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光啟的歲月

如果抽掉光啟，我的大學歲月將是一片空白。
新生訓練時，蹺課到醉月湖畔，遇見了當時的家長、我後來的代父，孫效智，他從地上拔起一枝草，向我說天主的奧秘。我沒聽懂他所說的，但清楚地感受到他在他信仰中有的平安與篤定。進入台大這個水缸，任何人都只是一滴水，沒有歸屬感的強烈孤單，讓當時光啟海報上的一句話：「這是個愛的團體」，高度吸引我。
走進光啟，是在我剛離開聯考升學制度的枷鎖後，急於探詢自我的時刻；台大機械代表的只是我聯考成績的高低，反映著社會評價的外在虛榮，卻不是我人生得以安身立命的關懷；走進光啟，我也開始了自己生命的另一個追求。
當時的光啟是個生活緊密的團體，以「家」為單位的組織架構與稱呼，讓光啟瀰漫家的溫暖，雖然曾經質疑過這樣是否讓光啟人的關係過黏，但似乎也樂此不疲。週二校園小談、週四基督生活團、每日普六中午相聚，加上一年一度的冬令營、夏令營、總會的幹訓營，還有人把社辦的留言簿當作日記寫，都讓光啟人之間像兄弟姊妹一般。大學畢業後，才更感到能這樣親密地認識一個人的緣分真是很難得。
在光啟，我認識了基督信仰，在反覆的質疑與交托中，學習讓天主成為生活的依靠。與趙儀文神父聽道理的期間，決定要放下理性，讓生活來體會信仰，我決定要不用鬧鐘，而用禱告，讓天主要我起床，結果第二天我在沒有鬧鐘的情況下，精準地在預期的時刻清醒，那種與天主親密同行的時光充滿甜蜜。領洗前，我媽只問我：「我死了以後，你會不會拜我？」我說：「會的」。我媽就同意我的領洗，成為家中唯一的天主教徒。
大二暑假，透過山地服務的光鹽小組到了新竹尖石，讓我與原住民相遇，從此解下不解之緣。連續三年的山地服務，讓我看見原住民族的可愛與純真，我常用「他們是最接近上帝的子民」來形容原住民。一方面，我經驗到助人的快樂與單純；但另一方面，我又經驗到個人努力的渺小與矛盾。「上山」是浪漫的，但對於改善山上孩子未來的命運，我們的上山又有何益？深深地愛上山上的人與事，讓我接連三年都上山服務，並在退伍後，決定放棄機械改念社工。
「興趣不能當飯吃」、「社工可以讓你養家嗎？」這是我當時聽到最多的勸告與質疑，於是我又開始跟天主討價還價。任性的我要求看到「記號」，而且是我訂的記號，我要求出國申請的學校至少有一個收我，結果我居然以台大機械的成績單申請到四所排名前二十的學校。這個記號太明顯了。於是，我對天主說，我先試一年，如果不行，我就改念機械。結果，我在社工這一行，一投入，至今已經二十年，天主的平安與喜樂不曾中斷。
雖然離光啟的日子已遠，老光啟們也難得聚會，但是當年的日子都在我們生命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我那嫁入外省家庭的母親

今天為了跟爸爸聊往事，拿起媽媽珍藏的相本，重新整理母親的舊照片，於是媽媽的故事浮上心頭。媽媽是一個新竹做化妝粉餅的貧窮勞動家庭的女兒，排行第四，跟年紀相仿的二姐最親。從小就知道下雨天不要待在家裡，因為粉不乾，外公沒粉可賣，心情不好就打孩子。當外公打小孩時，二姐寶珠阿姨就蹲在地上挨打，只有媽媽機靈地知道要跑開。外婆是養女，在有錢的外曾祖父家中完全不被重視，當媽媽考上新竹女中成為家中讀書最高的孩子，第一次被有錢的外曾祖母帶去坐轎子遊街，為他們家掙面子。媽媽熱愛游泳，一放學就跑去游泳，在學校被稱為「黑貓」，據說是美女的暱稱。國中畢業後，外公不支持媽媽再讀書，於是媽媽就到警察局擔任科員，遇到當科長的父親，19歲時不顧家人反對，堅持嫁給閩南人口中禁忌的外省人。
爸爸是守寡多年的奶奶最鍾愛的兒子，奶奶對這個搶走兒子的媳婦極為嫉妒，新婚不到三個月，奶奶就搬進他們的新居。嫉妒的奶奶不是急著抱孫子，反而不准爸媽關房門，半夜裡奶奶會起來查房，阻礙爸爸跟媽媽「辦事」。有一次，爸媽只好躲到院子相好，半夜聽到奶奶查房的腳步聲，讓媽媽倍感羞辱，覺得自己在家中竟然像做賊一樣地被對待。長大後聽到這事，只當作笑話，聽不懂一個本省媳婦與外省婆婆之間爭奪兒子/丈夫的戰爭慘烈。極為孝順的父親總是要媽媽忍耐，成全他的孝道。上大學後，媽媽說起這些過不去的往事，心裡就有許多怨恨，我總是要找方法讓媽媽放下這些心中的痛。如果說我的社工生涯有個起點，我想我媽媽應該是我第一個個案。
婚姻中面對外省婆婆的欺侮，都不能回娘家訴苦。每次搬家，家裡的舊傢具都被媽媽神不知鬼不覺地帶回外婆家，長大後到舅舅家才發現記憶中的老家都到那裡去了。從一個勞動家庭嫁到公務員家庭，媽媽總惦記著娘家，也不得不成為救濟娘家的最後管道。小學時，小舅賭博欠債跑路，爸爸拿出三個月薪水擺平。國中時，大舅工作的三環磁磚工廠倒閉，爸爸安插到自己公司上班，連同大舅找不到工作的兒子一同找進去。媽媽一心想幫助她貧窮的娘家。外公過世，爸爸把全公司的公務車都動員了，讓送葬車隊綿延數里，風光下葬。
娘家的親友都說，媽媽嫁的好，只有親近的人知道這她的生命故事背後交織著族群與階級的斷裂，作為她的兒子，我直到她過世這麼久才能看懂。

我在光啟的歲月

如果抽掉光啟，我的大學歲月將是一片空白。
新生訓練時，蹺課到醉月湖畔，遇見了當時的家長、我後來的代父，孫效智，他從地上拔起一枝草，向我說天主的奧秘。我沒聽懂他所說的，但清楚地感受到他在他信仰中有的平安與篤定。進入台大這個水缸，任何人都只是一滴水，沒有歸屬感的強烈孤單，讓當時光啟海報上的一句話：「這是個愛的團體」，高度吸引我。
走進光啟，是在我剛離開聯考升學制度的枷鎖後，急於探詢自我的時刻；台大機械代表的只是我聯考成績的高低，反映著社會評價的外在虛榮，卻不是我人生得以安身立命的關懷；走進光啟，我也開始了自己生命的另一個追求。
當時的光啟是個生活緊密的團體，以「家」為單位的組織架構與稱呼，讓光啟瀰漫家的溫暖，雖然曾經質疑過這樣是否讓光啟人的關係過黏，但似乎也樂此不疲。週二校園小談、週四基督生活團、每日普六中午相聚，加上一年一度的冬令營、夏令營、總會的幹訓營，還有人把社辦的留言簿當作日記寫，都讓光啟人之間像兄弟姊妹一般。大學畢業後，才更感到能這樣親密地認識一個人的緣分真是很難得。
在光啟，我認識了基督信仰，在反覆的質疑與交托中，學習讓天主成為生活的依靠。與趙儀文神父聽道理的期間，決定要放下理性，讓生活來體會信仰，我決定要不用鬧鐘，而用禱告，讓天主要我起床，結果第二天我在沒有鬧鐘的情況下，精準地在預期的時刻清醒，那種與天主親密同行的時光充滿甜蜜。領洗前，我媽只問我：「我死了以後，你會不會拜我？」我說：「會的」。我媽就同意我的領洗，成為家中唯一的天主教徒。
大二暑假，透過山地服務的光鹽小組到了新竹尖石，讓我與原住民相遇，從此解下不解之緣。連續三年的山地服務，讓我看見原住民族的可愛與純真，我常用「他們是最接近上帝的子民」來形容原住民。一方面，我經驗到助人的快樂與單純；但另一方面，我又經驗到個人努力的渺小與矛盾。「上山」是浪漫的，但對於改善山上孩子未來的命運，我們的上山又有何益？深深地愛上山上的人與事，讓我接連三年都上山服務，並在退伍後，決定放棄機械改念社工。
「興趣不能當飯吃」、「社工可以讓你養家嗎？」這是我當時聽到最多的勸告與質疑，於是我又開始跟天主討價還價。任性的我要求看到「記號」，而且是我訂的記號，我要求出國申請的學校至少有一個收我，結果我居然以台大機械的成績單申請到四所排名前二十的學校。這個記號太明顯了。於是，我對天主說，我先試一年，如果不行，我就改念機械。結果，我在社工這一行，一投入，至今已經二十年，天主的平安與喜樂不曾中斷。
雖然離光啟的日子已遠，老光啟們也難得聚會，但是當年的日子都在我們生命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用生命生產知識、用知識讓自己更好

指導一篇論文如同懷胎十月，是個艱辛但又充滿期待的過程。看到學生在過程中重新對生命有所領悟，就覺得自己的付出是有代價的。儘管我的學生所生產的論文從來沒有幫助我在期刊論文計分上加分過，但這一段又一段的陪伴過程，就是身為人師的本質，何需外在制度的肯定？蔡培元是我指導六年的學生，今夏剛畢業，他的論文《我僅僅只是個胖子》記錄他面對自己生命歷程的種種反思，希望讀者有機會也可以閱讀到這篇動人的論文。以下是我在他論文後記的回應。

用生命生產知識、用知識讓自己更好

王增勇

指導老師在學生論文上現身書寫的機會很少，十年來，只有一次，那是因為論文品質不好，我認為需要讓讀者知道，從指導教授的觀點，為何這篇論文仍然具有學術性。那次的書寫是基於一份需要對學術交代的心情，但這次的書寫是出於一份喜悅的心情，慶祝這次培元用論文豐富生命的行動。
在一個強調「兩年畢業才是正常」、「越快畢業，就越好」的學術機構裡，一份六年才完成的碩士論文常常引人側目，連帶指導老師的能力都被質疑。在目前正夯的學校評鑑準備活動中，身為培元的指導老師，我常常在會議中得到額外的「關心」而必須交代「為何培元還沒有畢業」。但我絲毫不以為意，因為我知道培元知道自己要什麼，為他撐出一片可以完成自我的天，是我至少可以為他作的事。
書寫自我在一個強調政策研究的研究所是很少見的，因為自我的故事被認為是主觀的私人歷程，無法推論到公共的眾人事務，因此與政策無關。知道「人在社會內，社會在個人內」社會建構觀點的人，自然可以跳脫這種實證典範思維的侷限，知道個人故事是可以關照社會結構的。只是，要將自我故事寫到通透，讓讀者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讀到自己與整體社會，是需要作者對自我故事不斷超越既有框架的努力，而這需要面對自我的勇氣、文字能力與思辨能力。
培元的論文過程，我最擔心的就是他的故事書寫成為自言自語的喃喃囈語，知道培元有很好的社會學理論基礎與抽象思考能力，我要求培元要在研究方法上有學術性的交代與討論。這個要求對當時的培元是困難的。因為當他看清楚過去以大理論為基礎的社會運動議題其實是假議題，而轉向回歸自我是胖子的探究，培元對學術理論作為權威知識可能對自我敘說造成擠壓的權力關係是清楚的，因此為避免重蹈以文獻為主，套用自我經驗的覆轍，培元很謹慎地使用文獻，因此格外耗時。事後證明，我的擔心是多慮的，他用故事對生命敘事的研究法作了最好的註解。
培元的論文書寫過程最讓人動容的就是他要用論文來面對自己的勇氣。書寫自己的胖、面對受暴的母親與施暴的父親、毫無保留地讓別人進入他最細微的生命脈動，培元用手術刀一般的精準，將自己解剖；但又用黑色幽默將這些分割的肌理揉合與承接起來，讓讀者看到一篇有社會批判力，卻又具有個人生命感動的故事。這種將故事寫到有美感的境界，已經不是理性思辨的層次，而是人生體驗的層次，這讓我想起希臘人對知識是讓生命更美好的期待。只是曾幾何時，以自我生命經驗作為書寫的論文竟然已成為學術界的少數特例，現有學術體制對知識生產者的異化程度可見一斑。
培元的論文並非一蹴即成，而是有他的過程。自我書寫、課堂分享與對話、與關係他人的訪談，都是重要的過程，培元自我的突破如同堆積木一般，每一步都需要以之前的基礎作為踏腳石。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培元利用開車過程訪談他受暴的母親。開車，因此彼此不必面對面正視對方，卻又象徵這個事件是彼此生命中共同朝向未來必要經過的關卡，而彼此要攜手面對的意願。培元訪談後，在課堂上分享時神態異常清爽，透過母親對父親的原諒與釋懷，培元才有力量重新貼近讓他又愛又恨的父親，這是一個多麼不容易的相互寬恕與釋放的過程。
我不那麼清楚我對培元的論文有何貢獻，但這好像也不那麼重要。我知道我從中學習很多，也很引以為榮我曾參與其中。因此，留下這篇文字，見證我與培元這段緣分。

我其實是家庭照顧者

年初，我接任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理事長一職。寫了以下這篇文章：

追求一個人性的照顧體制
王增勇
承蒙大家的支持，從金玲手上接下理事長的棒子，未來兩年要和大家一起為家庭照顧者的權益打拼！因此，想藉此機會向大家介紹我自己，也分享我對家總未來工作方向的期待。
一個中年男性的大學教授其實很難與家庭照顧者連結，因為家庭照顧者多半是中老年女性的家庭主婦。很多人認識我，是個大學教授；認識久一點的人，知道我曾在社福團體工作過，擔任老盟秘書長與紅心字會秘書長推動老人居家服務；再久一點的人，會知道我是台大機械畢業後才改行做社工。會有這樣的轉變，源於我是個身心障礙者家屬的故事。
高三大學聯考前一百天，當我正在學校考模擬考時，我大姊大學畢業旅行在花蓮海邊出車禍，成為終生必須坐輪椅的脊髓損傷者，我們的家庭生活從此變調。為了不放棄希望，我們從西醫、中醫、針灸、中藥、按摩、整脊、算命師父、乩童，只要有人報，我們就去掛號。面對到家裡來騙錢的江湖術士，我很無法諒解父母的作法。有次我直接面質父親，他說：「我何嘗不知道，但是他們給我們一線希望！」面對自己親愛的家人生病，照顧的背後所依靠的就是一線希望。我的母親整天煮中藥，幫我大姊按摩、推拿，好似斷了的神經會隨著我們的手多長一些。我的母親以淚洗面，哭到醫生警告他，「不准再哭，不然眼睛會瞎掉。」與好朋友聚餐時，原本樂觀愛笑的她不敢開懷的笑，原因是「他怕別人會說，女兒變成這樣，你還笑的出來？」他調適了好久，在我們的鼓勵下，母親才慢慢放下自責的心情，開始願意讓自己有放鬆的時間。只是在照顧我大姊十年後，我的母親就因為乳癌過世，她一生沒有享受過，都在照顧別人的日子中度過。
做為一個身心障礙者的家屬，我深刻地體會到，台灣這個社會沒有給身心障礙者生存的機會。「推著輪椅在崎嶇不平的騎樓舉步維艱」的景象正好諷喻台灣家庭照顧者面對充滿障礙的困境：要找可以讓輪椅進去的廁所，要避開路人異樣的眼光，要反駁這是祖上不積德的因果報應說法。大學畢業後，我告訴自己：「台灣不缺好的工程師，但缺一個好的社會工作者。」於是，當完兵，我出國改念社會工作，直到今天，仍堅持做個促進公平正義的社會工作者。所以，在大學教授、社工人員這些頭銜下面，我從事社會服務的動力來自於我身為家屬的經驗。如果教書不再讓我可以從事改革社會制度的工作，我寧可不教書；如果社工專業不再認同社會改革與公平正義，我不會稱自己為社工。同樣地，我期待家總可以為台灣家庭照顧者建構更支持與友善的制度，幫助他們就像幫助當年我求助無門而致勞累致死的母親一樣。
那麼，家總在現階段的台灣要扮演怎樣的角色與任務？家總的特殊地位在於我們代表家庭照顧者的聲音，過去十五年社會福利立法在民間團體的推動下，國家照顧服務體系已稍有格局。但是，這個服務體系基本上還是沒有看見家庭照顧者的「需求」，而把家庭照顧者當城市理所當然的「資源」而非潛在的「個案」。其次，目前的服務體系越來越強調管理與專業，層層體制的管理與制度之間的切割反而造成家庭照顧者使用上的困難與障礙，讓社會福利成為看的到、吃不到的餅。從家庭照顧者的使用經驗檢視現有照顧體系，不是從專業人員的角度檢視服務體系，是家總最核心且責無旁貸的任務。我期許家總是個社會運動團體，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要上街頭、搞遊行，而是家總要在公平正義的價值下，提出前瞻性的願景，指引台灣社會未來的新社會制度。我們不應該是為特定族群爭取與維護自身利益的利益團體。而且家總要有勇氣為正義發聲，為不公平挺身而出。我們彼此共勉！

我永遠記得故鄉的老人給我的一毛錢--側記Martha Kumsa

Martha Kumsa是我多倫多大學社工系的學妹，畢業後在大學教書，並已經身為祖母。他是非洲依索匹亞人，年輕時與丈夫一起從事人權運動，丈夫是反對運動的領袖，兩人因為得罪當道而入獄十年。後來遭到當局驅逐出境，連同三名子女，以政治難民身份來到加拿大，全家才得以團圓。我第一次到他家作客時，簡陋的客廳牆上掛著一幅她在獄中收到子女刻的版畫，畫中刻著Martha與三名子女的照片，中間被重重的鐵絲網所隔離，但四人之間以細繩維繫著母子連心的親情。版畫簡單明瞭，但卻讓人心酸。這幅畫成為Martha度過牢獄的精神支柱。年幼的子女失去父母的照顧被迫分散，又因為政治因素被迫遠離他們所深愛的故鄉而團聚異鄉。Martha與久違的子女相聚，對母親的思念又夾雜著被拋棄的幽怨與憤怒，讓初到異鄉的家庭生活格外的困難。至今Martha仍堅持做海外依索匹亞政府的人權工作倡導者，只要他堅持一日，他就一日無法回家，這成為他心中永遠的遺憾。這次與他重新聚首，我很好奇這位五十三歲勇敢的非洲女性，他的力量從何而來？
他告訴我，他永遠記得他村子裡的老人，每次他們要出門到學校去唸書，老人們都會從身上拿出珍藏許久、身上僅有的一毛錢銅幣交給他，叮嚀他要好好讀書。知道這是他們身上僅有的錢，Martha每次都噙著眼淚上車，期許自己有一天可以回饋故鄉，讓貧窮的故鄉有好日子過。但人權工作的路卻讓他離故鄉越來越遠，他每每想起曾經將身上所有交給他的故鄉老人，就恨不得放下加拿大大學教授的工作，返鄉服務。他告訴我，只要依索匹亞政府允許他回去，他會義無反顧地回家，把故鄉老人曾經給他的，回饋給他的下一代。
我一時不知如何安慰他。只好告訴他，台灣曾經也以黑名單的方式，拒絕海外異議人士的返國，但政治的民主化讓他們後來都有機會回到台灣做事。他眼睛一亮，彷彿看到依索匹亞可能改變的希望，預見可能回家的一天。在生命中，我們都承受別人的給予，但在收授中，我們可曾如同martha維持一份對自我的堅持與期許？當初給予Martha那一毛錢的老人，可能也不曾想到他們為依索匹亞孕育了一位如此堅持的人道工作者？期許我們在生活中隨時願意給予影響他人一生的那「一毛錢」。

實務與學術合作研究的爭議（回應楊培珊教授）

以下是立心基金會二十週年研討會上，我回應評論人台大社工系楊培珊教授對我與學生所進行的實務研究所做的評論。因為當天主辦單位並未刊登我的回應稿，因此我在此公布，讓有興趣的社工同仁可以一起思考學術與實務之間合作的議題。

回應楊培珊教授的回應稿
王增勇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拜讀楊老師的回應稿後，因為個人負責這三篇研究的進行與報告的撰寫，感到有責任對楊老師的回應做為回應，以利後續的對話；但目前人在加拿大進修，因此只能以書面回覆。詞不達意之處，尚祈見諒。
楊老師的回應中，扣除賀詞之外，針對文章提到三點，分別觸及研究中學術與實務場域之間的合作關係、研究方法中資料分析的觀點差異、以及實質居家服務定位的問題，我認為值得深入討論，因此給予回應。

「作者」不僅代表分數，更代表責任
在楊老師的回應中，特別強調：「（實務社工研究）的基本精神是要讓實務單位來『掌控與主導』，所以今天論文的作者應該要包含立心基金會。實務單位不需要客氣，因為你們在研究整個過程中的投入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就該獲得研究以及論文發表的分數(credits)，否則日後這些實務研究又都只是研究者的成果而已，實務工作的研究投入並沒有留下屬於自己的『績效』。」我認為今天我們在這裡發表文章並不是在爭奪分數，事實上，即使從陽明大學的學術論文發表績效評估來說，這些研討會論文發表並沒有任何分數可言。「分數」要看各自的處境而定，如果這些發表可以讓立心在未來社會局居家服務考核上增加「分數」，那自然很好，但好像也不是目前的政策。我們之所以參與，是希望彼此學習與分享各自的知識。但只從「分數」的觀點看作者的好處，而沒有看到寫文章的責任與義務，我認為過於誤導實務工作者看到文章的功利，而忽略了作者背後所代表的深沈意義。我想從單純的「作者」定義來討論這件事。要列為作者，代表作者們對文章的觀點有討論過程以及對立論有共識，因此在文章的書寫上進行分工，合力完成，並願意預備為文章所造成的後果與討論（不論好壞）進行負責與回應。（還記得去年國科會主委陳建仁掛名台大醫院內科醫生投稿的文章被指抄襲一事，他回答說他沒看過那篇文章，備受學術界抨擊一事嗎？）立心的同仁在過程中投入很多心力，沒有他們這些文章無法完成，但立心同仁也很清楚他們沒有時間與精力參與學術性文章的撰寫，事實上學術性文章的撰寫不應該是實務工作者的責任，而是開創適合實務工作者書寫風格的發表空間。因此在第一篇居服督導心路歷程的論文，我們希望立心同仁的自傳性文章可以用他們自己的形式來發表，而不受限於學術格式，來清楚界分兩種文章的文責，也代表我們清楚知道學術立場與實務立場的差異，讓各自的書寫可以獨立呈現，而不是要求兩者混為一談。第二篇研究社工與居服員衝突的文章，參與者處於對立關係，雙方各持立場，更不可能說他們都是作者並同意文章的詮釋觀點，這篇文章中從學術分析的觀點提出分析是這篇文章得以書寫的必要關鍵。第三篇居服員生命故事反應我們對居服員生命故事的歸納與反思，未必代表服務員對自我生命的定義。學術參與實務的意義在於她的獨立性格，可以超越個人與機構的立場，而試圖提出不同的觀點，希望與實務工作者彼此相互學習。雖然在這次三篇學術性文章中，資料分析與觀點的確立是我與學生經過多次討論後完成的，但我們深知將知識回饋給參與者的學術倫理，因此我們曾向立心同仁報告過一次，並獲得初步回饋，再進行後續分析並完呈現在的定稿。我們不敢說，我們在文章中所表達的觀點都是參與者所同意與認同的，因為立心同仁在文章最後定稿的參與是有限的，因此不敢說立心同仁都是作者，但感謝立心同仁的參與。這個考量是基於對文章書寫的嚴肅考慮，而不是為了「掠奪」研究的成果。在瞭解作者的意義之後，如果立心同仁認為自己應該是作者的話，事實上我也並不反對，對一個陽明大學教授而言，這些文章都是沒有「分數」的發表，但對我卻是十分珍貴的友誼與記憶，那才是真實的。

從自觀到他觀的撥洋蔥過程
楊老師提出了一個我沒聽過但很有趣的觀點，那就是「基本上，一個研究只有一個觀點，此觀點越成熟，研究的價值就越高」。一般我們會提到一個研究要有「焦點」，而不是說「觀點」，針對焦點問題提出深入的看法，這才是好的研究，楊老師可以再釐清她的說法。但從上下文看來，我想楊老師指的觀點是特定位置的人（如居服員、社工、研究者）所代表的經驗或聲音。事實上，一篇好的質性文章，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而是一種互為主體的體現過程，也就從受訪者的觀點轉化為研究者對這些觀點的再詮釋，目的是在於透過兩者的互動過程，從中發覺新的詮釋觀點。「是誰在說話？」是民族誌研究很重要的議題，因此資料分析中特別區分「自觀」(emic)與「他觀」(etic)兩種聲音，作者要交代的是他是如何從受訪者的觀點（自觀）推論到研究者所詮釋的觀點（他觀），可以讓讀者清楚知道這個觀點是誰的以及推論的過程。如果像楊老師所要求的單一觀點文章，最貼近自觀的文本就是枯燥乏味、上百頁的逐字稿，沒有研究者的剪裁與詮釋，但那也將是無法閱讀的文本。為了要可閱讀，大量的逐字稿必須要被篩選、歸納與重組，並帶入時空脈絡中，讓讀者可以感同身受並超越受訪者的觀點，呈現新的意義與詮釋。這是研究者的工作，但詮釋的功夫好壞也就決定文章的好壞。經過八零年代後現代主義的洗禮後，研究者的現身已經成為論文書寫的必要交代。因此，一篇質性文章就像是撥洋蔥一樣，有很多層次，一層一層細細撥向核心，從田野所蒐集到的文本，精心挑選出來，推敲背後的意思，放進特定時空脈絡中凸顯事件背後的核心意義。每一層都代表不同的聲音，我很高興楊老師可以讀出這是居服員的聲音、這是社工的聲音，這是研究者的聲音，這至少代表著我們有針對特定主題清楚地呈現並交代多元豐富的觀點。

居家服務是與其他工作大同小異的工作？
楊老師指出我們在文章中不斷強調居家服務是一份特別的工作，而反駁認為「它也和其他的工作大同小異」。討論居家服務到底是特別的工作還是類似一般工作的工作，是個過於粗糙的分析概念，不太具有推進討論的效能，因為居家服務做為一種工作必然有工作的共通性，但也具有她的特殊性，所以答案一定不是「是」與「否」這樣二元對立的答案。我們要指出的重點是，居家服務的情感特殊性在目前管理體制中被高度忽略與貶抑，將居家服務視為生產線般的產品管理將扼殺居家服務中案主與服務員最珍視的情感關係。我們呼籲學者與政府官員不要一面倒地從管理面向思考居家服務，而能從案主角度出發，思考如何讓居家服務體系可以讓案主有清楚的責信度、如何讓工作組織可以使服務員在工作中有成就感、讓服務員的工作條件可以更有保障。政策思維一面倒的從管理角度出發，聽不見社工、服務員、與案主的聲音，才是真正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從立心社工員、居服員的分享中最大的學習，更希望這樣的學習可以回饋到居服政策的制訂上。
我們採取批判思考是因為我們知道政策制訂中第一線工作者的聲音微弱，不是因為我們喜歡製造對立。我們書寫與發聲，是因為第一線工作者來自生命的分享，為此我們感恩。我們不輕易呼籲和諧，因為通常呼籲和諧的人都是已經掌握權力的人，他們只是要我們不要發出不同的聲音。
200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推動居家服務市場化方向後提出「管理競爭」（managed competition）政策，開放營利居家服務單位進入招標廠商。一所有七十年服務歷史歷史、規模最大（市場佔有率58％）並評價良好的非營利組織，維多利亞居家護理與居家照顧協會（VHA）因為提供較好的勞動條件給他的服務員，以至單位服務成本偏高而導致競標失敗，當年八月組織正式宣佈破產並結束營運，四百多名服務員頓時失業，兩千五百名案主失去服務，分別被其他四所得表廠商接收。作者Jane Aronson(Aronson, Denton et al. 2004)感嘆的說，失去的是不僅是案主的服務、居服員社工員的工作機會，更是一種重視服務關係、堅持助人工作價值的組織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從營利與管理績效角度的組織文化。我認為，三篇文章記錄的立心居家服務文化正是這樣一個重視人的組織文化，但也正面臨政策走向管理與市場化的危機而面臨消失。最讓人難過的是，被解聘的服務員與社工員對自己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並沒有覺察，也沒有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Aronson在訪問一位服務員時，服務員說：「我以前一直以為我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保有我的工作，看起來我實在太天真了！我應該要多兼一些工作，才不會像現在這麼慘。」換句話說，服務員只怪自己沒有多找兼差工作，以備不時之需，反而完全符合市場化政策要求勞動力更「彈性」的期待。居服員從早期領月薪的保障，到目前領時薪、工作超過四十小時但仍只能算是臨時職員，這正是符合政府要居服員「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彈性要求。把勞資爭議透過委託民營的方式轉移給民間組織，透過開放營利組織進來，政府可以稀釋民間組織團結的可能，由競爭規訓有倡導能量的民間團體，維持政府以最低預算提供最多服務的績效期待。三篇文章在反抗的正是說明居家服務不應該被視為商品，而應該被視為助人的工作，以案主、服務員、第一線專業工作者的角度，創造合理與人性的工作環境。單從成本角度思考的居家服務管理機制正成為主流思維，服務品質與服務關係在切割化的服務流程中流失。如果台灣還不趁此機會，結合實務單位共同為案主、服務員、與社工員發聲並思考對策，我擔心發生在加拿大的居服員集體失業的事件恐怕不會太遠。以楊老師學識與被政府倚重的程度，如果可以在此重大議題上多所著墨，或許會是台灣居家服務領域更大的福氣。

參考書目：
Aronson, J., M. Denton, et al. (2004). "Market-modelled home care in Ontario: Deteriorating working conditions and dwindling community capacity." Canadian Public Policy 30(1): 111-125.

附錄：
立心基金會20週年研討會回應搞
楊培珊 台大社工系副教授

I． 祝賀
今天很榮幸來參加立心基金會20週年慶研討會，聆聽大家的報告和分享，
回顧20年來的篳路藍縷和逐夢踏實，真的非常感動。在此，要誠摯地祝賀立心「生日快樂」，並祝福立心未來的發展順遂如意。我於1997年回到台灣開始在社工領域服務，很快地就和立心結了緣。由最初來參觀學習，到後來能進一步參與社工人員的督導與訓練，以及偶而以另一種身份「社會局評鑑委員」來和同仁互相溝通學習，雖然在不同的階段我和立心同仁的互動方式、深淺不同，但立心對於我在台灣老人社會工作方面的引導和協助，是令我銘感五內，念念不忘的。所以只要是立心的事，我無不盡可能地幫忙，希望能回報立心於我的恩惠於萬一。今天承蒙立心邀請來參加生日慶祝，真的是非常高興，有家人團聚的感覺，也希望大家今天能收穫豐碩。

II． 實務社工研究
今天我的任務是回應三篇有關居家服務的論文。在主要關於居家服務的回應之前，我想先談談「實務社工研究」的部分。目前由社工專協推動、執行的「老人分科分級專業訓練課程」已經穩定地舉辦，其中我們在進階班的課程中有一門「實務社工研究」，去年和今年都由我擔任授課講師，立心也有同仁參與。針對「實務社工研究」的定義，我認為簡單而言就是（1）研究目的、研究設計與執行都以實務場域為焦點，與（2）實務人員直接參與。而實務單位可以選擇獨立進行研究，或與其他研究單位合作。近來我們在社工相關期刊論文中，發現有越來越多的論文是屬於此類型的研究，顯示實務工作同仁對於研究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的害怕了。這對於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而言，真的是很重要、很有發展性的一個里程碑。今天這個時段的三篇論文也都符合「實務社工研究」的定義，由立心發動這樣的合作，研究設計與執行都以居家服務實務場域為焦點，而且有立心的同仁協助並直接參與（包括提供受訪者名單、接受訪談、參與團體等），直到今天的研討會主人都是立心基金會。
但我在講授課程的時候，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實務伙伴們，以上定義的基本精神是要讓實務單位來「掌控與主導」，所以今天論文的作者應該要包含立心基金會。實務單位不需要客氣，因為你們在研究整個過程中的投入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就該獲得研究以及論文發表的分數(credits)，否則日後這些實務研究又都只是研究者的成果而已，實務工作的研究投入並沒有留下屬於自己的「績效」。這是研究領域的現實，凡付出貢獻者必須給予作者的地位；凡沒有付出貢獻者都不能掠美他人的智慧財產。我們社工是非常強調倫理的專業，因此，對於研究倫理也理當予以最高度的尊重與依循，希望大家切切要記得。
除了形式之外，研究目的的釐清也很重要。實務研究應以實務單位和共同研究者一起討論出一個共同的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所使用的觀點。本階段三篇論文中並沒有呈現這樣子的共同目的和共同觀點，甚至反而出現明顯的目的與觀點混淆不清，例如研究者不解當初社工員為何建議某些服務員來接受訪談（目的混淆）；或是有時以居服員的觀點、有時以社工的觀點、有時又以研究者（學生）的觀點述說（觀點混淆）。基本上，一個研究只有一個觀點，此觀點越成熟，研究的價值就越高，而實務社工研究期待的是一個以實務單位為主體的研究觀點。到今天為止，我想立心基金會已經投入了相當多的承諾和時間、資源等，來探索屬於立心的成熟的觀點，可惜以這三篇論文來看，這個觀點還沒有充分地出現、成型。但我相信再繼續走下去，立心就可以把越來越多的「研究主權」掌握住，並且由內在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勇敢地、大聲地講述出來。

III． 居家服務
社會工作是一種助人的專業，居家服務是其中的一種服務方案或方式。張老
師文化出版（2001）的「助人工作者自助手冊─活力充沛的秘訣」一書中，作者湯瑪斯˙史考夫荷特說明的很清楚：在助人的專業中，「關懷」是首要條件與基本的品質要求，所以我們要努力防範自己不要失去關懷他人的能力。進一步分析，關懷是三個要素的循環圈：同理心的融合、積極的介入、和情感分離。在我們的工作中，這三個要素不斷地循環，工作者也不斷地淬煉與成長，直到我們可以自在地掌握到三者的平衡與適時地轉換。這個平衡的訓練過程，就是我們專業的核心能力的養成。今天無論是資深或資淺的社工員、資深或資淺的居服員，甚至是機構的主管和主任都一樣，我們都希望能提升專業的核心能力，好能為案主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但問題是這樣的循環非常消耗我們的「心」，因為我們不斷地融合、投入、分離，一個個案、十個、百個、好多好多。我們要怎要做才能保持一個適當的平衡呢？尤其居家服務是進入案主的生活領域，居服員又是單獨進入案主的（部分）隱私生活，他們的融合、投入、和分離是要交給他們自己去摸索嗎？以組織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不管」、或講好聽一點是「尊重」，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甚至很殘忍的。湯瑪斯˙史考夫荷特說助人者常常用我們「烏龜的腹部」（而不是烏龜的硬殼）去和別人融合，也就是持續呈現我們柔軟的一面，並用此柔軟來融入。但許多時候，我們的問題不是缺乏關懷，而是太多，不是太硬、而是太柔軟、太同理，反而可能過度受其影響，甚至造成助人者或被助者的傷害。所以保持適當的界限是絕對必要的。許多研究以不同的名詞來稱呼之，包括「不黏著的關注」、「情感投入的同時，自覺地又能保持某種情感距離的狀態」、「有點黏、有不會太黏」等等。但到底拿捏的尺度在哪裡？這個問題的答案藏在每一個個案的服務裡。我們在這三篇論文中，不斷地看到個案之間、服務員之間、社工員之間的差異性，雖然社工專業價值尊重個體的差異性，但這樣的說法太過籠統。事實上，我們有責任更仔細地去瞭解與分析這些不同的差異源自於什麼因素？是服務評估不真實？工作規範不合理？各方的溝通不清楚？或其他種種原因。總之，我們不能含糊籠統，以不同立場的人有不同的生活和意義詮釋來解釋一切，因為這種說法固然很正確，但對於我們實務工作的品質提升、對於我們助人工作者的生活與工作品質提升，並不會有實質而長遠的助益。
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協助來釐清種種實務工作上遇到的問題。我們要以非常誠實、勇敢的態度，一層層地逐漸深入去瞭解居家服務這個領域，去瞭解我們的個案和工作伙伴，也去讓個案和工作伙伴瞭解我們。經年累月之後，我們應該會對自己、對居家服務的工作，對工作伙伴們有更真實的認識與瞭解，到時候我們就可以距離「高品質」的服務與高品質的生活更進一步了。

IV． 居家服務的管理
在論文中不時出現（明顯或暗示）的一個說法是：居家服務是「特別」的工
作，例如居服員絕大多數是中年婦女、居家服務監控不易、居服員與督導的權力各有優勢，使得管理困難、督導中出現年輕社工管理類似「媽媽」角色的服務員等等。這些說法其實我們常常聽到，甚至常常自己這麼說。但現在我們要停下腳步仔細想想，居家服務真的有什麼特別嗎？不是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例如程式設計師，他們的工作也是限定於某些年齡層的人、也不容易監控、主管可能比工作者年輕很多（如YouTube創辦人陳士峻）等等。
今天我想要提供給各位一個不一樣的思考角度，就是，居家服務是一個提供很多工作機會的服務方案。雖然它是社會福利的一環，但它也和其他的工作大同小異：有工作契約、有薪水、有市場、有工作人員和案主（client or customer or consumer）、還有很多其他的競爭者，包括其他營利或非營利居家服務單位和其他可替代的服務（如機構或外勞）。雖然內心深處我們非常希望不要醒過來，還是可以藏在社會福利的保護傘之下，過我們以前以「慈善心」看待一切的日子。我們必須要認清現實，居家服務已經成為照顧產業舉足輕重的一員。
現在的產業大環境是充滿著挑戰的。跨國來台的居家服務「公司」已經出現，以後陸陸續續還會更多；公部門方面政府的政策又十分的不明確，讓大家不知道未來發展的方向何在；再加上許多其他非營利組織彼此之間的競爭/合作關係。很顯然我們不可能再關起門來自己過自己的日子了。我們必須抬起頭來看看身旁的世界，也許會發現跟我們想看到的，或是現成的資料希望我們看到的世界很不一樣。
我們要問問自己：我希望更好嗎？我希望卓越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可以參考一下Jim Collins所寫的「從A到A+」和「從A到A+的社會」。我們不是要學習企業的語言與操作，而是要學習、要和企業一樣擁抱「卓越的語言」。Collins認為非營利組織前進的主要關鍵在於「品牌聲譽」，支持者是衝著這塊「招牌」而來，這個招牌是以具體的成果和共通的情感為基礎，使得潛在支持者不只認同你們的使命，同時也相信你們有能力達成使命。
在一塊招牌底下，我們必須「同心一體」，在企業或非營利組織都一樣，我們在某機構工作，不是為取得個人的成就，而是相信組織的宗旨與目標，並基於工作契約而同意加入組織的大家庭。如果任何人認為個人的工作成就（金錢、心理、情感等）是他最大的需求，那麼他應該選擇自己創業，而不是加入組織。所以我們有社工師工作室，也有自己在家接案的「個體戶」居服員。但如果今天我們是在同一個組織內工作，我們對這個組織就有承諾，而組織也有責任來執行他的任務，完成他的使命。這樣的組織，必須有清楚的規範與強調紀律的文化。規範與紀律和願意溝通、增進瞭解並不衝突，兩者都很不可或缺。
三篇文章中我不斷地看到一個現象：對規範與紀律的「躲躲藏藏」（例如必須用比較軟性的言語討論），以及將執行紀律視為「衝突」，好像我們只能生活在一個完全和諧的無菌世界，而無法面對現實。其實，督導和居服員只是執行不同的工作角色，但他們所依據的機構和外在規範與契約都是一樣的，他們彼此也是合作、合一的關係，來共同完成居家服務的任務，而不是對立的關係。我認為，當我們在分析居家服務時，一定要省思到我們文化中對於較低薪的，或年輕的工作者的潛在的、集體的不平等態度，並致力於打從內心讓自己反轉這樣的不平等態度，打從內心尊重彼此的工作，不論年齡、不論學歷，之後才能更實際地來理解居家服務團隊中所有工作者齊力創造績效的意義是如何產生的。而當我們真的瞭解到這個意義之後，也更有可能產生、發揮我們團隊的力量，達到更卓越的境界。最終當組織、所有的工作同仁和案主都贏、都因我們的團隊獲益，才是我們追求卓越最根本的目的。

V． 另一種觀點：感恩
10月16、17日兩天，台大社工系舉辦「2007社會品質指標第一次工作坊」，
與會朋友們熱烈地討論如果在台灣討論社會品質，有哪些重要的指標？其中有一位社會人士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見，她認為一個有品質的社會必須大家能擁有一顆感恩的心，知福、惜福、再造福。
我想今天也可以用「感恩」的觀點來結束我的回應。換另一句話說，就是欣
賞與感謝。我們感謝立心基金會20年走來始終如一，堅持奉獻社會，也堅持用專業的、高品質的理念來執行所有的工作，並用最柔軟的心對待會內的工作同仁、外界的合作伙伴、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案主。沒有這樣的堅持，我們今天的慶祝不會有這麼好的研討會，而可能只是大家來行禮如儀罷了。其次，我們要欣賞與感謝立心的工作同仁，在忙碌而緊湊的工作計畫中，還能加入研究，再加上還有陽明衛福所的同學們努力參與，大家一起呈現了一個完整的研究過程，由緣起到結尾的分析與報告，實在值得大大鼓勵。
我們更感謝我們的案主，因為有你們，我們助人工作者才能藉著這種方式來完成我們生活中的各種任務，以及人生終極的追尋，那就是合一。希望我們大家能懷著感恩的心情，以感恩的觀點，來看待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伙伴，和我們的案主。那麼，也許周遭阻礙我們精進的因素，都可以慢慢地化去，而鼓勵、支持我們精進的因素，都可以慢慢地明顯。
宋朝理學大師張載（橫渠）開啟了中國文化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傳統。天地無心或說天地不仁，原本是自然的不變法則，換句話說，自然或人生本來就展現殘酷無情的本質。但正因如此，我們更要誓言以夸父追日的精神，以我們的工作和奉獻，來為無情的天地和人生開發一片心。這片心讓人民百姓能夠有所安頓，安身立命各得其所，達到「幼有所養、壯有所用、老有所終」的理想。

謹以此「立心」大願祝福所有今天與會的朋友。

生命苦難的刻痕--一位精障倖存者的故事

請看這張照片，你看到什麼？他們是一對彼此相愛的祖孫，但他們並不只是一對祖孫而已。這位祖母是Elly Litvak，她是一位心理諮商師，但也是一位精障倖存者，為了逃離充滿語言與精神暴力的家庭，她嫁給一位她不愛的男人，遠赴以色列。當她想要離婚，自立生活時，她被丈夫通報為精神病患，進入精神病院，剝奪了孩子的監護權。在病院裡，她極度思念她的孩子，為了孩子再次團聚，她穿戴起儀式性的衣服與帽子，想像在羽毛、豹皮等具有神奇力量的材料幫助下，她可以再度與孩子重聚。她被診斷為躁鬱症，長期監禁在精神病院中。她靠自己的力量，走上復原之路，她做瑜珈，體驗到在吸納中與天地合一；她努力打破自我破壞的思考循環，告訴自己：自己是好人，值得被愛；她從志工做起，找回自己的信心與尊嚴；她開始工作，脫離社會救助的行列。過程中，她不斷禱告她的孩子一切安好。多年後，她終於與她的孩子重逢，她才知道她的孩子長年接受心理治療，試圖撫慰失去母親的傷痛。在她的孩子與伴侶的支持下，Elly把她的生命故事化成舞台劇(Now Who's Crazy Now, http://www.whoscrazynoew.com/)，四處表演給社會大眾，讓社會大眾瞭解精神病患的生活世界，也讓精神病患知道自己是可以復原的。
Elly的故事是一個在家得不到溫暖與保護的孩子自我找尋生命出路的過程，誰能不佩服她在過程中的勇氣？她的故事是一個女人在父權的家庭結構與精神醫療結構下，被剝奪母職的悲慘故事。她只是一位想要與孩子團聚的母親。
在看完她的表演後，我要求她與她的孫女合照，當她的孫女一手摟上她的肩膀時，我知道這一臂之長的距離，是Elly一生努力奮鬥得來的。祝福他們！也祝福尚在奮鬥中的精障倖存者！

真正的學術人

Adrienne Chambon是教我認識傅柯的老師，他所編的Reading Foucault for Social Work是社工界第一本以傅柯為主的社工書籍，是當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暢銷書籍，在各社工期刊都有很好的書評。這次回到多倫多，與他喝咖啡時，我問他為何不應出版社的要求，繼續編第二本傅柯與社會工作的書？他回答說，「我要做新的東西，傅柯又不是我的地盤，需要我要不斷出書來宣示這是我的專長。」如同傅柯要求讀者不要把他固定在特定類型的思考，我的老師也一樣自我要求在思考上不斷創新與前進。當下，我感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術人。
我問他最近的研究取向，他說他開始思考藝術與社工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社工知識以文字書寫的方式過於狹隘，只有少數人願意或可以書寫、閱讀，但藝術（圖片、畫作、舞蹈、戲劇）卻是人人都可以參與的溝通形式。我問他，那這樣的研究不是很難找到期刊發表嗎？他笑笑說，對阿！所以我寫的東西都不在正式期刊中。不過，我真的很享受這個探究的過程。每天都有新的想法、新的刺激。他與我分享，一個由一群女性街友創作的繪畫計畫；一個由學生參與完成的紀錄片放映會。他說，我們社工服務的對象都可以透過藝術的方式改變我們與他們互動的形式，深化我們對他們的認識，這對我們社工的實務是多麼大的突破！
他完全不在意他的研究是否可以發表？或發表在SSCI期刊上？只關心社工知識發展是否因此而有新的突破與空間。他對知識的熱情讓我看到真正學術人的理想。這或許是這次進修最大的收穫。

敘事與社工

2007年『教育探究另類取徑：自我敘說與社會參與』研討會
〈圓桌論壇：自我敘說與社會實踐〉引言稿
看著當權者的眼睛，大聲說「不！」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王增勇
2007/06/29

有人說，九０年代是社會福利的「黃金十年」，
因為我們通過了大量的社會福利法規；
但我認為，九０年代是社會工作專業良知最煎熬的時刻，
因為我們大量地被吸納進入體制內，
與我們矢口要服務的弱勢族群漸行漸遠。

工作，要考證照；
背誦著工作中用不上的理論，
我們放棄自己追求答案的權利。
評鑑，要會寫漂亮的數據；
書寫著委員理想中的圖像，
我們失去表達實務困境的機會；
升等，要寫英文文章，
思考著期刊編輯有興趣的題目，
我們不再擁有與身邊伙伴對話的能力；
書寫，總是為著不認識的陌生人。

曾經存在於竊竊私語、促膝長談的親密對話空間逐漸被吸納而消失，
社工與案主的故事逐漸只允許一種形式的聲音被聽見、被敘說；
無所不在的表格，時時提醒著我們要以統治者的角度，
「正確地」詮釋案主的世界；
逐漸地，我們聽不懂案主的聲音，
一如體制不懂我們工作的辛苦；
我們聽不見彼此的聲音，
一如我們聽不見自己當初要作社工的召喚。

當我們正為自己在體制內努力掙得的位置而沾沾自喜之際，
巨大的孤立與斷裂正累積在每個有血有肉的社工人心中，
卻沒有語言可名之；
當我們忠實地將案主分門別類送進福利體制的生產線上，
因為不符規格而被淘汰的需求，時時考驗著我們信守的工作理念，
卻沒有伙伴可以訴說。
我們唯恐自己是團體內的異端，
小心收藏著自己的情緒，唯恐被認出。
靜靜等待著，
起義的大纛被舉起。

有個故事是這樣的…

不久以前，
有一個學者到美國進修，
回國後舉著「優點個案管理」的牌位，
昭告天下：這是台灣家庭暴力服務體系的未來趨勢；
透過國家、民間組織、學者三位一體的加持下，
優點個管的語彙成為家暴體系中最時髦的名詞。

一群社工被欽點成為優點個管聖殿的守護女神，
背負著宣揚優點個管的使命，
在研討會上，只要主管一個眼神，
女神們就身先士卒地舉手發言，
證明優點個管的神效。

直到，有一天，女神們發現：
為了配合研究，他們花大量的時間寫報表；
為了完成案例報告，他們沒有時間與個案相處；
即使個案沒有進展，他們也要依進度生產報告；
他們不知道，到底他們服務案主，是為了研究還是案主？

他們被要求無限制地提供友誼支持，
卻發現機構並沒有相對減輕他們的工作量；
他們被要求「優點」地對待案主，
卻無法要求機構「優點」地對待他們；
這個矛盾被埋在深處，
因為優點個管是不容質疑的，
做不到一定是個人的專業能力問題。
他們以為自己是神選的子民，
卻發現那些沒被選擇的過的比他們幸福；
女神生氣了！

在一場被機構指示進行的行動研究中，
女神們聚在一起敘說原本被預設的腳本，
意外地卻浮現「為什麼優點個管只能是專家詮釋下的版本？」的提問，
女神們開始尋找自己所認識的優點個管，
並集體把它書寫成「我與優點個管之間的舞曲」報告。

這回，機構主管生氣了，
說這個研究裡只有「敘說」，沒有「行動」，所以不是行動研究，
「敘說」不是「行動」，因為女神沒有依照原先說好的腳本演出；
當被消音的故事開始被敘說與被聽見時，
被壓在底層的社工員超越了對權威的依賴，
相信自己的經驗是值得被敘說的，
說出的故事值得被紀錄成文字，
當個人的故事被說出時，其他社工的故事也蓄勢待發，
因為這是屬於這個世代的社工人共同的故事，
誰說，敘說不是行動？！

機構需要優點個管為機構的祖靈增加靈力，
好維持機構下次競標的爭奪賽中脫穎而出。
在機構二十週年的研討會上，
女神們堅持以自己的面貌出場，
要面對所有的當權者，
大聲說：不！這是我的故事，沒有人可以否定她！

女神，當他勇敢的說出自己的故事，
此時才真正地成為可以召喚眾人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