本精神是要讓實務單位來「掌控與主導」,所以今天論文的作者應該要包含立心基金會。實務單位不需要客氣,因為你們在研究整個過程中的投入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就該獲得研究以及論文發表的分數(credits),否則日後這些實務研究又都只是研究者的成果而已,實務工作的研究投入並沒有留下屬於自己的「績效」。這是研究領域的現實,凡付出貢獻者必須給予作者的地位;凡沒有付出貢獻者都不能掠美他人的智慧財產。我們社工是非常強調倫理的專業,因此,對於研究倫理也理當予以最高度的尊重與依循,希望大家切切要記得。
除了形式之外,研究目的的釐清也很重要。實務研究應以實務單位和共同研究者一起討論出一個共同的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所使用的觀點。本階段三篇論文中並沒有呈現這樣子的共同目的和共同觀點,甚至反而出現明顯的目的與觀點混淆不清,例如研究者不解當初社工員為何建議某些服務員來接受訪談(目的混淆);或是有時以居服員的觀點、有時以社工的觀點、有時又以研究者(學生)的觀點述說(觀點混淆)。基本上,一個研究只有一個觀點,此觀點越成熟,研究的價值就越高,而實務社工研究期待的是一個以實務單位為主體的研究觀點。到今天為止,我想立心基金會已經投入了相當多的承諾和時間、資源等,來探索屬於立心的成熟的觀點,可惜以這三篇論文來看,這個觀點還沒有充分地出現、成型。但我相信再繼續走下去,立心就可以把越來越多的「研究主權」掌握住,並且由內在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勇敢地、大聲地講述出來。

III. 居家服務
社會工作是一種助人的專業,居家服務是其中的一種服務方案或方式。張老
師文化出版(2001)的「助人工作者自助手冊─活力充沛的秘訣」一書中,作者湯瑪斯˙史考夫荷特說明的很清楚:在助人的專業中,「關懷」是首要條件與基本的品質要求,所以我們要努力防範自己不要失去關懷他人的能力。進一步分析,關懷是三個要素的循環圈:同理心的融合、積極的介入、和情感分離。在我們的工作中,這三個要素不斷地循環,工作者也不斷地淬煉與成長,直到我們可以自在地掌握到三者的平衡與適時地轉換。這個平衡的訓練過程,就是我們專業的核心能力的養成。今天無論是資深或資淺的社工員、資深或資淺的居服員,甚至是機構的主管和主任都一樣,我們都希望能提升專業的核心能力,好能為案主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但問題是這樣的循環非常消耗我們的「心」,因為我們不斷地融合、投入、分離,一個個案、十個、百個、好多好多。我們要怎要做才能保持一個適當的平衡呢?尤其居家服務是進入案主的生活領域,居服員又是單獨進入案主的(部分)隱私生活,他們的融合、投入、和分離是要交給他們自己去摸索嗎?以組織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不管」、或講好聽一點是「尊重」,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甚至很殘忍的。湯瑪斯˙史考夫荷特說助人者常常用我們「烏龜的腹部」(而不是烏龜的硬殼)去和別人融合,也就是持續呈現我們柔軟的一面,並用此柔軟來融入。但許多時候,我們的問題不是缺乏關懷,而是太多,不是太硬、而是太柔軟、太同理,反而可能過度受其影響,甚至造成助人者或被助者的傷害。所以保持適當的界限是絕對必要的。許多研究以不同的名詞來稱呼之,包括「不黏著的關注」、「情感投入的同時,自覺地又能保持某種情感距離的狀態」、「有點黏、有不會太黏」等等。但到底拿捏的尺度在哪裡?這個問題的答案藏在每一個個案的服務裡。我們在這三篇論文中,不斷地看到個案之間、服務員之間、社工員之間的差異性,雖然社工專業價值尊重個體的差異性,但這樣的說法太過籠統。事實上,我們有責任更仔細地去瞭解與分析這些不同的差異源自於什麼因素?是服務評估不真實?工作規範不合理?各方的溝通不清楚?或其他種種原因。總之,我們不能含糊籠統,以不同立場的人有不同的生活和意義詮釋來解釋一切,因為這種說法固然很正確,但對於我們實務工作的品質提升、對於我們助人工作者的生活與工作品質提升,並不會有實質而長遠的助益。
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協助來釐清種種實務工作上遇到的問題。我們要以非常誠實、勇敢的態度,一層層地逐漸深入去瞭解居家服務這個領域,去瞭解我們的個案和工作伙伴,也去讓個案和工作伙伴瞭解我們。經年累月之後,我們應該會對自己、對居家服務的工作,對工作伙伴們有更真實的認識與瞭解,到時候我們就可以距離「高品質」的服務與高品質的生活更進一步了。

IV. 居家服務的管理
在論文中不時出現(明顯或暗示)的一個說法是:居家服務是「特別」的工
作,例如居服員絕大多數是中年婦女、居家服務監控不易、居服員與督導的權力各有優勢,使得管理困難、督導中出現年輕社工管理類似「媽媽」角色的服務員等等。這些說法其實我們常常聽到,甚至常常自己這麼說。但現在我們要停下腳步仔細想想,居家服務真的有什麼特別嗎?不是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例如程式設計師,他們的工作也是限定於某些年齡層的人、也不容易監控、主管可能比工作者年輕很多(如YouTube創辦人陳士峻)等等。
今天我想要提供給各位一個不一樣的思考角度,就是,居家服務是一個提供很多工作機會的服務方案。雖然它是社會福利的一環,但它也和其他的工作大同小異:有工作契約、有薪水、有市場、有工作人員和案主(client or customer or consumer)、還有很多其他的競爭者,包括其他營利或非營利居家服務單位和其他可替代的服務(如機構或外勞)。雖然內心深處我們非常希望不要醒過來,還是可以藏在社會福利的保護傘之下,過我們以前以「慈善心」看待一切的日子。我們必須要認清現實,居家服務已經成為照顧產業舉足輕重的一員。
現在的產業大環境是充滿著挑戰的。跨國來台的居家服務「公司」已經出現,以後陸陸續續還會更多;公部門方面政府的政策又十分的不明確,讓大家不知道未來發展的方向何在;再加上許多其他非營利組織彼此之間的競爭/合作關係。很顯然我們不可能再關起門來自己過自己的日子了。我們必須抬起頭來看看身旁的世界,也許會發現跟我們想看到的,或是現成的資料希望我們看到的世界很不一樣。
我們要問問自己:我希望更好嗎?我希望卓越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可以參考一下Jim Collins所寫的「從A到A+」和「從A到A+的社會」。我們不是要學習企業的語言與操作,而是要學習、要和企業一樣擁抱「卓越的語言」。Collins認為非營利組織前進的主要關鍵在於「品牌聲譽」,支持者是衝著這塊「招牌」而來,這個招牌是以具體的成果和共通的情感為基礎,使得潛在支持者不只認同你們的使命,同時也相信你們有能力達成使命。
在一塊招牌底下,我們必須「同心一體」,在企業或非營利組織都一樣,我們在某機構工作,不是為取得個人的成就,而是相信組織的宗旨與目標,並基於工作契約而同意加入組織的大家庭。如果任何人認為個人的工作成就(金錢、心理、情感等)是他最大的需求,那麼他應該選擇自己創業,而不是加入組織。所以我們有社工師工作室,也有自己在家接案的「個體戶」居服員。但如果今天我們是在同一個組織內工作,我們對這個組織就有承諾,而組織也有責任來執行他的任務,完成他的使命。這樣的組織,必須有清楚的規範與強調紀律的文化。規範與紀律和願意溝通、增進瞭解並不衝突,兩者都很不可或缺。
三篇文章中我不斷地看到一個現象:對規範與紀律的「躲躲藏藏」(例如必須用比較軟性的言語討論),以及將執行紀律視為「衝突」,好像我們只能生活在一個完全和諧的無菌世界,而無法面對現實。其實,督導和居服員只是執行不同的工作角色,但他們所依據的機構和外在規範與契約都是一樣的,他們彼此也是合作、合一的關係,來共同完成居家服務的任務,而不是對立的關係。我認為,當我們在分析居家服務時,一定要省思到我們文化中對於較低薪的,或年輕的工作者的潛在的、集體的不平等態度,並致力於打從內心讓自己反轉這樣的不平等態度,打從內心尊重彼此的工作,不論年齡、不論學歷,之後才能更實際地來理解居家服務團隊中所有工作者齊力創造績效的意義是如何產生的。而當我們真的瞭解到這個意義之後,也更有可能產生、發揮我們團隊的力量,達到更卓越的境界。最終當組織、所有的工作同仁和案主都贏、都因我們的團隊獲益,才是我們追求卓越最根本的目的。

V. 另一種觀點:感恩
10月16、17日兩天,台大社工系舉辦「2007社會品質指標第一次工作坊」,
與會朋友們熱烈地討論如果在台灣討論社會品質,有哪些重要的指標?其中有一位社會人士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見,她認為一個有品質的社會必須大家能擁有一顆感恩的心,知福、惜福、再造福。
我想今天也可以用「感恩」的觀點來結束我的回應。換另一句話說,就是欣
賞與感謝。我們感謝立心基金會20年走來始終如一,堅持奉獻社會,也堅持用專業的、高品質的理念來執行所有的工作,並用最柔軟的心對待會內的工作同仁、外界的合作伙伴、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案主。沒有這樣的堅持,我們今天的慶祝不會有這麼好的研討會,而可能只是大家來行禮如儀罷了。其次,我們要欣賞與感謝立心的工作同仁,在忙碌而緊湊的工作計畫中,還能加入研究,再加上還有陽明衛福所的同學們努力參與,大家一起呈現了一個完整的研究過程,由緣起到結尾的分析與報告,實在值得大大鼓勵。
我們更感謝我們的案主,因為有你們,我們助人工作者才能藉著這種方式來完成我們生活中的各種任務,以及人生終極的追尋,那就是合一。希望我們大家能懷著感恩的心情,以感恩的觀點,來看待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伙伴,和我們的案主。那麼,也許周遭阻礙我們精進的因素,都可以慢慢地化去,而鼓勵、支持我們精進的因素,都可以慢慢地明顯。
宋朝理學大師張載(橫渠)開啟了中國文化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傳統。天地無心或說天地不仁,原本是自然的不變法則,換句話說,自然或人生本來就展現殘酷無情的本質。但正因如此,我們更要誓言以夸父追日的精神,以我們的工作和奉獻,來為無情的天地和人生開發一片心。這片心讓人民百姓能夠有所安頓,安身立命各得其所,達到「幼有所養、壯有所用、老有所終」的理想。

謹以此「立心」大願祝福所有今天與會的朋友。

社工上街頭(獻給籌備中的社工工會)






今年六月我代表至善協會到香港開會,抵達的第二天二十四日正好是香港社工員到港府前抗議的遊行日子,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社工員為自己工作權上街頭的遊行,心中異常興奮,同行的盈豪猛拿相機照相,我們都在想(我猜盈豪是這麼想):「什麼時候,台灣社工也會有這樣的動能與場景?」這次抗議的主題訴求是,九七之後香港政府開始改變過去以公務員標準薪資補助民間社工的作法,而改採整體補助款(block grant)制度,放任受委託機構以成本控制的考量壓低新進社工的薪資,補助政策的改變造成社工「同工不同酬」的差別現象。這對來自台灣的我而言,真是覺得不可思議。香港社會服務雖然長久一直以委託民營的方式辦理,但在政府強調與民間的伙伴關係下,民間團體成立社聯,做為與政府對口的倡議組織;民間社工享有與公務員一樣的薪資結構(除了房屋津貼之外);在政治上,社工甚至在立法局裡面有職業代表質詢市政。換句話說,香港社工在與政府的關係中,是保有主體性、政治影響力與行動力的專業社群。當香港政府開始以市場機制(整體補助設立補助上限讓民間機構自行運籌)要求社工勞動條件的彈性化,香港社工很清楚地拒絕內化這種壓迫成為自我專業內部的階層化,不允許資深社工的薪資保障是建立在新進社工的剝削之上,因此他們上街頭一起向政府抗議。香港社工社群的團結,才是讓我最動容之處。這次遊行,香港社工工會與幾位社工老師是主要的籌畫者。當天豔陽高照,但整個廣場聚滿人潮,社工員喊口號,上台發表演講,充分展現新舊世代社工的團結。
這讓我回想台灣社工這二十年爭取專業化的過程是如何建立在自我分化與區隔的邏輯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社群共識團結之上。我們誤以專業證照做為勞動權益的爭取途徑,放棄勞動集體團結做為勞資協商的有效管道,因為我們自以為專業而非勞動者,但在政府契約更替中,社工很清楚地就是被當作可替換的情緒勞動者。在「你不做,有別人要做」的市場邏輯下,我們都是換取薪資的勞動者,包括大學教授在內(別忘了老師是要讓學生有「如沐春風」的感受,一如社工要讓案主有溫暖的感覺)。為了建立專業地位,我們排除沒有社工學位的助人者(如山地社工員、神學院的社工系學生)參與社工師考試的資格;為了建立證照權威性,我們讓學術來主導鑑定「有專業能力」與「無專業能力」的考試;為了讓社工師更專業、更專精,我們推動更多課程與考試來區隔彼此(這正是目前社工師修法的方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社工,何曾想過以約聘資格進入的社工,與他承擔一樣的工作,卻沒有退休金可以領取的不公平?訂定委託契約的政府官員,雖然一樣的社工背景,但在思索如何壓低底價的同時,可曾想到委託民營制度下所產生的社工就業機會是怎樣的低薪與不安定?擔任社福組織主管的社工在面對政府政策改弦易策之際,可曾想過被解聘的基層社工所遭受的背叛感受又是怎樣地不易撫平,甚至因此退出社工?這些事件在台灣已經頻繁到不再是新聞,但我們看到社工界的集體行動可曾是凝聚共識,集體對抗外力的壓迫?還是仍抱持著專業證照的神主牌位自我催眠,相信只要我們自我要求更高些,終會被社會肯定?社工社群在這一波又一波的自我區隔,甚至自我殖民後,還剩下什麼?一群會考試、會背書的書匠?社工的使命與熱情在這些考試制度中,一文不值。我們前輩走過的歷史與動人故事,可曾得到被傳承與被看見的機會?
走在香港社工遊行的隊伍中,我哀悼台灣社工的被殖民與相應而生的內部暴力機制,面對最大的雇主,政府的剝削,社工人不也都成為幫凶,參與甚至鼓吹委託民營契約制度下的管理主義對社工專業的摧殘,這種壓迫最可怕的地方是牠也創造我們的愉悅感、物質報酬與認同(我終於考上證照、有證照可以加薪、我是專業社工),以致我們不割捨不下投入這場遊戲的誘惑,對專業權力成癮,終至無法自拔。社工勞動力被高度擠壓,要求彈性化的同時,已經取得位置的社工是否應向香港社工前輩學習?不是要求新進社工「接受現況」、指責社工「當初你就知道契約只有一年」、或給予「更專精化社工證照的明天會更好」的虛無承諾,而是與未來的社工站在一起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這種相互提攜、相濡以沫的社工社群,是我衷心期望的。一位原住民長老曾說:「當我們遺忘了自己的價值與信念時,我們就已經輸了這場戰爭!」社工人,我們已經遺忘了當初投入社工的信念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