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外勞應納入長照體系
2011-04-29 中國時報 【陳正芬、王增勇】
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的行政院《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對於多達十八萬的家庭外籍看護工,僅規範其應受訓練,我們認為不足以解決目前外籍家庭看護工與長期照顧雙軌制所造成的諸多問題。政府需要更積極地將外籍家庭看護工整合進入長期照顧體系,才足以保障照顧服務品質與外勞的勞動權益。
目前政府規定,使用外籍家庭看護工者不能使用政府補助的長期照顧服務,因此形成雙軌制度,民眾被迫在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國內長期照顧之間做出抉擇。自一九九二年開放外勞以來,因為國內長照服務的不足,外勞成為民眾不得不的選擇,此一「補充性」人力之人數從一九九二年的三○六人一路攀升至二○一一年的十八萬多人。相對地,同時期政府大力發展的本國居家服務使用人數,卻僅及家庭外籍看護工人數的十三%。
相較於以鐘點計算且僅在日間時段提供的居家服務,對許多有職照顧者而言,若下班後還須承擔照顧責任,體力往往不堪負荷,提供二十四小時貼身照顧的外籍監護工,無疑具備服務時間高度彈性的優點。另一方面,須遠離家園與親人、長期被貼上「不孝」汙名的機構式服務,往往成為最後的選項。致使外籍看護工脫胎換骨成為符合我國孝道傳統的在地老化服務模式。
但是,長照政策將雇用外勞家庭排除在國內長照服務之外的效應是,讓家庭與外勞獨自承擔照顧重度失能者的負荷,導致家庭外勞照顧是透過違反相關勞動法規與剝削外籍看護工的形式執行。絕大多數的外籍看護工皆與被看護者同居一室,看護工常難以獲得足夠的休息;外籍看護工在雇主要求下違法從事管路照護或更換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雇主濫用外籍看護工的結果即是照顧品質的下降;例如外籍看護工因身心負荷,致使工作疏忽而致被照顧者跌倒受傷。剝奪外籍看護的勞動權益,實則是間接損害了對被照顧者的照顧品質,也讓台灣人權記錄留下汙點。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外籍看護工早已成為我國主要的長期照顧人力。為了改變雙軌分立的長期照顧政策,外籍看護工應被納入長期照顧政策架構下整體考量,《長期照護服務法》不僅不應排除家庭外籍看護工的適用,更應讓本法成為終結雙軌制長期照顧體系的開始。我們建議以下步驟:
首先,讓外籍看護工的管理訓練與勞動條件逐漸與本國籍居家服務員趨於一致,落實每工作六天給予一天休假日的勞動條件。其次,應規範人力仲介公司的業務侷限於外籍看護工的人力媒合,外籍看護工進入家庭場域後的管理與指導,應由熟悉家庭內照顧工作的居家服務單位進行,讓國內重度失能者都可一體納入長照體系的管理與支持中。目前雇主繳納的每月兩千元就業安定費,應可勻撥部分成為家庭外勞督導方案的財源,同時不額外增加雇主的負擔,而又能夠確保服務的品質。而看護工休假或返國期間的人力需求亦可透過居家服務單位協助雇主媒合本國居家服務的進入。
最後,我們建議逐步將家庭外勞的聘僱模式由目前的個人聘僱改成居家服務機構聘僱,根本解決家庭外勞勞動權益無法被保障的問題;同時也讓雇用外勞的家庭可以要求機構對外勞的教育訓練與服務品質負起責任。
唯有外籍看護工與本國籍長期照顧體系逐步銜接與配合,才有可能讓外籍看護工的勞動條件獲得保障,如此,方有可能讓雇主與外籍看護工之間的關係,不再是支配與剝削的衝突,而可有機會發展為互賴與互信的伙伴關係,也才能保障被照顧者的品質。(陳正芬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王增勇為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2009年4月1日 星期三
良好的照顧人力遠比族群背景重要
報載規劃中的長照保險初步決議將外籍家庭看護工納入保險現金給付範圍。迴異於以往迴避或仇視外籍看護工的長照政策,對於這項重大政策決定,站在家庭照顧者的立場,我們深表歡迎與肯定規劃小組的務實態度。家庭外勞的困境在之前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中隻字未提,只要求勞委會嚴格把關。當政府對已經在照顧台灣失能民眾的十六萬家庭外勞撒手不管的同時,不僅沒有深切自我反省制度的缺失,反而責怪人民都使用外勞而不使用政府規劃的長照服務,為自己政策無能的脫責藉口。
站在家庭照顧者的立場,我們認為可以提供良好照顧品質的人力,遠比族群背景重要。如同本勞有好有壞一般,我們可以舉外勞在公園聊天、偷閒的例子,但我們身邊也都不乏任勞任怨、與病人建立良好關係的外勞故事。用種族來決定能否提供好的照顧服務不僅沒有反應事實,也淪於種族歧視之嫌,以粗糙的「本勞/外勞」二元對立做為長照政策的論述只會阻礙我們更精準地評估長照政策。我們很慶幸規劃小組可以超越本勞與外勞的框架思考。
精確的說,規劃小組勢將居家二十四小時照顧服務納入給付項目,只是服務是由外勞提供。居家照顧是符合在地老化原則,也是最符合目前台灣多數老人期待的照顧模式。不過將外籍家庭監護工所提供的二十四小時居家照顧納入給付範圍,勢必會引發是否鼓勵使用外勞,進而阻礙其他長照服務的使用,甚至剝奪透過長照的實施創造本勞就業機會的疑慮。我們認為關鍵在於長照管理體系的建立,如果外籍家庭監護工納入長照管理體系,目前外勞的使用與分配會更合理,濫用的情況反而可以得到控制。長照服務項目的選擇是掌握在長照的個案管理師手上,不是在案主身上,因此是該使用本勞的居家服務或是外籍家庭監護工,應該屬於個案管理師的專業判斷,不決定在外籍家庭監護工是否被納入給付範圍。因此,擔心開放給付會阻礙長照的發展是多慮了。
目前外籍家庭看護的進用基本上取決於使用者費費能力的市場機制,長期照顧管理體系的介入僅有在最後本勞媒介的關卡,在外勞使用成本遠低於本勞提供的居家照顧的市場落差下,家庭很自然使用外勞。事實上,目前外勞照顧的失能者是二十四小時的全日居家照顧,這樣的照顧形式很少本勞願意提供,目前本勞願意到醫院從事全日或半日看護照顧,但因為價格昂貴,很少家庭可以長期使用。目前本勞提供的居家服務多半是短時數、低頻率的到宅服務,因此外籍家庭監護工與本勞居家服務員之間的工作是相對區隔的市場。
相反的,外籍家庭監護工一旦被納入長照管理體系,國家就應該對外籍家庭監護工的服務品質有所規範,而不是像現在都由家庭或仲介承擔。勞委會與衛生署應該盡早規劃國與國直接引進的外勞服務模式,由長照管理中心直接管理與督導。外勞的教育訓練、休假與督導,都需要本勞的投入,反而可以創造本勞的工作機會。如果我們嚴格要求外籍家庭監護工每週休假一日,目前幾乎全年無休的十六萬家庭外勞就需要兩萬三千本勞進入成為替代人力。如果以居家服務督導每人負責六十名個案的案量來計算,十六萬雇用外勞家庭就需要兩千七百個專業護理或社工人員進行日常輔導。如果外籍家庭監護工需要取得國內照顧服務員的資格,教育訓練課程也同樣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同台灣很多醫院專門辦理外勞健康檢查業務一般。總之,外勞在台灣長期照顧中的貢獻與重要性是需要被正視的事實,規劃小組決定面對這個棘手的議題,勇氣可嘉,希望是消弭與突破台灣長照政策長期仇視外勞論述的開始。
站在家庭照顧者的立場,我們認為可以提供良好照顧品質的人力,遠比族群背景重要。如同本勞有好有壞一般,我們可以舉外勞在公園聊天、偷閒的例子,但我們身邊也都不乏任勞任怨、與病人建立良好關係的外勞故事。用種族來決定能否提供好的照顧服務不僅沒有反應事實,也淪於種族歧視之嫌,以粗糙的「本勞/外勞」二元對立做為長照政策的論述只會阻礙我們更精準地評估長照政策。我們很慶幸規劃小組可以超越本勞與外勞的框架思考。
精確的說,規劃小組勢將居家二十四小時照顧服務納入給付項目,只是服務是由外勞提供。居家照顧是符合在地老化原則,也是最符合目前台灣多數老人期待的照顧模式。不過將外籍家庭監護工所提供的二十四小時居家照顧納入給付範圍,勢必會引發是否鼓勵使用外勞,進而阻礙其他長照服務的使用,甚至剝奪透過長照的實施創造本勞就業機會的疑慮。我們認為關鍵在於長照管理體系的建立,如果外籍家庭監護工納入長照管理體系,目前外勞的使用與分配會更合理,濫用的情況反而可以得到控制。長照服務項目的選擇是掌握在長照的個案管理師手上,不是在案主身上,因此是該使用本勞的居家服務或是外籍家庭監護工,應該屬於個案管理師的專業判斷,不決定在外籍家庭監護工是否被納入給付範圍。因此,擔心開放給付會阻礙長照的發展是多慮了。
目前外籍家庭看護的進用基本上取決於使用者費費能力的市場機制,長期照顧管理體系的介入僅有在最後本勞媒介的關卡,在外勞使用成本遠低於本勞提供的居家照顧的市場落差下,家庭很自然使用外勞。事實上,目前外勞照顧的失能者是二十四小時的全日居家照顧,這樣的照顧形式很少本勞願意提供,目前本勞願意到醫院從事全日或半日看護照顧,但因為價格昂貴,很少家庭可以長期使用。目前本勞提供的居家服務多半是短時數、低頻率的到宅服務,因此外籍家庭監護工與本勞居家服務員之間的工作是相對區隔的市場。
相反的,外籍家庭監護工一旦被納入長照管理體系,國家就應該對外籍家庭監護工的服務品質有所規範,而不是像現在都由家庭或仲介承擔。勞委會與衛生署應該盡早規劃國與國直接引進的外勞服務模式,由長照管理中心直接管理與督導。外勞的教育訓練、休假與督導,都需要本勞的投入,反而可以創造本勞的工作機會。如果我們嚴格要求外籍家庭監護工每週休假一日,目前幾乎全年無休的十六萬家庭外勞就需要兩萬三千本勞進入成為替代人力。如果以居家服務督導每人負責六十名個案的案量來計算,十六萬雇用外勞家庭就需要兩千七百個專業護理或社工人員進行日常輔導。如果外籍家庭監護工需要取得國內照顧服務員的資格,教育訓練課程也同樣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同台灣很多醫院專門辦理外勞健康檢查業務一般。總之,外勞在台灣長期照顧中的貢獻與重要性是需要被正視的事實,規劃小組決定面對這個棘手的議題,勇氣可嘉,希望是消弭與突破台灣長照政策長期仇視外勞論述的開始。
2007年5月8日 星期二
回應林萬億對外勞與長期照顧的看法
外勞不是推動長期照顧政策的障礙!
王增勇(陽明大學助理教授、台社社員)
報載規劃長期照顧政策的林萬億政務委員在內政部舉辦的訓練中表示,雇用外勞削減了政府推動長期照顧計畫的努力,並以大安森林公園旁菲傭放任老人一旁聚集聊天為例,說明外勞不是好的照顧選擇。個人以為,這種倒果為因、將外勞視為長照政策要解決的「問題」的論述,其實才是目前政府無法有效推動長期照顧的盲點所在。移民/工現象就像照妖鏡一般,對歐美福利國家的社會權共識形成最大挑戰,它讓我們看見福利國家背後影射的公民權是有界線的,其範圍僅限於有公民身份的人,而排除那些在這片土地上奉獻但沒有身份的外人;它搓破福利國家原先標示的社會共融與團結的假象。真相是,歐美政府得以維持福利制度其實是透過照顧勞動市場的彈性化與去規範化將成本轉移給不被勞動法令保障的次級勞動人力,尤其以外勞為主。換句話說,照顧工作早已經成為全球分工的體系,不再只是個人家庭、或是過內社會群體內部的分工。面對福利制度是建立在對移工/民的剝削上的事實,政府以「外勞不懂本地語言,所以本質上就不適合照顧本國人」、「外勞剝奪排擠我們的就業機會」、「他們只是來賺錢無心照顧老人」的說法把外勞的存在當作「問題的根源」,而忽略雇用外勞是公共照顧體系不足的制度所造成的結果。家庭幫傭利用老人散步時間集結交換訊息,是家庭照顧勞動人際孤立的環境所造成的自然行為,不是菲律賓移工的本質。用種族來認定能否提供好的照顧服務不僅沒有反應事實,也淪於種族歧視之嫌。林政委的發言讓人擔心的是,做為目前福利制度主要規劃者,他以粗糙的「本勞/外勞」二元對立做為長照政策的論述只會阻礙我們更精準地評估長照政策。把降低外勞當作長期照顧政策的目標本身就是個錯誤的決策,但卻是目前民進黨政府的主流想法。諷刺的是林政委是台灣早期倡導社會權與福利國家的主要學者,長期以人權為訴求推動普及式福利的建立,在面對移工/民議題上,人權與正義的價值信念居然不敵台灣人中心的族群歧視思維,讓人失望。
長照政策的目標應該是提供台灣人民在老年照顧上更多具可近性、可負擔的服務選擇,使老人與其家庭的生活品質得以維持。如果政府無法提供合用、適當、可負擔的照顧服務,便宜又好用的外勞自然成為人民在市場上的最理性選擇。人民選擇外勞是因為福利政策讓人民沒有更好的替代選擇,人民選擇外勞是因為勞動政策讓外勞的勞動條件遠低於一般本籍勞工且容易被剝削。外勞好用是政策的結果,不是外勞或是雇主自身的意願。試問:十年長照計畫是否可以讓人民以雇用外勞的相同或稍高的價格雇用可以提供週末與晚上照顧的本籍勞工?如果不行,長照計畫不可能取代外勞。如果外勞不可取代,那政府應該如何創造一個保障受照顧者與外勞雙方權益的環境?那才應該是政策的目標。但以目前長照十年的規劃,政府雖然依照失能程度與經濟狀況提供不同時數的居家服務,但需要長時數的失能者仍將被迫選擇外勞。換句話說,目前規劃案並沒有要讓目前雇用外勞的家庭可以本籍勞工所提供的居家服務來取代,既然外勞照顧的重度失能者並非長期照顧計畫要涵蓋的對象,又何來外勞是推動長期照顧的障礙之說?長照計畫將失能者分三級,重度失能者的界定是一天需要五小時照顧的失能者,而不是外勞照顧的失能者(經醫療團隊認定需要二十四小時照顧者),重度失能者政府補助每月90小時,一般戶需自費4860,每天(不包括週末)可以有四至五小時的服務。如果需要更多時數就要以每小時180元來自費購買,如果將外勞費用(約一萬八)全部拿來買服務,可以增加每月100小時,每天可以增加五小時,共九小時的照顧,但仍不包括晚上與週末。光從經濟角度來看,目前雇用外勞的家庭要改雇本勞的可能性就不高。其次,相較於外勞,本勞比較受到勞動保障。本籍勞工的居家服務是定時上班,時間到就離開,工作項目需要督導評估後同意才進行;家人能做的,服務員不做;家屬或受照顧者如果不尊重服務員,服務可能會被撤銷;而且有許多職場保護的規定,例如不爬高處打掃因為怕服務員跌倒、不提重物因為會造成背部職業傷害。休假比照政府規定,過年加班要加班費。這些勞動保障規定都會讓家屬感到本勞不好用而偏向雇用外勞。如果政府覺得外勞是推動長照計畫的障礙,那政府應該提高基本工資、允許外勞組織工會、允許外勞更換雇主、將外勞納入勞基法保障並加強勞動契約的落實,讓台灣民眾感到外勞並不那麼「好用」而願意考慮雇用本勞。一方面放任外勞勞動權益被剝削,讓民眾趨之若鶩;另一方面又指責外勞阻礙民眾使用本勞,豈不是相互矛盾的說詞?
當人民被政策迫使去雇用外勞後,政府將雇用外勞看護的家庭排除在申請服務資格,換句話說,政府是將最嚴重的失能者推給外勞,而且不得再申請政府提供的長照服務,導致許多家庭外勞不得正常休假。外勞團體要求開放使用外勞家庭可以申請政府補助的長照服務做為喘息服務,並不是「鼓勵雇用外勞」、也不是「增加外勞的福利」,而是確保外勞在充分休息情況之下,保障失能者與家庭的權益。拒絕雇用外勞家庭申請服務懲罰的不僅是外勞,更是失能者與其家庭。雇用外勞的家庭因為雇用外勞而被剝奪接受政府保障最低生活水準的公民權。從劉俠事件開始的一連串外勞攻擊雇主事件不就是這樣政策造成的後果?家庭外勞的困境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中隻字未提,只要求勞委會嚴格把關。當政府對已經在照顧台灣人民的十三萬家庭外勞以及失能者家庭撒手不管的同時,沒有深切自我反省制度的缺失,反而責怪人民都使用外勞而不使用政府規劃的長照服務,以受害者作為自己政策無能的脫責藉口。這已經不是台灣人中心的種族歧視思維而已,而是掌權者慣用的製造人民對立的分化手段。
王增勇(陽明大學助理教授、台社社員)
報載規劃長期照顧政策的林萬億政務委員在內政部舉辦的訓練中表示,雇用外勞削減了政府推動長期照顧計畫的努力,並以大安森林公園旁菲傭放任老人一旁聚集聊天為例,說明外勞不是好的照顧選擇。個人以為,這種倒果為因、將外勞視為長照政策要解決的「問題」的論述,其實才是目前政府無法有效推動長期照顧的盲點所在。移民/工現象就像照妖鏡一般,對歐美福利國家的社會權共識形成最大挑戰,它讓我們看見福利國家背後影射的公民權是有界線的,其範圍僅限於有公民身份的人,而排除那些在這片土地上奉獻但沒有身份的外人;它搓破福利國家原先標示的社會共融與團結的假象。真相是,歐美政府得以維持福利制度其實是透過照顧勞動市場的彈性化與去規範化將成本轉移給不被勞動法令保障的次級勞動人力,尤其以外勞為主。換句話說,照顧工作早已經成為全球分工的體系,不再只是個人家庭、或是過內社會群體內部的分工。面對福利制度是建立在對移工/民的剝削上的事實,政府以「外勞不懂本地語言,所以本質上就不適合照顧本國人」、「外勞剝奪排擠我們的就業機會」、「他們只是來賺錢無心照顧老人」的說法把外勞的存在當作「問題的根源」,而忽略雇用外勞是公共照顧體系不足的制度所造成的結果。家庭幫傭利用老人散步時間集結交換訊息,是家庭照顧勞動人際孤立的環境所造成的自然行為,不是菲律賓移工的本質。用種族來認定能否提供好的照顧服務不僅沒有反應事實,也淪於種族歧視之嫌。林政委的發言讓人擔心的是,做為目前福利制度主要規劃者,他以粗糙的「本勞/外勞」二元對立做為長照政策的論述只會阻礙我們更精準地評估長照政策。把降低外勞當作長期照顧政策的目標本身就是個錯誤的決策,但卻是目前民進黨政府的主流想法。諷刺的是林政委是台灣早期倡導社會權與福利國家的主要學者,長期以人權為訴求推動普及式福利的建立,在面對移工/民議題上,人權與正義的價值信念居然不敵台灣人中心的族群歧視思維,讓人失望。
長照政策的目標應該是提供台灣人民在老年照顧上更多具可近性、可負擔的服務選擇,使老人與其家庭的生活品質得以維持。如果政府無法提供合用、適當、可負擔的照顧服務,便宜又好用的外勞自然成為人民在市場上的最理性選擇。人民選擇外勞是因為福利政策讓人民沒有更好的替代選擇,人民選擇外勞是因為勞動政策讓外勞的勞動條件遠低於一般本籍勞工且容易被剝削。外勞好用是政策的結果,不是外勞或是雇主自身的意願。試問:十年長照計畫是否可以讓人民以雇用外勞的相同或稍高的價格雇用可以提供週末與晚上照顧的本籍勞工?如果不行,長照計畫不可能取代外勞。如果外勞不可取代,那政府應該如何創造一個保障受照顧者與外勞雙方權益的環境?那才應該是政策的目標。但以目前長照十年的規劃,政府雖然依照失能程度與經濟狀況提供不同時數的居家服務,但需要長時數的失能者仍將被迫選擇外勞。換句話說,目前規劃案並沒有要讓目前雇用外勞的家庭可以本籍勞工所提供的居家服務來取代,既然外勞照顧的重度失能者並非長期照顧計畫要涵蓋的對象,又何來外勞是推動長期照顧的障礙之說?長照計畫將失能者分三級,重度失能者的界定是一天需要五小時照顧的失能者,而不是外勞照顧的失能者(經醫療團隊認定需要二十四小時照顧者),重度失能者政府補助每月90小時,一般戶需自費4860,每天(不包括週末)可以有四至五小時的服務。如果需要更多時數就要以每小時180元來自費購買,如果將外勞費用(約一萬八)全部拿來買服務,可以增加每月100小時,每天可以增加五小時,共九小時的照顧,但仍不包括晚上與週末。光從經濟角度來看,目前雇用外勞的家庭要改雇本勞的可能性就不高。其次,相較於外勞,本勞比較受到勞動保障。本籍勞工的居家服務是定時上班,時間到就離開,工作項目需要督導評估後同意才進行;家人能做的,服務員不做;家屬或受照顧者如果不尊重服務員,服務可能會被撤銷;而且有許多職場保護的規定,例如不爬高處打掃因為怕服務員跌倒、不提重物因為會造成背部職業傷害。休假比照政府規定,過年加班要加班費。這些勞動保障規定都會讓家屬感到本勞不好用而偏向雇用外勞。如果政府覺得外勞是推動長照計畫的障礙,那政府應該提高基本工資、允許外勞組織工會、允許外勞更換雇主、將外勞納入勞基法保障並加強勞動契約的落實,讓台灣民眾感到外勞並不那麼「好用」而願意考慮雇用本勞。一方面放任外勞勞動權益被剝削,讓民眾趨之若鶩;另一方面又指責外勞阻礙民眾使用本勞,豈不是相互矛盾的說詞?
當人民被政策迫使去雇用外勞後,政府將雇用外勞看護的家庭排除在申請服務資格,換句話說,政府是將最嚴重的失能者推給外勞,而且不得再申請政府提供的長照服務,導致許多家庭外勞不得正常休假。外勞團體要求開放使用外勞家庭可以申請政府補助的長照服務做為喘息服務,並不是「鼓勵雇用外勞」、也不是「增加外勞的福利」,而是確保外勞在充分休息情況之下,保障失能者與家庭的權益。拒絕雇用外勞家庭申請服務懲罰的不僅是外勞,更是失能者與其家庭。雇用外勞的家庭因為雇用外勞而被剝奪接受政府保障最低生活水準的公民權。從劉俠事件開始的一連串外勞攻擊雇主事件不就是這樣政策造成的後果?家庭外勞的困境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中隻字未提,只要求勞委會嚴格把關。當政府對已經在照顧台灣人民的十三萬家庭外勞以及失能者家庭撒手不管的同時,沒有深切自我反省制度的缺失,反而責怪人民都使用外勞而不使用政府規劃的長照服務,以受害者作為自己政策無能的脫責藉口。這已經不是台灣人中心的種族歧視思維而已,而是掌權者慣用的製造人民對立的分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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