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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日 星期三

憶 王行

  王行
2017/7/28

我們原是極為不同的社工人,卻成為相互攜行的伙伴。

醉心於心理諮商的你曾說過,解嚴後的社會運動常常走上街頭,五二0農民街頭運動聚集在立法院前時,你從中央大樓走出來,覺得街頭運動與你在華明中心所做的諮商工作無關,相信在諮商室裡的接納與包容能帶給人重新整合的力量;而我正好相反,剛拿到社工碩士回台的我,一頭栽入解嚴後的社會福利運動,相信改變結構比幫助個人更重要。我們相互知道,但沒有交集,直到後來我們開始批判社工師證照制度,舉目望去社工界願意反省證照的人寥寥無幾,你、我加上陶蕃瀛三人因為批判證照被稱為社工三怪。對於這種封號,你從來不以為意,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因為我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當我開始進入行動敘事研究取向後,我們合作指導學生論文的機會就越來越多。你總是能直指人心地點出學生在家庭與親子關係中的核心議題,並在既有的故事中,翻轉新的視角。許多學生把你視為另一個爸爸或另一個媽媽,認為你是他們生命中最瞭解他們的人。這是我很難想像的關係。最讓我無法想像的是,你最愛放學生鴿子,但學生依然愛你!有次我搭你的休旅車南下東海,一上車,你就說:「因為我個子小,所以我要開大車!這樣才有掌控感!」拿自己身高開玩笑,還進行了心理分析,這是屬於王行的幽默!途中,你的手機忽然響了,應該是久候多時的學生打電話,聽見你說:「欸呀!真是不好意思!我忘了今天跟你有約,我現在人在高速公路上!我們再改約其他時間。」這種爽約的事情是我當時絕對不允許自己發生的狀況,但放學生鴿子似乎是當王行學生的日常,居然他們還是如此愛他!讓我匪夷所思。後來,我的學生口試,王行又來一次失蹤記,打給他的時候,他正在陪王媽媽買菜。以後找他口試的學生,我都千叮嚀萬囑咐地要一再提醒他。

2012年社工師考試,我收到邀請出題「直接服務」科目,命題人需要邀請另一位閱卷人。我與王行批評社工師考試只重記憶、不重實務經驗智慧,以及學術透過低錄取率對實務進行宰制,我知道這次出題將會是個對社工界表態的機會,決定要讓社工界看到不一樣的出題,還有提高率取率。我打電話給王行,說明我的想法,王行興奮地跟孩子似地直說:「我對這種體制顛覆的行動沒經驗,你儘管說,我照辦就是!」我們約定把那門科目的平均分數從六十分拉高到八十分,但要從問答題的內容區分有無實務經驗。那次改題對我跟王行都是莫大的折磨,3500份考卷要在過年期間兩週內改完,習慣透過書寫進入他人經驗世界的我們要把答案在二十秒內給出分數,真是痛苦的過程。結果那次社工師考試錄取率高達44%,比次高的25%還高出近20%。這個結果震驚社工界,大家議論紛紛,我們自己也意外原來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可以如此輕易地改變。我們依照計畫,把事情原委寫成一篇聲明,公諸於世。事後,王行打電話跟我說:「我們現在是社工界人人喊打的江洋大盜了!」但他也開心地跟我分享,他的學生很被我們的行動所振奮!一位對社工師考試深惡痛覺的資深前輩知道我們做這件事,直說要請我們去吃牛排。但對我們,榮辱褒貶都已經是次要的,忠於初心才是我們對專業的堅持。沒有王行,這件事我做不了。

2014年我因為擔任所長,因此代表政大社工所參與社工教育學會,剛好那年學會改選,我算算當時學會內部會員有許多支持改革社工教育的伙伴,或許可以推選幾位有理念的成員擔任理監事,於是我草擬了一份參選聲明。展開一連串的聯繫與運作,王行當然是其中成員,王行一如往常地興奮與熱情參與。連署聲明時才發現他不是學會會員,但不想讓他落單,還是把他放進去以增聲勢。在運作過程,我才發現王行對於社團法人的選舉運作完全不熟悉。運作的關鍵在於遊說會員出席,投票支持特定候選人,不能出席就取得授權書找人代理。我們未被列在選票上,要被圈選就已非易事,要動員支持的會員出席就要靠人際關係。就在大家忙於動員之際,有一天晚上十一點,王行忽然打電話給我,我以為他要回報聯絡的結果,沒想到他跟我說,他今天卜了一個卦,說這次選舉一開始會有些困難,但後來就會順利了!叫我放心。當時,我真是哭笑不得!因為王行很認真地卜卦並解說其中含意,但我知道他並沒有幫上忙。我開始擔心,如果我們真的選上了,這些人真的能做事嗎?還好,我們沒有選上,我這才鬆了一口氣。他不見得幫的上忙,但他很真心地用他的方式幫忙你。他一直都在你身邊。

我們一直彼此陷害對方,我編期刊專輯都會找他,他也是;他接下東吳社工學刊主編,我義不容辭地擔任編輯委員。他總是想著幫伙伴創造發表空間,讓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可以被看見。他過世的那個月,我編的男性照顧者專輯才剛出版;而他編的社會排除心理健康專輯,即將在九月初版,但他已經看不見了。該他寫的客座主編序言也變成我的工作。真不想寫這篇序言,因為寫完了,好像王行就從我生命中走出了。好伙伴,至今還是無法想像沒有你的日子該如何?


今天是你的追思彌撒,我在蘭嶼無法為你送行,但在這天地共融的大自然中,我更容易在禱告中與你相遇。別了,王行,一路好走!

2015年3月10日 星期二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王增勇、陶蕃瀛、萬心蕊、王行
社工教育學會這週即將改選理監事,我們站出來,希望社工教育可以有新的氣象,因為我們看到社工教育的危機:
1.         在社工師考試制度下,台灣社工教育正逐漸失去大學教育應有的自主性與多樣性。貼滿紅榜的系所公告欄,說明了大學社工系所已經淪為填鴨式的補習班,失去探詢真理所需要的學術批判與對話空間。一切為考試的教育限縮了大學教師在教學中,碰觸學生生命的過程中,幫助學生發展屬於自己的助人能力。
2.         實習原本應該是社工教育中,讓學生從實踐中體會社工的價值與精神,但在缺乏尊重實務經驗與智慧的情況下,實習在社工教育的功能一直無法透過學術與實務的平等對話與參與下推動。考試制度更讓實習淪為社工學生必修的一門課,學校實習督導老師的不足,加上學生人數的大量增加,更嚴重擠壓實習機構的人力。
3.         最後,原本多元取向的社工教育(政策取向與實務取向),以及因應不同學生族群的社工教育機構(技職與高教),在系所評鑑下,社工教育被迫服膺主流高等教育學校對社工的狹隘定義,忽略了社工教育的在地性與因學生特性而應有的差異教學彈性。
4.         社工作為一種應用科學,本就應該吸收不同學科(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教育學)的思維,透過實務的萃煉與社工個人生命經驗的整合之後,發展社工成為一個可以運用自己去助人的專業。但是在社工師證照的專業本位主義下,社工教育逐漸變成排他的學科,非社工本科系的教師被排擠,甚至仇視,忽略了社工發展路程的多樣性。
5.         我們也看見社工教育體系依照高等教育大學與技職大學加以階層化,技職大學的社工教育被認為是次等的,忽略了技職體系的教師所面對的學生往往來自於中下階層的家庭,其教學所面臨的挑戰根本不同於高等教育的學生。幫助與支持技職體系社工教師改善其教學環境,並發展屬於其處境所需的教學能力,才是社工教育社群應該著力的重點,而不是透過系所評鑑,從高教體系的標準貶抑其價值,讓技職體系的師生一直處於被輕視的處境。
我們認為,台灣社工教育正面臨關鍵的轉型期,未來台灣社工教育應該要:
1.         把教育主導權從社工師考試制度中拿回來,讓教學與考試脫鉤,還給教師教學的自主性。
2.         系所評鑑的主導權應向教育部爭取由社工教育學會以社群自律的方式辦理,發展社工教育社群的同儕認證制度,經認定合格的社工系所即可授予社工學位,但課程內容應允許各系所因地制宜的發展其特色。
3.         創造學習平台,讓社工教師可以交流與切磋社工教學的經驗,而不是以標準化課程作為規範社工課程的方式。
4.         以社工教育學會之名,為社工教師向各校爭取更好的教學環境與教學條件,提升社工教師在學校的生存條件。

5.         強化實習在社工教育的深度,促進與改善學校和實習機構之間合作夥伴關係

2015年3月1日 星期日

回應沈後山對《親愛的社工,我把錄取率提高到44%》一文的回應

這篇文章顯然是後山在2012年台社年會後寫的,但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直到最近被轉貼到臉書上,因此才有機會回應。回應是因為後山面對議題的批判性與誠懇,同時也希望藉此社工界建立彼此對話的習慣。

在回應後山對我的文章的閱讀之前,我先摘要這篇文章的目的與三個訊息,這篇文章記錄我反思2012年社工師考試的命題行動,對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我提出三個觀點:
 一、 強調標準答案的考試形式迫使社工知識只能以強調客觀中立的實證科學知識呈現,無法涵納對社工實務很重要的經驗知識與倫理知識。因此,我嘗試在申論題的形式上試圖展現另一種出題的可能。
二、 考試制度神秘化命題委員的權力,掌握出題權力的學術老師雖掌握了定義社工專業知識的權力,卻不需要對社工界說明與交代,因此自己出題背後對社工專業的想像也沒有接受社工社群的討論與檢驗,導致社工師考試無法成為社工社群集體討論台灣社工專業的對話過程。面對一群匿名出題的社工老師,應考的社工學生只能背誦與接受被認為是考題的社工知識。因此,在出題與閱卷之後,我決定現身,以出題委員的身份將這次出題過程自己對社工專業的想像與期許對社工社群有所說明與交代。
 三、 在社工師證照制度日益形成一種對社工專業的規訓力量,我認為可能反抗的策略之一是提高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以降低社工師考試對社工員的宰制力量。因此,那次考試的給分標準,我與王行共同決定把平均給分標準提高,而的確後來造成當次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大幅提升。

這三個觀點彼此相扣,要解構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的規訓權力必須回歸根本的問題,社工專業需要的知識典範是什麼?是目前國家考試制度所獨尊的實證典範所生產的工具性知識,或人與人互動中所需要的詮釋典範的互動性知識,抑或是幫助弱勢者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批判典範知識。第一點的討論我在《後證照時期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如何自我解殖?》一文中已經有論述,在此不再重複。其次,正因為實證典範知識所宣稱的客觀中立所形成的權威,讓考試制度成為社工專業的權力階層化來源,這種考試制度所形成的社工內部專業階層必須要被反省與解構。出題委員的權力必須回到社工社群中被民主化程序所檢視,不然這種權力無可避免地就會被濫用。這種反省必須成為社工社群的討論議題並有共識,考試制度的權力關係才有可能轉變。在這兩種基本議題的對話尚未展開之前,現有考試制度可以如何轉變與鬆動是短期間需要思考的議題。不過,後山並沒有特別回應我想討論的這兩個觀點,而只討論了「提高錄取率」作為一種反抗的有效性是否恰當的問題。 

社工師考試制度可以如何改善,我與王行在這次行動的目標「提高錄取率」是後山所質疑的。我同意後山的質疑,如果反省沒有進入更深層對社工專業的知識典範與社工社群的民主化的討論與反省,單單靠「提高錄取率」不足以改變社工師考試制度對社工專業的規訓與宰制,甚至只是掩飾了矛盾。我的文章被轉貼,甚至被很多人認為只要王增勇或類似王增勇之類的老師出題,就可以解決社工師證照所帶來的社工內部殖民問題,那就值得擔心。 

後山看見的是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與脆弱,其實也是我個人的擔心。2012年中有關專精社工師的討論,對社工師證照有意見的伙伴曾經集結過,但並沒有延續產生任何行動,我就看到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那次的行動是我與王行的個人行動,不是社群集結的組織行動。受到命題委員在考前不能洩漏身份的限制,我們只能在成績公佈之後,才能透過文章揭露此次行動的始末。因此,反證照的伙伴無法參與,對於我們行動背後的思考無從事前或及時得知,也就無法事前形成集體共識,更遑論提供進一步的意見。當超高錄取率的消息曝光後,後山與許多伙伴在得知社工師錄取率大幅提升時,曾陰謀論地想這是體制對社工更進一步的納編過程,以回應社工人力不足的問題,或是為專精社工師考試鋪路。的確,如果社工師考試錄取率大幅提升,考上的人更多,對社工師考試的合法性就不再會有太多批評,進入社工師證照制度的人就必然會支持這個制度的存在,想改變這個制度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反證照的人就會失去著力點。後山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再說一次,我認為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社工知識典範的辯論以及社工師考試制度背後的權力關係。 

最後,我想回應後山在後記中提到比較露骨的批評:「我挺想知道二王對於自己在玩這場權力遊戲更深刻的反思和理解以及他們自己對於長期反社工師證照到入圍出題的自圓其說」。後山以「自圓其說」來命名我們的行動,反應了他認為我們在反證照化立場的前後不一,既然反對證照,為什麼要去參與社工師證照考試的出題?我的回應是,我反對目前證照制度對社工專業帶來的權力關係,而不是證照制度本身。如果一個證照制度是以社群自治、民主參與精神為原則所建置,我會贊成這樣的證照制度。參與社工師考試的出題,就是要凸顯出題委員所掌握的權力應該要對社工社群負責,而不是國家機器,我才會事後書寫,對社工社群進行說明與交代。因此,對我而言,參與出題一樣可以是對現有證照制度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提出批判。 

不論是基層社工或是學者,我們有不同的戰鬥位置,都可以對證照制度提出反省。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基層社工的行動叫「反抗」,而學者的行動就變成「玩權力遊戲」?我從不認為我在玩權力遊戲,在這次行動中,我為我的表態付出我應付的代價,而且不後悔我的選擇。以社會位置來判斷行動者行動的意義,而不去看權力是如何被使用以及行動對權力關係造成的結果,這種對權力的本質化觀點形成基層社工對學者一種普遍性的妒恨情緒。以「你是學者,你的條件跟我們基層社工不一樣」來區隔彼此,無法利用彼此的差異,達到互補與加成的效果。這種妒恨不也正是基進社工社群不易團結的主要原因?

2015年2月8日 星期日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今天剛結束的社工師國家考試,其中《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科目以選擇題的形式測試考生對於原住民在台灣社會中成長歷程所經驗的族群認同困境,題目背後反應出漢人對原住民的施捨恩給心態與專業傲慢,實不足取。國家考試以保障專業人員的素質為目的,但社工師考試卻透過考題複製與強化對原住民族的族群歧視,讓新一代社工師對自身即將擁有的專業權力缺乏多元文化的反省,這樣的狀況值得社工學界應嚴肅面對。 考題原文是這樣寫的:「當某個原住民青少年在族群認同上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時,他所可能面臨的後果為下列何者?(A)妥協(B)疏離(C)雙文化觀(D)同化」。自我認同是個案工作中社工員首先要處理的議題,也是與原住民一同工作時必然會面臨的問題。做為社會中的少數民族,台灣原住民族掙扎在傳統與漢人主流文化之間,這種文化衝突稱為「文化斷裂」,往往導致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原住民無所適從。這個題目以尋求自我認同階段的青少年發問,是切合原住民人格發展歷程所遭遇的問題,但問題出在題目文中「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預設漢人社會對原住民所有的作為都是「機會」,而排除了漢人社會對原住民的作為常常是「壓迫」、「限制」,甚至「殖民」的手段的可能。 這個預設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背後反應的是許多漢人覺得原住民已經得到很多福利,為什麼還不滿足?問題背後隱含著,原住民青少年族群認同的問題是根源於他「拒絕」認同漢人文化,以及漢人文化所提供的種種「機會」。出題的社工老師,如同許多漢人一般,只看到原住民考試加分,卻沒看到課程內容不教授原住民的母語,也不反應原住民的歷史與生活世界,讓原住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失去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漢人只看到原住民老人五十五歲就可以領津貼,卻看不到原鄉醫療資源的貧乏、勞動條件的不足、從事高職業傷害風險的行業等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平均餘命足足低於國人九年之多。對原住民議題缺乏結構性分析與歷史反省是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歧視一直無法根除的原因,這次出題所反應的正是這樣的漢人中心觀點。 這個題目的語法以因果關係來連結「拒絕漢人文化」的因與選項中的「後果」。從邏輯上推演,答案很清楚,就是「疏離」。如果已經拒絕漢人文化,就不會「妥協」或「同化」;如果已經拒絕,就不會接受漢人文化而變成「雙文化觀」(雖然我從沒聽說這個名詞)。出題老師很肯定的認為,原住民青少年拒絕漢人文化就會變成一個疏離的人,我猜他的意思是和漢人文化疏離,而變成一個需要社工介入與輔導的個案。其他三個妥協、雙文化觀、同化(也就是接受漢人文化)的原住民就不會有問題。這背後的漢人中心觀點透過選擇題的形式(只能有一個正確答案)要求所有考生必須接受與認可。 以因果關係來分析原住民青少年的族群認同議題,忽略了認同是多元交織的流動歷程,而不是單一線性因果所決定。原住民的自我認同,會受到他的族群集體社會型態的影響,一個原鄉長大的原住民兒童,他的的族群認同往往是從同質性高的小學跨進平地以漢人為主的國中,才遭遇強烈衝擊,而都市原住民往往自上幼稚園開始就面對族群身份問題。利格拉樂˙阿女烏曾記錄過一位初進幼稚園的都市原住民兒童面對老師對原住民的質疑時,回家跟爸爸說:「爸爸,我們為什麼是山地人?我是山地人嗎?」在原住民被殖民的歷史下,在現代與傳統社會的多元力量之間被持續拉扯,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呈現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已經不是考題中所謂的「雙文化觀」所能捕捉的。 學者LaFromboise, Trimble, & Mohat (1992)依照涵化程度將原住民的自我認同分成五種:1.傳統的(traditional):只接受傳統文化的人;2.過渡的(transitional):同時說兩種語言,對傳統有基本質疑,卻也質疑主流文化;3.邊緣的(marginal):兩邊都不接受的人;4.同化的(assimilated):只接受主流文化的人;5.跨文化的(transcendental):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這個模型試圖打破了非原住民將原住民同質化的刻板印象,呈現了當代原住民自我認同的多元可能性,不過這樣的模式所預設的現代與傳統二元連續,可能仍不足以說明當代原住民所處的多元處境,應有多軸線以反應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有多元對象的可能性。 多位社會工作學者以此提醒社工員必須要尊重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所選擇的位置,而不該以單一原住民認同期待所面對的案主,因此Lee(1997)強調原住民社會工作者應有反思的態度。至於如何在進行諮商時,開放對案主的世界觀保持開放,Richardson (1981)建議以下策略:承認你的無知、看見正向力量、用聆聽來協助、使案主舒適、回饋使案主知道你在聆聽。在加強社工員的反思能力上,Brant(1990)將原住民的歷史處境納入專業反省中,建議專業工作者要瞭解原住民因應過去艱困的生活環境發展出其生存的價值體系與行為倫理,使團體得以存續。處於優勢地位的非原住民專業者必須有所瞭解才能真正協助原住民案主。相同的,Herring(1999)認為原住民諮商應採用促進主動的發展觀點(Proactiv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諮商者應對原住民過去與現在的歷史與文化有充分知識,並將政治與社會經濟力納入考量,瞭解一個地區的教育、就業、都市化、醫療影響、政治參與、宗教、語言、日常生活與社會關係,扮演系統改革者,創造一個肯定文化差異(culturally affirmative)的環境。 看來,台灣出題的社工學者在原住民的議題上,仍需要多讀書,多反省。每次社工師考試都反應每個社工世代對社工師的期待,透過考試,我們在定義社工,也在傳承社工的價值觀。不可不慎!

2009年4月1日 星期三

社會福利作為原住民自治的可能路徑

以自決做為反殖民的歷史反省
如果一個民族是處於被殖民的狀態,那代表著這個民族無法參與有關他們日常生活事務的決策。換句話說,只要台灣原住民有一天無法依照自己的世界觀決定他們的生活,台灣原住民就仍處於被殖民的狀態。自決於是成為原住民反殖民運動的重要訴求。日本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很清楚地陳述殖民台灣原住民的步驟:解除武裝、剝奪土地、與剝削勞動力,但殖民的力量不僅止於外部統治者,更引動原住民族內部的自我殖民,形成一個相互強化的殖民循環。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1999:267)曾一針見血的陳述原住民問題:「原住民的經濟困厄來自於主動或被動地箝入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運作中,一步步成為國際的邊陲,同時矮化其發展並促成內部殖民。」其結果是更進一步的文化解組。布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白勝光在1999年12月公布的原住民紅皮書中就生動地描繪出原住民在資本社會結構下面臨文化解組的困境:「沒有打獵,就沒有祭典,沒有祭典,就沒有分享與團隊,完全封鎖了原住民生活、工作、狩獵的空間,一切思考、語言均要以漢人的標準為依據,從此山林不能再供應原住民生活所需。為了討生活,原住民只得被迫離開部落,到不熟悉的都市,從事粗重、高危險的勞力工作。」政治的殖民,改變了經濟的生產方式;經濟的殖民,導致了文化的失落與民族靈魂與記憶的遺忘。換句話說,殖民力量的運作形式會隨著時代變遷而以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叉形式變化,關心原住民反殖民運動的人需要辨識殖民權力的運作,才能有效地回應與抵抗。

國家是原運的場域或墳場?
1996年起,台灣政府體系中開始普遍設立原住民事務的專職機構,研究原住民政策的學者多認為這代表著同化政策的終結,原住民族的獨特性開始被國家所重視,因而開啟了台灣做為多元文化社會的時代。原民會背負著原住民族的期待,要為原住民族發聲。十三年過去了,原民會是否成為國家機器中為原住民發聲的傳聲筒?每次在都市原民聚落被拆遷之際,原民會剛承諾「回去協商」的身影剛離去不久,立即來臨的往往是拆除大隊的怪手與大批警力;掌握有限預算的原民會,其實無權要求業務主管單位配合他們的「建議」施政,面對其他強勢部會,原民會,一如剛進入漢人學校求學的原住民兒童,課業表現/執行率是所有部會最差的部會之一;原民會主委一職更迭如流水,原住民菁英長期參與原運所累積的資本在政黨輪替中被消費殆盡。我們逐漸清楚的是:做為政府的一員,原民會無可避免地背負著既有政府的分工與思維,原住民的觀點在既有政府框架中其實沒有太多發聲的空間。
加拿大原住民兒童福利工作者Cindy Blackstock今年三月到台灣就說出他與加拿大政府打交道的心路歷程:「其實他們都是好人,他們會說:『我才剛上任,讓我熟悉業務後,我們再坐下來好好討論』、『我們很願意任針對帶原住民的差異性,但希望你給我們時間學習』,我們也的確花很多時間跟他們開會。但是這些官員如流水,十幾二十年過去了,制度都沒有改變,我們不斷失去部落的兒童。我們決定不再等,我們相信政府是個無藥可救的系統(broken system)。為了對的起我們的祖先、我們的孩子,我們必須立即行動!」他所屬的組織於去年向加拿大聯邦法院對加拿大政府提出人權訴訟,控訴加拿大政府對原住民兒童福利的補助水準低於一般兒童福利,造成對原住民兒童人權的傷害。這項控訴使加拿大政府大為緊張,聘僱六位律師回應這項有史以來的人權控訴案件。2007年,我訪問她時,她如此描述她的認知:「我的長老總是告訴我,如果我只是想著我自己組織生存的需求,那我就徹底失敗!我們要隨時為我們所相信的信念犧牲。有了願景,我們就知道自己為何而戰,為何犧牲。站在這個位置,我要對我們族群以及祖先負責,不是加拿大政府。」相同的,進入體制的原住民是否如Cindy在經驗到國家與自己族群之間矛盾之際,有意識地做出選擇,成為一個「在國家內反國家」(in the state and against the state)的原運工作者。

社會福利是解放或控制原住民的力量?
在台灣,由於社會福利政策在國家施政的邊緣地位,社會工作專業進入原住民社會的歷史十分有限,直到原民會成立以及九二一地震發生後,社工專業的思維與專業人員才有較多的接觸。如果我們從國外社會工作專業與原住民接觸的歷史經驗來看,我們會更看清楚社工在國家體制下所扮演的雙重角色與所處的社會矛盾位置,而看見社工專業以福利進行種族同化的共犯位置的危險。二十世紀初期的加拿大政府強迫原住民兒童離開父母、遠離家鄉,集中到由教會所辦理的寄宿學校(boarding school)接受英語教育、拋棄傳統信仰而接受基督信仰,造成原住民部落文化傳承的斷裂。二十世紀中期以來,隨著福利國家所建立的福利體制,由於白人為主的社工專業對原住民文化的缺乏瞭解造成高比例的原住民兒童,被社工人員以兒童虐待、疏忽之名強制帶離家庭,安置於白人家庭,兒童福利體系中的寄養服務接續寄宿學校成為主流白人社會進行文化滅種所採取的一連串措施,而社工員就是將兒童強制帶離部落的人(Fournier & Crey, 1997)。原本成立要協助他們的社會救助體制並沒有真正地幫助他們,反而成為原住民受創的根源,因而被原住民菁英份子質疑社會福利是主流社會用來弱化原住民社會力量的滅種手段(Thomson et. al, 1988:434)。
一竿子把社會福利否定並無法幫助我們反轉既有的福利體制。社會福利也不是在解放或控制原住民的選項中,被輕鬆理解的議題。李明政(2001)指出,台灣政府既有的福利政策是以個人式介入的殘補式福利為主,在救助個人的行動中,社區/部落從不是被關注的對象,整體經濟的發展也不是政策介入的目標。如果原住民福利無法跳脫這種殘補式福利框架,而只是以一種「加碼式」的福利津貼在解決原住民的「問題」,社會福利對原住民會成為耗損「靈魂」的毒藥,因為原住民傳統具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與知識沒有被看見,社會福利的實施只會複製原住民是需要救助的依賴對象的權力關係。這種反省正是西方原住民社工學者所提出的。紐西蘭毛利長老暨社工員John Rangihan曾說:「文化介入必須與經濟介入結合,毛利人相信人群發展等同於經濟發展,如果你同意一個人不可與他的文化分離,針對任何社會問題,你就不會只有福利的處方,而會加入社會發展以及社區充權 (empowered community)。」(Rangihan, 1987; 引自Cairns et.al, 1998:164)從原住民傳統智慧與世界觀,發展部落集體的共識,不再被政府部門的分工所切割,也不再侷限於政府既有的政策思維,是原住民族在面對日常生活中最迫切所需要的自治權利。

重新找回助人者的定義權:誰夠資格助人?
在資源缺乏的原鄉,掌握資源的社工是很重要的角色。民國六十九年省政府招考的五十四名山地社工員中,後來有三人成為該鄉的鄉長,其影響力可見一斑。社會福利的執行多依賴社工專業,但過去二十年社工專業的發展朝向「證照化」的專業路徑,強調正式教育學歷為基本門檻,並以標準化考試做為鑑定專業能力的依據(王增勇、陶蕃瀛,2006),這種發展讓社工更加遠離部落。在地原住民因為缺乏相關學歷,因此在地助人者多半無法成為國家所認可的助人者,挾持國家資源進入部落但卻對部落缺乏認識的社福組織與社工,卻成為影響部落的重要組織與人士。部落對於誰可以進入部落從事助人工作,卻毫無置喙之處。部落對於目前社工養成教育,更別說社工師考試制度,更沒有參與的機會 。熟悉部落、熱心部落的人只能以「行政人員」被方案納入,但仍必須受到部落外、具有社工資格的督導所管理與約束,這正好與充權部落、以部落為主體的理念背道而馳。這種專業權力結構讓目前實施的原住民福利方案,完全聽命於政府規範,而不是回應部落聲音。目前原住民社會福利政策充斥著「以部落為主體的社會福利」,但部落在其中的概念仍被定義為「方案實施的場域」,而不是「方案發展的主導者」。
加拿大原住民部落開始質疑,為什麼原住民幫助原住民是白人來認證,而不是原住民來認證白人是否有資格幫助原住民?因此,部落開始要求當社工進入部落擔任兒保社工時,在接受部落對他的訓練之後,當他要正式成為一個社工員時,他要在部落眾人面前接受長老的祝福,表示他願意從部落手中,在部落長老的指引下,承擔保護部落兒童的重任。一旦失去部落的信任,他將失去執行這份工作的權利。這個儀式要告訴社工的是:當社工進入部落時,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效忠的是部落,不是民間組織、不是國家。
但回到台灣,在部落工作的社工效忠的是誰?每月要交的報表是回應誰的需求?實務中看到多少有新的部落工作者淹沒在政府要求的報表中?或是花力氣辦理部落不需要卻是政府要看見的活動?承接到政府方案的組織,有多少是部落的在地組織,或是與在地部落有密切連結的組織?進入部落的文化能力在政府委託案的評鑑中,又該算在那個項目中?社工相關科系的學歷要求扮演排除對部落有感情的助人者進入部落社工位置的角色。證照化建立在排除別人參與助人工作的邏輯之上,我們社工專業到底是助人還是害人?論述上不斷說充權或優點觀點,卻看不見我們所建立的專業制度正在不斷製造「原住民只能是案主、漢人才能是社工」的種族排除機制。
2007年,一位加拿大學者來台灣培訓原住民社工員,他對台灣社福組織可以自由進出部落,並推動任何方案感到不解。他問:「為什麼你們可以這樣不經部落任何形式的審查就推動方案?這在加拿大是不可能的事。那你們在執行過程又如何對部落負責?責信機制是什麼?」當下社福組織的地區主任就站起來說,「我們在地方經營很久了,大家都很熟,關係很好,所以我們可以作我們想做的事。至於第二個問題,基本上我們不對任何人負責,我們只對上帝負責!」社工員對部落的尊重忽略至此,以上帝之名就可以為所欲為,莫此為甚。諷刺的是,這個社福機構還成立客服部門,專門代表捐款人監督認養兒童感謝信函與社工記錄的撰寫,組織的設計就清楚的表示,機構是對給錢的人負責,而不是對服務的對象負責,卻還大言不慚的說,我們不對任何人負責。當場這位學者選擇沈默,不知對台灣社工專業還能說什麼?

長期照顧保險做為原住民自治福利實驗方案的可能
原住民自治的落實無法透過一條法律完成,必須對自治有更創造性的想像,落實在具體不斷的鬥爭行動中。相較於一般自治所關注的土地與經濟議題,我認為社會福利也是需要納入的範疇。以下我想以目前經建會正在規劃的長期照顧保險為例,說明原住民自治的可能。
長期照顧,相較於醫療,更涉及文化特殊性。例如失能老人的照顧該安排與家人同住或是由社區共同集中照顧、日常飲食的菜色搭配與鹹度、協助老人沐浴時性別界線跨越可能導致的衝突、照顧者與長輩聊天時應具備對原住民歷史的瞭解等等都說明,原住民的長期照顧必定有其特殊性。但目前長期照顧服務的推動多是以台北經驗為出發,十分不利於部落自主的照顧模式發展。例如,居家服務的提供是以論時計酬的時薪制補助民間團體,這種補助模式尤其不利於人口分散的原鄉地區,交通時間與成本不列入補助,原鄉很難有人具有照顧服務員證照可以提供服務,就算有服務員,他也會因為成本效益偏低而不願意在原鄉服務,反而改到人口集中的平地服務,比較可以養活自己與家庭。這種惡化城鄉差距的補助模式,是關心部落老人與失能者的工作者應該要反應的問題。我認為應該要求衛生署與內政部必須立即專案補助各原住民地區長期照顧的實驗方案,做為後續推動的基礎。其次,經建會應該將原住民地區獨立出來成為長期照顧保險的實施的獨立區域,運用總額預算制度,將原住民地區該有的預算匡列出來獨立運用。透過民主參與的方式,讓原住民有機會決定原鄉長期照顧服務體系該如何反應原住民的世界觀。
或許會有人認為,原住民是否有足夠的人才與組織來執行長期照顧體系的建立?我認為,能力是在過程中長出來的,原住民必須要被給予機會,才會長出自治的能力,這個過程也許辛苦,但不開始就沒有長出來的一天。而原住民需要長出的能力,恐怕不在執行的能力,而在於作夢與看見願景的能力。

參考書目:
王增勇、陶蕃瀛(2006) 專業化=證照=專業自主?應用心理研究,30,201-224。白勝光 (1999) 原住民紅皮書。台北:布農文教基金會。
瓦歷斯‧諾幹(1999)日據皇民化教育下的族群意識轉向—以《理番之友》台灣原住民族先覺者為例。見洪泉湖、吳學燕(編),台灣原住民教育,頁263-277,台北:師大書苑。
李明政(2001)文化福利權:台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政策之研究。台北:雙葉。
Cairns, T., Fulcher, L., Kereopa, H., Nia, P. N., & Tait-Rolleston, W. (1998) Nga pari karangaranga o puao-te-ata-tu. Canadian Social Work Review, 15(2), 145-167.
Castellano, M. B., Stalwick, H., & Wien, F. (1986) Native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anada. Canadian Social Work Review, 166-184.
Fournier, S. & Crey, E. (1997). I am responsible, I am accountable: Healing Aboriginal sex offenders. In S.Fournier & E. Crey (Eds.), Stolen from our embrace (pp. 143-172).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Thomson, G. et. al (1988). Transitions. Report of the Social Assistance Review Committee. Toronto: Ontario Ministry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Services.

2009年3月12日 星期四

一個自信有尊嚴的加拿大原住民社會工作者來台灣分享

Cindy Blackstock是我2007年在加拿大進修時認識的加拿大原住民社工,在他身上,我看到原住民傳統與當代社工專業的完美結合。下週他即將來台灣,3/19將舉辦一天的工作坊,3/20、21將在陽明大學的原住民健康研討會發表演講,請大家不要錯過!!!
增勇

希望的試金石
加拿大與台灣原住民兒童福利的行動對話
2009年3月19日至善跨文化工作坊簡章

我總是與第一線工作者接觸、與部落接觸,知道他們所遭遇的問題,然後構思我們如何可以促成改變?…我總是在想我們組織存在的目的與意義,我的長老總是告訴我,如果我只是想著我自己組織生存的需求,那我就徹底失敗!我們要隨時為我們所相信的信念犧牲。…想想馬丁路德、甘地這些人從沒有抱怨自己的需求沒被滿足,他們總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為我們帶來願景。有了願景,我們就知道自己為何而戰,為何犧牲。站在這個位置,我要對我們族群以及祖先負責,不是加拿大政府。Cindy Blackstock 引用自王增勇<社會倡導者需要的器度:讓自己成為道路>

在北美許多的原住民文化中,石頭被稱作「祖父」,因為它們是許多世代人們生命經歷沉默的見證者,它們象徵著原住民文化的力量與堅持。試金石是一種用來鑑別金屬成分的黑色石頭,也可比喻為衡量其他事物的高標準。應用在兒童福利上,試金石代表一種指引行動的標準與價值。

「希望的試金石」是由加拿大和美國許多關心原住民兒童福利的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共同發展出來的一套行動指南,希望能誠實面對既有政策對原住民兒童、青少年及家庭所造成的種種錯誤與傷害,引導社區走向行動與改變。

本次工作坊邀請到目前擔任加拿大全國性原住民兒童福利組織主任的Cindy Blackstock,她本身也是原住民婦女,並長期投入第一線的原住民兒童福利實務工作與社會運動。有別於專業論文的討論,Cindy將分享她對加拿大原住民兒童福利的思考與行動,並透過團體討論的方式實際示範「希望的試金石」方法。同時也希望參與者表達、分享他們自己的經驗,讓加拿大經驗可以與台灣的原住民兒童福利進行對話,一同思考改變與行動的可能性。

時間:2009年3月19日(星期四)
地點: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5F共同教室二(台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80 號)
講師:Cindy Blackstock, Executive Director,First Nations Child and Family Caring Society of Canada
對象:1. 從事原住民社會工作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人士
2. 從事跨文化社會工作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人士
3. 原住民福利政策、議題相關之政府官員或社會人士
人數:40人
工本費:每人新台幣500元,具原住民身分者酌收100元(含午餐、講義)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承辦人:王修彥、金天立
電話:02-23560118
傳真:02-23587862
E-mail:citw@friendshipcit.org
網址:www.friendshipcit.org
3.活動當天繳費。

2009年2月19日 星期四

我們都可能是大老

上篇文章讓讀者猜測我寫的大老是誰。其實,那不重要,因為「大老」是一種角色原型,任何人都可能是大老,包括我自己在內。社會福利運動的前進需要不同層次的認識,民主化的過程讓社福運動的參與者有更多參與管道,接觸國家體制內的運作,這種體制知識是政策倡導與行政遊說很重要的知識。重點在於,這種知識應該要被轉化成為社福運動社群的公有財,而不是建構個人權威的私有財,如此社群才能茁壯。我所寫的「大老」不是指誰,而是指一種社會福利體制中出現的新階層,他們不是基層社工員,也不是機構管理者,而是穿梭在弱勢族群、民間組織、學術單位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專家。在公共論述的領域中,這些人佔有發言位置。對福利運動而言,這些人如同雙面刃,他們可以做為國家的御用專家,專門將民間所表達的公共需求加以私化;但也可以協助底層民眾生產運動所需的反對論述,或簡單的說,幫助人民發聲。我上篇所記錄,就是對這樣一種運用自己的專家身份,從政府角度的思維出發,壓抑社群內部的不同聲音的不滿感受。請不要再猜,我寫的是誰,因為我們可能都無法抵抗成為大老的誘惑。

2008年10月1日 星期三

當福利運動進入國家體制之後…

以下是我在台社二十週年研討會所發表的文章,祝台社二十週年生日快樂!!

社福界慶祝二十週年背後的弔詭現象
這一、兩年來,各社會福利團體紛紛舉辦二十週年慶,這固然紀錄著1987年解嚴後,台灣社會福利組織的蓬勃興起,各類社會弱勢族群的組織與服務團體因緣際會地登上初萌芽的公民社會舞台。但弔詭的是,這些團體幾乎都是以研討會的形式舉辦,要求機構的員工動筆寫論文,我常常以學者的身份要評論這些實務工作者的論文。看見這些基層社工硬是將自己生動的故事套進生冷僵硬又不熟悉的學術框架,我總是感到不忍,鼓勵他們放下學術框架,不要害怕用自己的語言說出自己的故事。當我問他們為何一定要用研討會的方式慶祝,一位社工員說,「一方面可以向社會大眾展現我們的成效;另一方面,這樣可以為我們的機構評鑑加分!上次,一位委員在評某機構的時候,就說他們辦研討會,所以應該加分。」歡慶的背後,其實隱含著目前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困境,我更為社福界缺乏對這種趨勢的理解與批判而感到憂心。

變調的公民論述與失根的群眾運動
二十年前,當我還是個社福組織工作者時,敵我界分是清楚的。九0年代初期林萬億(林萬億, 1994)從歷史角度對國民黨在國共對抗下福利制度的批判,相對於當時國內以結構功能觀點進行分析的社會福利學者,是相對進步的,並提供解嚴後弱勢族群動員的重要論述依據,成為解嚴後社會福利運動的基調。1992年修憲,林萬億與當時民間社會福利工作者共同推動「社會權」入憲,並與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吳惠林進行論戰。以北歐社會民主國家為榜樣,以公民權為基調所建立的普及式社會福利制度成為九0年代初期社會福利運動的標竿。
社會福利議題第一次被選舉政治動員是1993年縣市長選舉的老人年金議題。當時雖然被視為台灣民主政治中首次以公共政策取代以往國家認同為訴求的選舉,但民進黨操作老人年金議題的動員路線是以「芋頭與蕃薯」之間的省籍區隔為主軸,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平平(同樣)都是納稅,為什麼那些老芋頭(榮民)每個月有萬把元可領,而我們一般老人半仙都無?(台語)」,這種以省籍對立的政治動員雖然有效,但並沒開發出人民重新理解人類生命歷程共同老化風險的公共空間,反而讓津貼成為之後選舉公開集體買票的例行性儀式。換言之,社會福利議題被吸納進入成為強化以族群對立為基調的工具,而非強化社會團結的觸媒。這種台灣社會福利相關議題無法帶動公共化民主參與討論的過程,或成為引發草根群眾的意識覺醒過程,反而成為民粹政客操作的工具無疑是目前社會福利運動者最大的無力感。應該反省的是,這樣的歷程形成怎樣一個體系,有效地節制社會福利運動的自主性並阻礙了解嚴後社會福利制度公共化的政治動能?社會福利運動再基進的可能方向是什麼?

當前福利規訓體制的三位一體
1965年美國通過老人福利法(Older American’s Act),被譽為老人福利的里程碑,十四年後美國社會學者Carol Estes(Estes, 1979)發表「老化集團」(Aging Enterprise)一書,抨擊老人福利法實施後,已然形成一個以老人為生的龐大集團,以專業、學術研究、與服務提供業者三者交互建構而成的利益共生體,成為老人福利法下最大的受益者,而這個集團口口宣稱矢志服務的老人則淪為「被管理與噤聲的對象」。這本書標示了批判老人學研究(critical gerontology)的開始,以Estes為首的一群政治經濟學者開始集結,對人口老化現象提出政治經濟與文化批判觀點的分析。在老人研究成為顯學之際,批判老人學從為成為主流,但它的存在卻提供不容忽視的反省聲音。我將試著從這樣路徑理解台灣過去二十年社會福利體制的發展歷程。

福利體系民營化
台灣過去二十年福利體制的擴張主要以「委託民營」的方式推動。八0年代西方福利國家的財務危機引起爭議與挑戰,以市場機制改革國家主導的福利體制的聲浪興起,以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為架構的福利民營化成為許多國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策略。九0年代初期社會福利法案大幅翻新,政府主責應提供的福利服務項目大幅增加,雖然法令規範政府可自行辦理或委託辦理,各級政府多半選擇委託民間辦理的方式因應這波福利的擴張。福利民營化的概念雖然稼接自西方,但脈絡的差異卻有完全不同的詮釋。西方的福利民營化是在福利體制已然建立後的情況下,試圖提升福利體系的效率與節制費用的高漲;台灣的福利民營化是在福利體制尚未建立,政府面對新選舉政治壓力下,試圖極小化政府投入社會福利的策略。面對福利民營化,當時社會福利運動者的心情是複雜的。相較於過去政府完全不補助民間組織辦理福利服務,委託民營的制度下,政府所釋放出的資源(房舍、經費)對初成立的民間社福組織確實是發展的助力,於是社福組織便抱持著「拿你的錢,做我的事」的實務心態。但另一方面,社福組織是否落入「拿人手短」的困境,失去對政府施壓的自主性?社福組織日後發展聯盟性組織專門扮演黑臉,個別社福組織則隱身在聯盟背後,以避免角色衝突的尷尬。
但是,社福組織低估了民營化制度對社福組織所產生的規訓效果。首先,委託民營制度給予政府利用民間組織之間的競爭,用低價委託,導致委託民營不僅是將執行責任交給民間,連財務責任都部分移轉到民間組織,造成民間組織承辦越多福利業務,便需要募集越多資金協助辦理服務。民營化制度造成社福組織不僅人力大量投入直接服務,更使得政府得以收編民間組織既有的自主財源。
其次,在確保公務預算的正確使用,政府建立一套責信制度規範社福組織,從登記立案、委託契約、招標競爭、標準化服務流程、服務績效指標、日常督導、定期報表、到年度評鑑等流程,環環相扣約束著社福組織管理者與基層服務人員的日常活動不逾越政府所規範的內容。在疲於奔命達成政府服務目標與爭取到下年度標案的壓力下,社福組織的工作人員不僅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在文書作業上,逐漸內化政府對福利對象的想像與觀點,失去批判政府的獨立性,讓自己成為社會控制的工具。社福組織「公務人員化」或社會福利「麥當勞化」已經成為社福界長期依賴政府委託案之後的反省。
最後,在政府透過委託民營制度以最低廉的價格擠壓最多的服務時,社會福利體系內部的勞動爭議成為日益浮現的矛盾。

助人專業證照化
社工員制度在政府體制的邊緣化促使社工員在解嚴後進行集結,錯誤地將勞動議題解釋為專業地位的缺乏,讓社工員以推動證照做為解決社工勞動條件惡劣的手段。社工師法的通過,讓實務的專業必須透過學術主導的考試來鑑定,實證典範下行動與知識分離的矛盾,透過社工師考試強化了學術優於實務的知識霸權。在取得證照的壓力下,實務工作者失去原本貼近日常生活的知識生產空間,而充塞著以考試為標竿的背誦性知識。學術界沒有反省目前獨大的實證典範無法捕捉實務經驗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卻只要求實務界生吞活剝地照抄學術格式。於是,在個案研討會上,我看見資深護理師與社工師在個案記錄上被迫要寫文獻回顧;在論文發表會上,社工員找不到語言記錄燒燙傷友參加肚皮舞過程中的掙扎與感動,因為藝術還沒有在理性的學術研究空間中找到合法的位置。在永無止境追求專業的競爭遊戲下,為了證明社工是專業,自2007年起社工師在分成一般社工師與專精社工師兩級。以排擠他人為邏輯的證照制度,讓社工專業內部也以同樣的邏輯作自我區分,專業不再是集體自律的共識行動,而是依靠外人(學者)來鑑定而完成的區隔。證照制度沒有讓社工加薪或獲得醫生般的崇高地位,反而專業內部更形分化,知識生產空間更形限縮。
證照化讓專業更容易被體制所管理,專業知識所形塑的權威更形鞏固,助人過程中屬於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流動與支持更容易被阻絕。儘管社工界高聲提倡「優勢觀點」、「反壓迫」與「充權」,但自身所擁抱的專業化邏輯卻是極為排他與父權。

倡導組織代言人化
聯盟性組織(殘障聯盟、智障者家長總會、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康復之友聯盟、臺灣少年權益促進聯盟、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是過去二十年社會福利運動的主要推手。九0年代是社會福利立法的黃金十年。除了早期殘障聯盟在推動身心障礙福利法修法時,曾經動員身心障礙者走上街頭,之後的聯盟性組織多半是以行政遊說與立法倡導為主要方法。這些組織的發展,專業人員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專業人員扮演特定族群的代言人,隨著政府各種委員會的設立,這些代言人紛紛取得政策發言的位置。但是這些倡導性組織在過去十年卻出現專業主導的壟斷現象,相對地投注在草根民眾組織工作的時間越來越少,甚至聯盟性團體被少數大型社福組織所主導,失去為代言族群爭取整體發展的利他性格。在民主政治中,倡導團體的草根組織動能越強,對決策者的遊說壓力越大,這種基層組織與政策倡導的失衡,形成社福運動缺乏社會基礎的空虛現象。

批判知識生產與介入的可能
社工是個貼近弱勢族群生活世界的專業,因此在體制與案主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是社工日常生活中每日的功課。社工的經驗本身就蘊藏著反抗的土壤,只要社工被給予適當的語言與視框。與社工員對話,協助他們重新框架自己的經驗,讓他們長出對抗體制化權力的能力,這是我站在學者位置上最享受的工作。當體制壓迫越強,想要發聲的人就越多,但這是需要呼朋引伴一起來做的事。
以批判觀點反思社會福利的現況,注定是條孤單的路。社工學界有批判觀點的人,常常不參與社會實踐;參與實踐的人,又往往疏於論述的生產。台社過去對社會福利的議題切入不多,但台社所標示的批判與本土的精神,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尋求以批判觀點反省社會福利運動者提供可以相濡以沫的地方。

2008年9月2日 星期二

用生命生產知識、用知識讓自己更好

指導一篇論文如同懷胎十月,是個艱辛但又充滿期待的過程。看到學生在過程中重新對生命有所領悟,就覺得自己的付出是有代價的。儘管我的學生所生產的論文從來沒有幫助我在期刊論文計分上加分過,但這一段又一段的陪伴過程,就是身為人師的本質,何需外在制度的肯定?蔡培元是我指導六年的學生,今夏剛畢業,他的論文《我僅僅只是個胖子》記錄他面對自己生命歷程的種種反思,希望讀者有機會也可以閱讀到這篇動人的論文。以下是我在他論文後記的回應。

用生命生產知識、用知識讓自己更好

王增勇

指導老師在學生論文上現身書寫的機會很少,十年來,只有一次,那是因為論文品質不好,我認為需要讓讀者知道,從指導教授的觀點,為何這篇論文仍然具有學術性。那次的書寫是基於一份需要對學術交代的心情,但這次的書寫是出於一份喜悅的心情,慶祝這次培元用論文豐富生命的行動。
在一個強調「兩年畢業才是正常」、「越快畢業,就越好」的學術機構裡,一份六年才完成的碩士論文常常引人側目,連帶指導老師的能力都被質疑。在目前正夯的學校評鑑準備活動中,身為培元的指導老師,我常常在會議中得到額外的「關心」而必須交代「為何培元還沒有畢業」。但我絲毫不以為意,因為我知道培元知道自己要什麼,為他撐出一片可以完成自我的天,是我至少可以為他作的事。
書寫自我在一個強調政策研究的研究所是很少見的,因為自我的故事被認為是主觀的私人歷程,無法推論到公共的眾人事務,因此與政策無關。知道「人在社會內,社會在個人內」社會建構觀點的人,自然可以跳脫這種實證典範思維的侷限,知道個人故事是可以關照社會結構的。只是,要將自我故事寫到通透,讓讀者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讀到自己與整體社會,是需要作者對自我故事不斷超越既有框架的努力,而這需要面對自我的勇氣、文字能力與思辨能力。
培元的論文過程,我最擔心的就是他的故事書寫成為自言自語的喃喃囈語,知道培元有很好的社會學理論基礎與抽象思考能力,我要求培元要在研究方法上有學術性的交代與討論。這個要求對當時的培元是困難的。因為當他看清楚過去以大理論為基礎的社會運動議題其實是假議題,而轉向回歸自我是胖子的探究,培元對學術理論作為權威知識可能對自我敘說造成擠壓的權力關係是清楚的,因此為避免重蹈以文獻為主,套用自我經驗的覆轍,培元很謹慎地使用文獻,因此格外耗時。事後證明,我的擔心是多慮的,他用故事對生命敘事的研究法作了最好的註解。
培元的論文書寫過程最讓人動容的就是他要用論文來面對自己的勇氣。書寫自己的胖、面對受暴的母親與施暴的父親、毫無保留地讓別人進入他最細微的生命脈動,培元用手術刀一般的精準,將自己解剖;但又用黑色幽默將這些分割的肌理揉合與承接起來,讓讀者看到一篇有社會批判力,卻又具有個人生命感動的故事。這種將故事寫到有美感的境界,已經不是理性思辨的層次,而是人生體驗的層次,這讓我想起希臘人對知識是讓生命更美好的期待。只是曾幾何時,以自我生命經驗作為書寫的論文竟然已成為學術界的少數特例,現有學術體制對知識生產者的異化程度可見一斑。
培元的論文並非一蹴即成,而是有他的過程。自我書寫、課堂分享與對話、與關係他人的訪談,都是重要的過程,培元自我的突破如同堆積木一般,每一步都需要以之前的基礎作為踏腳石。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培元利用開車過程訪談他受暴的母親。開車,因此彼此不必面對面正視對方,卻又象徵這個事件是彼此生命中共同朝向未來必要經過的關卡,而彼此要攜手面對的意願。培元訪談後,在課堂上分享時神態異常清爽,透過母親對父親的原諒與釋懷,培元才有力量重新貼近讓他又愛又恨的父親,這是一個多麼不容易的相互寬恕與釋放的過程。
我不那麼清楚我對培元的論文有何貢獻,但這好像也不那麼重要。我知道我從中學習很多,也很引以為榮我曾參與其中。因此,留下這篇文字,見證我與培元這段緣分。

2008年4月5日 星期六

我與詩

(照片是我的學生楊惠如到日本旅遊時拍的)


從小除了小學作文課要求試寫新詩外,我不曾寫詩。高中讀理工,大學念機械工程,碩士轉行念非營利組織管理,理性一直是我生活的大部分,觸探人性感性經驗的詩因此在我的書寫中一直不曾出現。直到1994年我留下相交半年的愛侶,遠渡重洋獨自到加拿大求學,極度的相思讓我開始寫詩。當時我的詩仍是高度個人化,只給親近的人看。但是,我開始體驗到詩做為直接來自靈魂所展現的力量。三十歲的我開始寫詩,算是稍稍平衡之前求學與工作經驗中理性的過度發達。1994年的聖誕節,我用詩寫成我的結婚誓詞,算是那個時期的代表:

握著你的手
那一雙第一眼看就深深吸引我目光的手
握著你的手
我握住了 曾經以為遙不可及的幸福

人說 夫妻就是牽手
牽著你的手
我們要一起走遍世界
踏實了 從此刻起的每一個腳步

看著你的眼
那一雙清澈閃亮多情的眼
看著你的眼
我看見了海洋 星辰 日月

那曾凝結在你眼睫上的淚珠
那曾滴在信簽上的淚痕
我知道自己 是如何地幸運能倘佯在你的深情中

人說 夫妻是結髮
思念緊緊地纏繞著我們
千縷萬縷的情絲
在異鄉的雪地裡
我的每一個腳步都留下你的倒影

向你說聲 我真的愛你
願以我的有限 在天主的無限中 奉 獻 給 你
今生今世 要與你 白 頭 到 老


生老病死成了進入中年開始貼身的課程,林國安,玉里榮院的社工,我慈濟社工的學生,在清明節掃墓後,到雨後的文山溫泉泡湯,被落石擊中身亡。我為他寫了一首詩,做為紀念。

悼 國安

文山溫泉 曾是我心中的 秘密花園
半夜來到灑滿月光的峽谷裡
讓身體在溫泉與溪水交接之際 躺 下
一邊體會著 從壁縫中流出、有如大地母親乳汁的溫暖湧泉
另一邊流動著 亙古不息、有如造物天父臂膀的冰冷溪流
在冷暖交替之間
在日月陰陽同在之際
我 因為與大地的脈搏貼近
而 安 靜

國安 不是課堂中吸引老師目光的聰慧學生
他 是個樸實的鄉下孩子
在行動研究的課堂裡 他想成為改變制度的英雄
其實 在陪伴兒子走過數次大手術的愛裡
他早已是我眼中的英雄
在學術與生活之間
在偉人與凡人之隔
我 因為認識國安在生活中的平凡
而 謙 虛

如今 國安在文山溫泉劃上他人生旅程的句點
當初我用身體領略冷暖交際的水域
竟成了國安以生命跨越陰陽分隔的交界
萬般的不捨 無法改變天人永隔的事實
偶然崩落的石頭將進行中的論文 凝結在意外發生的當下
讓人重新審視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
國安對家人的盡責 對我們的熱情與真誠
將是我們永遠不滅的記憶
一如文山溫泉的潺潺流水所訴說的永恆


回台灣後的第二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地震,上百名社工投入災區的重建工作,憑著熱情,我們進入社區的基層,有著書寫社工歷史的豪情壯志。但是,縣長選舉的更迭,讓災區重建計畫被標籤為前朝功勳,需要被去除。生活重建中心被移轉到鄉公所辦理,民間社福團體的近百名社工頓時被迫撤離南投。面對難以挽回的局勢,陪伴他們兩年的我,在社工員相聚的會議中,含淚以一首詩為這段奮鬥劃下句點。兩年的投入,我沒有寫論文,反而詩最能捕捉我的心情:

進出南投的心情故事

[開始]
第一次到南投災區
陳婉真科長的一句話
「如果你們要來幫忙就來三個月、半年、一年,陪我們一起走,否則就不要來。太多人說要幫忙,但是來了兩天就走了,回到台北就成了專家。」
將我心中原本的問題「你需要什麼?」
變成了「我能給你所需要的嗎?」
我能給的與投入災區的社工員相比之下少的可憐
我向學校告假一個月
在南投縣政府社會科的臨時辦公室簡陋的二樓
完成了家支中心的計畫
那一個月的生活失序
當作是對災民的陪伴
告訴自己:要給就給災民需要的,而不是自己想給的

[預謀]
建立南投為台灣第一個福利縣
是心中的期盼
暗自告訴自己
當我們茁壯後
問題不再是「家支中心該不該結束」
而是「台灣是否應該普遍建立家支中心」
這是我當時無法明講的意圖
因為時間未到
但我知道這是遲早要面對的政治衝突
只期盼我們到時候已經足夠強壯
可以向台灣社會提出這樣的訴求

[你的加入]
第一年的期終評鑑讓我感動莫名
因為我感受到這麼多熱情的生命投入這項計畫
正紮紮實實的與案主生活在一起
我感到台灣正在累積一段重要的經驗
一段足以開啟台灣為主的基變社會工作傳統的經驗
一段美國社工都沒有機會大規模累積的經驗
如果台灣社工要走出美國學術殖民地的陰影
家支中心的社工員正累積這樣的希望
家支中心已經不是王增勇的計畫
而是很多社工員用生命共同譜寫的樂章
我告訴自己:無論成敗,我要陪伴他們成長
希望他們的參與都是成長的美好經驗
我沒有評價的權利,只有鼓勵的義務

[與南投約會]
於是我展開每月一次的與南投約會
這一天從清晨五點半的台北出發
迎著初昇的晨曦
我一路奔向南投
和來自各地的主任相聚
儘管會議冗長且沒效率
但我知道我們正在磨出政府與民間可以契合的齒輪
讓重建工作不斷前進

[崩盤前夕]
送走婉真姐的那天
我仍沒有意識到那代表著家支中心崩解的開始
仍相信自己可以用學者的光環發言
漸漸地學者諮詢會議不再有提案
局裡的伙伴開始有衝突
家支中心社工員開始被迫扮演政治的工具
而我無力為社工員說話
只能安慰著憤怒的社工員
此時的我除了聆聽
不知道自己的著力點在哪?

[是成是敗?]
在一次中研院的研討會上
我告訴一位社工學者
家支中心註定會失敗
因為台灣還沒有準備好
但我們一定要做
因為它的失敗會是下次成功的基礎
我又告訴他
其實當家支中心吸引了這麼多社工員的投入與認同
它就已經成功了

[走自己的路]
家支中心已經成功了
無論它最後是否存在
我們的收穫是別人無法奪走的
我們共同走過的路是別人無法否定的
我總說南投經驗對我而言是宗教經驗
因為理性的分析無法說服我它會成功
但走下去是憑著對社工價值的信仰
第一次聽見家支中心終止委託時
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因為我們才相聚兩年,而我以為我們還有兩年共同努力的時光
我不願相信這是真的,因為我體會到這對我的社工兄弟姊妹是如何地錐心之痛
我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這其中所意涵的暴力是遠超乎我的生命經驗
我不甘願相信這是真的,因為這不是我預期結束的方式

[扛起我們的十字架]
在一連串的寫作、抗議、協調、會議之後
當你告訴我組織團體的原因是
「南投還會發生土石流,我們要留下那股力量,不要讓它散了」
我才警覺我的修養遠不如你們
自己尚未超越憤怒的情緒
事情雖不如己意
但我又怎知天意為何
開始時所承諾的陪伴重新召喚我的心
眼前的結束又如何不可以是另一個開始
別人可以不知道或否認社工
但我們不可以不清楚自己是誰
曾被或正被政治力蹂躪棄置路旁獨自療傷的社工員
我們不是第一個
但我們期待自己是最後一個
沒有一個專業比我們更貼近案主
夾在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社會權力與案主需求之間的掙扎
是社工的宿命
是我們的十字架
我們才正開始體會它的沈重
我們也才正要經歷它的奧秘


三年前,我開始帶領社工員的說故事團體。聆聽著基層社工員的故事,我發現原來社工是個重負荷的情緒勞動者,每日貼近弱勢者的生活,我們的身心靈每日都不斷累積著刻痕。詩成為這些刻痕絕佳的出口,因為它是如此真實地捕捉社工當下的心靈。現在,我自己寫詩,也聆聽基層社工的詩,我們用詩分享彼此的經驗,重新看待自己,整裝出發。

2007年12月18日 星期二

我永遠記得故鄉的老人給我的一毛錢--側記Martha Kumsa



Martha Kumsa是我多倫多大學社工系的學妹,畢業後在大學教書,並已經身為祖母。他是非洲依索匹亞人,年輕時與丈夫一起從事人權運動,丈夫是反對運動的領袖,兩人因為得罪當道而入獄十年。後來遭到當局驅逐出境,連同三名子女,以政治難民身份來到加拿大,全家才得以團圓。我第一次到他家作客時,簡陋的客廳牆上掛著一幅她在獄中收到子女刻的版畫,畫中刻著Martha與三名子女的照片,中間被重重的鐵絲網所隔離,但四人之間以細繩維繫著母子連心的親情。版畫簡單明瞭,但卻讓人心酸。這幅畫成為Martha度過牢獄的精神支柱。年幼的子女失去父母的照顧被迫分散,又因為政治因素被迫遠離他們所深愛的故鄉而團聚異鄉。Martha與久違的子女相聚,對母親的思念又夾雜著被拋棄的幽怨與憤怒,讓初到異鄉的家庭生活格外的困難。至今Martha仍堅持做海外依索匹亞政府的人權工作倡導者,只要他堅持一日,他就一日無法回家,這成為他心中永遠的遺憾。這次與他重新聚首,我很好奇這位五十三歲勇敢的非洲女性,他的力量從何而來?
他告訴我,他永遠記得他村子裡的老人,每次他們要出門到學校去唸書,老人們都會從身上拿出珍藏許久、身上僅有的一毛錢銅幣交給他,叮嚀他要好好讀書。知道這是他們身上僅有的錢,Martha每次都噙著眼淚上車,期許自己有一天可以回饋故鄉,讓貧窮的故鄉有好日子過。但人權工作的路卻讓他離故鄉越來越遠,他每每想起曾經將身上所有交給他的故鄉老人,就恨不得放下加拿大大學教授的工作,返鄉服務。他告訴我,只要依索匹亞政府允許他回去,他會義無反顧地回家,把故鄉老人曾經給他的,回饋給他的下一代。
我一時不知如何安慰他。只好告訴他,台灣曾經也以黑名單的方式,拒絕海外異議人士的返國,但政治的民主化讓他們後來都有機會回到台灣做事。他眼睛一亮,彷彿看到依索匹亞可能改變的希望,預見可能回家的一天。在生命中,我們都承受別人的給予,但在收授中,我們可曾如同martha維持一份對自我的堅持與期許?當初給予Martha那一毛錢的老人,可能也不曾想到他們為依索匹亞孕育了一位如此堅持的人道工作者?期許我們在生活中隨時願意給予影響他人一生的那「一毛錢」。

2007年11月18日 星期日

社工,你對誰效忠?


加拿大原住民正在進行一項兒童社會工作的教育改革,我本來以為是課程內容、教學師資、實習方式的改變,結果卻發現重點在於,當社工進入部落擔任兒保社工時,在接受部落對他的訓練之後,當他要正式成為一個社工員時,他要在部落眾人面前接受長老的祝福,表示他願意從部落手中,在部落長老的指引下,承擔保護部落兒童的重任,一旦失去部落的信任,他將失去執行這份工作的權利。這個儀式要告訴社工的是:當社工進入部落時,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效忠的是部落,不是民間組織、不是國家。
回到台灣,在部落工作的社工效忠的是誰?每月要交的報表是回應誰的需求?實務中看到多少有新的部落工作者淹沒在政府要求的報表中?或是花力氣辦理部落不需要卻是政府要看見的活動?承接到政府方案的組織,有多少是部落的在地組織,或是與在地部落有密切連結的組織?進入部落的文化能力在政府委託案的評鑑中,又該算在那個項目中?社工相關科系的學歷要求更扮演排除對部落有感情的助人者進入部落社工位置的角色。證照化建立在排除別人參與助人工作的邏輯之上,我們社工專業到底是助人還是害人?論述上不斷說充權或優點觀點,卻看不見我們所建立的專業制度正在不斷製造「原住民只能是案主、漢人才能是社工」的種族排除機制。助人者(專業)沒有看清楚自己害人的潛力,就不會停止好心卻害人的可能。
部落需要很高的自信與勇氣,對每個進入部落工作的社工進行這樣的入行儀式。當這一天降臨時,我會笑著記錄這歷史性的一刻。

2007年11月16日 星期五

實務與學術合作研究的爭議(回應楊培珊教授)


以下是立心基金會二十週年研討會上,我回應評論人台大社工系楊培珊教授對我與學生所進行的實務研究所做的評論。因為當天主辦單位並未刊登我的回應稿,因此我在此公布,讓有興趣的社工同仁可以一起思考學術與實務之間合作的議題。

回應楊培珊教授的回應稿
王增勇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拜讀楊老師的回應稿後,因為個人負責這三篇研究的進行與報告的撰寫,感到有責任對楊老師的回應做為回應,以利後續的對話;但目前人在加拿大進修,因此只能以書面回覆。詞不達意之處,尚祈見諒。
楊老師的回應中,扣除賀詞之外,針對文章提到三點,分別觸及研究中學術與實務場域之間的合作關係、研究方法中資料分析的觀點差異、以及實質居家服務定位的問題,我認為值得深入討論,因此給予回應。

「作者」不僅代表分數,更代表責任
在楊老師的回應中,特別強調:「(實務社工研究)的基本精神是要讓實務單位來『掌控與主導』,所以今天論文的作者應該要包含立心基金會。實務單位不需要客氣,因為你們在研究整個過程中的投入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就該獲得研究以及論文發表的分數(credits),否則日後這些實務研究又都只是研究者的成果而已,實務工作的研究投入並沒有留下屬於自己的『績效』。」我認為今天我們在這裡發表文章並不是在爭奪分數,事實上,即使從陽明大學的學術論文發表績效評估來說,這些研討會論文發表並沒有任何分數可言。「分數」要看各自的處境而定,如果這些發表可以讓立心在未來社會局居家服務考核上增加「分數」,那自然很好,但好像也不是目前的政策。我們之所以參與,是希望彼此學習與分享各自的知識。但只從「分數」的觀點看作者的好處,而沒有看到寫文章的責任與義務,我認為過於誤導實務工作者看到文章的功利,而忽略了作者背後所代表的深沈意義。我想從單純的「作者」定義來討論這件事。要列為作者,代表作者們對文章的觀點有討論過程以及對立論有共識,因此在文章的書寫上進行分工,合力完成,並願意預備為文章所造成的後果與討論(不論好壞)進行負責與回應。(還記得去年國科會主委陳建仁掛名台大醫院內科醫生投稿的文章被指抄襲一事,他回答說他沒看過那篇文章,備受學術界抨擊一事嗎?)立心的同仁在過程中投入很多心力,沒有他們這些文章無法完成,但立心同仁也很清楚他們沒有時間與精力參與學術性文章的撰寫,事實上學術性文章的撰寫不應該是實務工作者的責任,而是開創適合實務工作者書寫風格的發表空間。因此在第一篇居服督導心路歷程的論文,我們希望立心同仁的自傳性文章可以用他們自己的形式來發表,而不受限於學術格式,來清楚界分兩種文章的文責,也代表我們清楚知道學術立場與實務立場的差異,讓各自的書寫可以獨立呈現,而不是要求兩者混為一談。第二篇研究社工與居服員衝突的文章,參與者處於對立關係,雙方各持立場,更不可能說他們都是作者並同意文章的詮釋觀點,這篇文章中從學術分析的觀點提出分析是這篇文章得以書寫的必要關鍵。第三篇居服員生命故事反應我們對居服員生命故事的歸納與反思,未必代表服務員對自我生命的定義。學術參與實務的意義在於她的獨立性格,可以超越個人與機構的立場,而試圖提出不同的觀點,希望與實務工作者彼此相互學習。雖然在這次三篇學術性文章中,資料分析與觀點的確立是我與學生經過多次討論後完成的,但我們深知將知識回饋給參與者的學術倫理,因此我們曾向立心同仁報告過一次,並獲得初步回饋,再進行後續分析並完呈現在的定稿。我們不敢說,我們在文章中所表達的觀點都是參與者所同意與認同的,因為立心同仁在文章最後定稿的參與是有限的,因此不敢說立心同仁都是作者,但感謝立心同仁的參與。這個考量是基於對文章書寫的嚴肅考慮,而不是為了「掠奪」研究的成果。在瞭解作者的意義之後,如果立心同仁認為自己應該是作者的話,事實上我也並不反對,對一個陽明大學教授而言,這些文章都是沒有「分數」的發表,但對我卻是十分珍貴的友誼與記憶,那才是真實的。

從自觀到他觀的撥洋蔥過程
楊老師提出了一個我沒聽過但很有趣的觀點,那就是「基本上,一個研究只有一個觀點,此觀點越成熟,研究的價值就越高」。一般我們會提到一個研究要有「焦點」,而不是說「觀點」,針對焦點問題提出深入的看法,這才是好的研究,楊老師可以再釐清她的說法。但從上下文看來,我想楊老師指的觀點是特定位置的人(如居服員、社工、研究者)所代表的經驗或聲音。事實上,一篇好的質性文章,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而是一種互為主體的體現過程,也就從受訪者的觀點轉化為研究者對這些觀點的再詮釋,目的是在於透過兩者的互動過程,從中發覺新的詮釋觀點。「是誰在說話?」是民族誌研究很重要的議題,因此資料分析中特別區分「自觀」(emic)與「他觀」(etic)兩種聲音,作者要交代的是他是如何從受訪者的觀點(自觀)推論到研究者所詮釋的觀點(他觀),可以讓讀者清楚知道這個觀點是誰的以及推論的過程。如果像楊老師所要求的單一觀點文章,最貼近自觀的文本就是枯燥乏味、上百頁的逐字稿,沒有研究者的剪裁與詮釋,但那也將是無法閱讀的文本。為了要可閱讀,大量的逐字稿必須要被篩選、歸納與重組,並帶入時空脈絡中,讓讀者可以感同身受並超越受訪者的觀點,呈現新的意義與詮釋。這是研究者的工作,但詮釋的功夫好壞也就決定文章的好壞。經過八零年代後現代主義的洗禮後,研究者的現身已經成為論文書寫的必要交代。因此,一篇質性文章就像是撥洋蔥一樣,有很多層次,一層一層細細撥向核心,從田野所蒐集到的文本,精心挑選出來,推敲背後的意思,放進特定時空脈絡中凸顯事件背後的核心意義。每一層都代表不同的聲音,我很高興楊老師可以讀出這是居服員的聲音、這是社工的聲音,這是研究者的聲音,這至少代表著我們有針對特定主題清楚地呈現並交代多元豐富的觀點。

居家服務是與其他工作大同小異的工作?
楊老師指出我們在文章中不斷強調居家服務是一份特別的工作,而反駁認為「它也和其他的工作大同小異」。討論居家服務到底是特別的工作還是類似一般工作的工作,是個過於粗糙的分析概念,不太具有推進討論的效能,因為居家服務做為一種工作必然有工作的共通性,但也具有她的特殊性,所以答案一定不是「是」與「否」這樣二元對立的答案。我們要指出的重點是,居家服務的情感特殊性在目前管理體制中被高度忽略與貶抑,將居家服務視為生產線般的產品管理將扼殺居家服務中案主與服務員最珍視的情感關係。我們呼籲學者與政府官員不要一面倒地從管理面向思考居家服務,而能從案主角度出發,思考如何讓居家服務體系可以讓案主有清楚的責信度、如何讓工作組織可以使服務員在工作中有成就感、讓服務員的工作條件可以更有保障。政策思維一面倒的從管理角度出發,聽不見社工、服務員、與案主的聲音,才是真正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從立心社工員、居服員的分享中最大的學習,更希望這樣的學習可以回饋到居服政策的制訂上。
我們採取批判思考是因為我們知道政策制訂中第一線工作者的聲音微弱,不是因為我們喜歡製造對立。我們書寫與發聲,是因為第一線工作者來自生命的分享,為此我們感恩。我們不輕易呼籲和諧,因為通常呼籲和諧的人都是已經掌握權力的人,他們只是要我們不要發出不同的聲音。
200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推動居家服務市場化方向後提出「管理競爭」(managed competition)政策,開放營利居家服務單位進入招標廠商。一所有七十年服務歷史歷史、規模最大(市場佔有率58%)並評價良好的非營利組織,維多利亞居家護理與居家照顧協會(VHA)因為提供較好的勞動條件給他的服務員,以至單位服務成本偏高而導致競標失敗,當年八月組織正式宣佈破產並結束營運,四百多名服務員頓時失業,兩千五百名案主失去服務,分別被其他四所得表廠商接收。作者Jane Aronson(Aronson, Denton et al. 2004)感嘆的說,失去的是不僅是案主的服務、居服員社工員的工作機會,更是一種重視服務關係、堅持助人工作價值的組織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從營利與管理績效角度的組織文化。我認為,三篇文章記錄的立心居家服務文化正是這樣一個重視人的組織文化,但也正面臨政策走向管理與市場化的危機而面臨消失。最讓人難過的是,被解聘的服務員與社工員對自己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並沒有覺察,也沒有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Aronson在訪問一位服務員時,服務員說:「我以前一直以為我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保有我的工作,看起來我實在太天真了!我應該要多兼一些工作,才不會像現在這麼慘。」換句話說,服務員只怪自己沒有多找兼差工作,以備不時之需,反而完全符合市場化政策要求勞動力更「彈性」的期待。居服員從早期領月薪的保障,到目前領時薪、工作超過四十小時但仍只能算是臨時職員,這正是符合政府要居服員「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彈性要求。把勞資爭議透過委託民營的方式轉移給民間組織,透過開放營利組織進來,政府可以稀釋民間組織團結的可能,由競爭規訓有倡導能量的民間團體,維持政府以最低預算提供最多服務的績效期待。三篇文章在反抗的正是說明居家服務不應該被視為商品,而應該被視為助人的工作,以案主、服務員、第一線專業工作者的角度,創造合理與人性的工作環境。單從成本角度思考的居家服務管理機制正成為主流思維,服務品質與服務關係在切割化的服務流程中流失。如果台灣還不趁此機會,結合實務單位共同為案主、服務員、與社工員發聲並思考對策,我擔心發生在加拿大的居服員集體失業的事件恐怕不會太遠。以楊老師學識與被政府倚重的程度,如果可以在此重大議題上多所著墨,或許會是台灣居家服務領域更大的福氣。

參考書目:
Aronson, J., M. Denton, et al. (2004). "Market-modelled home care in Ontario: Deteriorating working conditions and dwindling community capacity." Canadian Public Policy 30(1): 111-125.

附錄:
立心基金會20週年研討會回應搞
楊培珊 台大社工系副教授

I. 祝賀
今天很榮幸來參加立心基金會20週年慶研討會,聆聽大家的報告和分享,
回顧20年來的篳路藍縷和逐夢踏實,真的非常感動。在此,要誠摯地祝賀立心「生日快樂」,並祝福立心未來的發展順遂如意。我於1997年回到台灣開始在社工領域服務,很快地就和立心結了緣。由最初來參觀學習,到後來能進一步參與社工人員的督導與訓練,以及偶而以另一種身份「社會局評鑑委員」來和同仁互相溝通學習,雖然在不同的階段我和立心同仁的互動方式、深淺不同,但立心對於我在台灣老人社會工作方面的引導和協助,是令我銘感五內,念念不忘的。所以只要是立心的事,我無不盡可能地幫忙,希望能回報立心於我的恩惠於萬一。今天承蒙立心邀請來參加生日慶祝,真的是非常高興,有家人團聚的感覺,也希望大家今天能收穫豐碩。

II. 實務社工研究
今天我的任務是回應三篇有關居家服務的論文。在主要關於居家服務的回應之前,我想先談談「實務社工研究」的部分。目前由社工專協推動、執行的「老人分科分級專業訓練課程」已經穩定地舉辦,其中我們在進階班的課程中有一門「實務社工研究」,去年和今年都由我擔任授課講師,立心也有同仁參與。針對「實務社工研究」的定義,我認為簡單而言就是(1)研究目的、研究設計與執行都以實務場域為焦點,與(2)實務人員直接參與。而實務單位可以選擇獨立進行研究,或與其他研究單位合作。近來我們在社工相關期刊論文中,發現有越來越多的論文是屬於此類型的研究,顯示實務工作同仁對於研究已經不再像以往那樣的害怕了。這對於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而言,真的是很重要、很有發展性的一個里程碑。今天這個時段的三篇論文也都符合「實務社工研究」的定義,由立心發動這樣的合作,研究設計與執行都以居家服務實務場域為焦點,而且有立心的同仁協助並直接參與(包括提供受訪者名單、接受訪談、參與團體等),直到今天的研討會主人都是立心基金會。
但我在講授課程的時候,都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實務伙伴們,以上定義的基本精神是要讓實務單位來「掌控與主導」,所以今天論文的作者應該要包含立心基金會。實務單位不需要客氣,因為你們在研究整個過程中的投入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就該獲得研究以及論文發表的分數(credits),否則日後這些實務研究又都只是研究者的成果而已,實務工作的研究投入並沒有留下屬於自己的「績效」。這是研究領域的現實,凡付出貢獻者必須給予作者的地位;凡沒有付出貢獻者都不能掠美他人的智慧財產。我們社工是非常強調倫理的專業,因此,對於研究倫理也理當予以最高度的尊重與依循,希望大家切切要記得。
除了形式之外,研究目的的釐清也很重要。實務研究應以實務單位和共同研究者一起討論出一個共同的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所使用的觀點。本階段三篇論文中並沒有呈現這樣子的共同目的和共同觀點,甚至反而出現明顯的目的與觀點混淆不清,例如研究者不解當初社工員為何建議某些服務員來接受訪談(目的混淆);或是有時以居服員的觀點、有時以社工的觀點、有時又以研究者(學生)的觀點述說(觀點混淆)。基本上,一個研究只有一個觀點,此觀點越成熟,研究的價值就越高,而實務社工研究期待的是一個以實務單位為主體的研究觀點。到今天為止,我想立心基金會已經投入了相當多的承諾和時間、資源等,來探索屬於立心的成熟的觀點,可惜以這三篇論文來看,這個觀點還沒有充分地出現、成型。但我相信再繼續走下去,立心就可以把越來越多的「研究主權」掌握住,並且由內在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勇敢地、大聲地講述出來。

III. 居家服務
社會工作是一種助人的專業,居家服務是其中的一種服務方案或方式。張老
師文化出版(2001)的「助人工作者自助手冊─活力充沛的秘訣」一書中,作者湯瑪斯˙史考夫荷特說明的很清楚:在助人的專業中,「關懷」是首要條件與基本的品質要求,所以我們要努力防範自己不要失去關懷他人的能力。進一步分析,關懷是三個要素的循環圈:同理心的融合、積極的介入、和情感分離。在我們的工作中,這三個要素不斷地循環,工作者也不斷地淬煉與成長,直到我們可以自在地掌握到三者的平衡與適時地轉換。這個平衡的訓練過程,就是我們專業的核心能力的養成。今天無論是資深或資淺的社工員、資深或資淺的居服員,甚至是機構的主管和主任都一樣,我們都希望能提升專業的核心能力,好能為案主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但問題是這樣的循環非常消耗我們的「心」,因為我們不斷地融合、投入、分離,一個個案、十個、百個、好多好多。我們要怎要做才能保持一個適當的平衡呢?尤其居家服務是進入案主的生活領域,居服員又是單獨進入案主的(部分)隱私生活,他們的融合、投入、和分離是要交給他們自己去摸索嗎?以組織的角度來看,這樣的「不管」、或講好聽一點是「尊重」,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甚至很殘忍的。湯瑪斯˙史考夫荷特說助人者常常用我們「烏龜的腹部」(而不是烏龜的硬殼)去和別人融合,也就是持續呈現我們柔軟的一面,並用此柔軟來融入。但許多時候,我們的問題不是缺乏關懷,而是太多,不是太硬、而是太柔軟、太同理,反而可能過度受其影響,甚至造成助人者或被助者的傷害。所以保持適當的界限是絕對必要的。許多研究以不同的名詞來稱呼之,包括「不黏著的關注」、「情感投入的同時,自覺地又能保持某種情感距離的狀態」、「有點黏、有不會太黏」等等。但到底拿捏的尺度在哪裡?這個問題的答案藏在每一個個案的服務裡。我們在這三篇論文中,不斷地看到個案之間、服務員之間、社工員之間的差異性,雖然社工專業價值尊重個體的差異性,但這樣的說法太過籠統。事實上,我們有責任更仔細地去瞭解與分析這些不同的差異源自於什麼因素?是服務評估不真實?工作規範不合理?各方的溝通不清楚?或其他種種原因。總之,我們不能含糊籠統,以不同立場的人有不同的生活和意義詮釋來解釋一切,因為這種說法固然很正確,但對於我們實務工作的品質提升、對於我們助人工作者的生活與工作品質提升,並不會有實質而長遠的助益。
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協助來釐清種種實務工作上遇到的問題。我們要以非常誠實、勇敢的態度,一層層地逐漸深入去瞭解居家服務這個領域,去瞭解我們的個案和工作伙伴,也去讓個案和工作伙伴瞭解我們。經年累月之後,我們應該會對自己、對居家服務的工作,對工作伙伴們有更真實的認識與瞭解,到時候我們就可以距離「高品質」的服務與高品質的生活更進一步了。

IV. 居家服務的管理
在論文中不時出現(明顯或暗示)的一個說法是:居家服務是「特別」的工
作,例如居服員絕大多數是中年婦女、居家服務監控不易、居服員與督導的權力各有優勢,使得管理困難、督導中出現年輕社工管理類似「媽媽」角色的服務員等等。這些說法其實我們常常聽到,甚至常常自己這麼說。但現在我們要停下腳步仔細想想,居家服務真的有什麼特別嗎?不是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例如程式設計師,他們的工作也是限定於某些年齡層的人、也不容易監控、主管可能比工作者年輕很多(如YouTube創辦人陳士峻)等等。
今天我想要提供給各位一個不一樣的思考角度,就是,居家服務是一個提供很多工作機會的服務方案。雖然它是社會福利的一環,但它也和其他的工作大同小異:有工作契約、有薪水、有市場、有工作人員和案主(client or customer or consumer)、還有很多其他的競爭者,包括其他營利或非營利居家服務單位和其他可替代的服務(如機構或外勞)。雖然內心深處我們非常希望不要醒過來,還是可以藏在社會福利的保護傘之下,過我們以前以「慈善心」看待一切的日子。我們必須要認清現實,居家服務已經成為照顧產業舉足輕重的一員。
現在的產業大環境是充滿著挑戰的。跨國來台的居家服務「公司」已經出現,以後陸陸續續還會更多;公部門方面政府的政策又十分的不明確,讓大家不知道未來發展的方向何在;再加上許多其他非營利組織彼此之間的競爭/合作關係。很顯然我們不可能再關起門來自己過自己的日子了。我們必須抬起頭來看看身旁的世界,也許會發現跟我們想看到的,或是現成的資料希望我們看到的世界很不一樣。
我們要問問自己:我希望更好嗎?我希望卓越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可以參考一下Jim Collins所寫的「從A到A+」和「從A到A+的社會」。我們不是要學習企業的語言與操作,而是要學習、要和企業一樣擁抱「卓越的語言」。Collins認為非營利組織前進的主要關鍵在於「品牌聲譽」,支持者是衝著這塊「招牌」而來,這個招牌是以具體的成果和共通的情感為基礎,使得潛在支持者不只認同你們的使命,同時也相信你們有能力達成使命。
在一塊招牌底下,我們必須「同心一體」,在企業或非營利組織都一樣,我們在某機構工作,不是為取得個人的成就,而是相信組織的宗旨與目標,並基於工作契約而同意加入組織的大家庭。如果任何人認為個人的工作成就(金錢、心理、情感等)是他最大的需求,那麼他應該選擇自己創業,而不是加入組織。所以我們有社工師工作室,也有自己在家接案的「個體戶」居服員。但如果今天我們是在同一個組織內工作,我們對這個組織就有承諾,而組織也有責任來執行他的任務,完成他的使命。這樣的組織,必須有清楚的規範與強調紀律的文化。規範與紀律和願意溝通、增進瞭解並不衝突,兩者都很不可或缺。
三篇文章中我不斷地看到一個現象:對規範與紀律的「躲躲藏藏」(例如必須用比較軟性的言語討論),以及將執行紀律視為「衝突」,好像我們只能生活在一個完全和諧的無菌世界,而無法面對現實。其實,督導和居服員只是執行不同的工作角色,但他們所依據的機構和外在規範與契約都是一樣的,他們彼此也是合作、合一的關係,來共同完成居家服務的任務,而不是對立的關係。我認為,當我們在分析居家服務時,一定要省思到我們文化中對於較低薪的,或年輕的工作者的潛在的、集體的不平等態度,並致力於打從內心讓自己反轉這樣的不平等態度,打從內心尊重彼此的工作,不論年齡、不論學歷,之後才能更實際地來理解居家服務團隊中所有工作者齊力創造績效的意義是如何產生的。而當我們真的瞭解到這個意義之後,也更有可能產生、發揮我們團隊的力量,達到更卓越的境界。最終當組織、所有的工作同仁和案主都贏、都因我們的團隊獲益,才是我們追求卓越最根本的目的。

V. 另一種觀點:感恩
10月16、17日兩天,台大社工系舉辦「2007社會品質指標第一次工作坊」,
與會朋友們熱烈地討論如果在台灣討論社會品質,有哪些重要的指標?其中有一位社會人士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見,她認為一個有品質的社會必須大家能擁有一顆感恩的心,知福、惜福、再造福。
我想今天也可以用「感恩」的觀點來結束我的回應。換另一句話說,就是欣
賞與感謝。我們感謝立心基金會20年走來始終如一,堅持奉獻社會,也堅持用專業的、高品質的理念來執行所有的工作,並用最柔軟的心對待會內的工作同仁、外界的合作伙伴、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案主。沒有這樣的堅持,我們今天的慶祝不會有這麼好的研討會,而可能只是大家來行禮如儀罷了。其次,我們要欣賞與感謝立心的工作同仁,在忙碌而緊湊的工作計畫中,還能加入研究,再加上還有陽明衛福所的同學們努力參與,大家一起呈現了一個完整的研究過程,由緣起到結尾的分析與報告,實在值得大大鼓勵。
我們更感謝我們的案主,因為有你們,我們助人工作者才能藉著這種方式來完成我們生活中的各種任務,以及人生終極的追尋,那就是合一。希望我們大家能懷著感恩的心情,以感恩的觀點,來看待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伙伴,和我們的案主。那麼,也許周遭阻礙我們精進的因素,都可以慢慢地化去,而鼓勵、支持我們精進的因素,都可以慢慢地明顯。
宋朝理學大師張載(橫渠)開啟了中國文化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傳統。天地無心或說天地不仁,原本是自然的不變法則,換句話說,自然或人生本來就展現殘酷無情的本質。但正因如此,我們更要誓言以夸父追日的精神,以我們的工作和奉獻,來為無情的天地和人生開發一片心。這片心讓人民百姓能夠有所安頓,安身立命各得其所,達到「幼有所養、壯有所用、老有所終」的理想。

謹以此「立心」大願祝福所有今天與會的朋友。

社工上街頭(獻給籌備中的社工工會)






今年六月我代表至善協會到香港開會,抵達的第二天二十四日正好是香港社工員到港府前抗議的遊行日子,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社工員為自己工作權上街頭的遊行,心中異常興奮,同行的盈豪猛拿相機照相,我們都在想(我猜盈豪是這麼想):「什麼時候,台灣社工也會有這樣的動能與場景?」這次抗議的主題訴求是,九七之後香港政府開始改變過去以公務員標準薪資補助民間社工的作法,而改採整體補助款(block grant)制度,放任受委託機構以成本控制的考量壓低新進社工的薪資,補助政策的改變造成社工「同工不同酬」的差別現象。這對來自台灣的我而言,真是覺得不可思議。香港社會服務雖然長久一直以委託民營的方式辦理,但在政府強調與民間的伙伴關係下,民間團體成立社聯,做為與政府對口的倡議組織;民間社工享有與公務員一樣的薪資結構(除了房屋津貼之外);在政治上,社工甚至在立法局裡面有職業代表質詢市政。換句話說,香港社工在與政府的關係中,是保有主體性、政治影響力與行動力的專業社群。當香港政府開始以市場機制(整體補助設立補助上限讓民間機構自行運籌)要求社工勞動條件的彈性化,香港社工很清楚地拒絕內化這種壓迫成為自我專業內部的階層化,不允許資深社工的薪資保障是建立在新進社工的剝削之上,因此他們上街頭一起向政府抗議。香港社工社群的團結,才是讓我最動容之處。這次遊行,香港社工工會與幾位社工老師是主要的籌畫者。當天豔陽高照,但整個廣場聚滿人潮,社工員喊口號,上台發表演講,充分展現新舊世代社工的團結。
這讓我回想台灣社工這二十年爭取專業化的過程是如何建立在自我分化與區隔的邏輯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社群共識團結之上。我們誤以專業證照做為勞動權益的爭取途徑,放棄勞動集體團結做為勞資協商的有效管道,因為我們自以為專業而非勞動者,但在政府契約更替中,社工很清楚地就是被當作可替換的情緒勞動者。在「你不做,有別人要做」的市場邏輯下,我們都是換取薪資的勞動者,包括大學教授在內(別忘了老師是要讓學生有「如沐春風」的感受,一如社工要讓案主有溫暖的感覺)。為了建立專業地位,我們排除沒有社工學位的助人者(如山地社工員、神學院的社工系學生)參與社工師考試的資格;為了建立證照權威性,我們讓學術來主導鑑定「有專業能力」與「無專業能力」的考試;為了讓社工師更專業、更專精,我們推動更多課程與考試來區隔彼此(這正是目前社工師修法的方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社工,何曾想過以約聘資格進入的社工,與他承擔一樣的工作,卻沒有退休金可以領取的不公平?訂定委託契約的政府官員,雖然一樣的社工背景,但在思索如何壓低底價的同時,可曾想到委託民營制度下所產生的社工就業機會是怎樣的低薪與不安定?擔任社福組織主管的社工在面對政府政策改弦易策之際,可曾想過被解聘的基層社工所遭受的背叛感受又是怎樣地不易撫平,甚至因此退出社工?這些事件在台灣已經頻繁到不再是新聞,但我們看到社工界的集體行動可曾是凝聚共識,集體對抗外力的壓迫?還是仍抱持著專業證照的神主牌位自我催眠,相信只要我們自我要求更高些,終會被社會肯定?社工社群在這一波又一波的自我區隔,甚至自我殖民後,還剩下什麼?一群會考試、會背書的書匠?社工的使命與熱情在這些考試制度中,一文不值。我們前輩走過的歷史與動人故事,可曾得到被傳承與被看見的機會?
走在香港社工遊行的隊伍中,我哀悼台灣社工的被殖民與相應而生的內部暴力機制,面對最大的雇主,政府的剝削,社工人不也都成為幫凶,參與甚至鼓吹委託民營契約制度下的管理主義對社工專業的摧殘,這種壓迫最可怕的地方是牠也創造我們的愉悅感、物質報酬與認同(我終於考上證照、有證照可以加薪、我是專業社工),以致我們不割捨不下投入這場遊戲的誘惑,對專業權力成癮,終至無法自拔。社工勞動力被高度擠壓,要求彈性化的同時,已經取得位置的社工是否應向香港社工前輩學習?不是要求新進社工「接受現況」、指責社工「當初你就知道契約只有一年」、或給予「更專精化社工證照的明天會更好」的虛無承諾,而是與未來的社工站在一起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這種相互提攜、相濡以沫的社工社群,是我衷心期望的。一位原住民長老曾說:「當我們遺忘了自己的價值與信念時,我們就已經輸了這場戰爭!」社工人,我們已經遺忘了當初投入社工的信念了嗎?

2007年11月12日 星期一

社會倡導者需要的器度:讓自己成為道路


Cindy Blackstock是個原住民婦女,曾擔任兒童保護社工九年,目前是全國性原住民兒童福利組織的主任,也是多倫多大學社工系博士班學生。衝著學長的面子,他遠從渥太華飛到多倫多和我喝了一上午的咖啡。我們從他的成長故事、聊到學院知識與原住民知識的不相容、再聊到他的倡導工作,喬登原則就是他最近大力推動的力作,他因此獲得一項社會倡導工作者的獎項。有感於我上個月寫的一篇對台灣精障運動代言人制度的批判文章,我問他是抱著怎樣的心態與組織方式在進行全國性倡導工作?他說,我們不是代言組織,我不代表會員組織發言,也不代表原住民兒童發言。這項回答讓我好奇心大起,我所認識的社福倡導組織,從殘障聯盟、智障者家長總會、老人福利推動聯盟、青少年權利促進聯盟都是會員組織,以團結個體、集體發聲為運作原則,對政黨、政府、以及社會發言,而他們卻不是以代言人自居。他說,「我們把自己當作平台,創造個別會員團體發展的條件,讓這些團體有機會向社會大眾發聲,讓他們自己介紹自己是誰。加拿大原住民差異性這麼大,我怎麼可能代表他們發言?」那他是如何進行他的工作?他說,「我總是與第一線工作者接觸、與部落接觸,知道他們所遭遇的問題,然後構思我們如何可以促成改變?」他隨即舉例說明,他發現加拿大原住民的福利需求,通常被認為是聯邦政府的責任,以為政府已經投入很多,因此非營利組織介入很少。其實,在保留區內相關服務非常缺乏。因此,他就設計了一個引領非營利組織認識原住民兒童需求的工作坊,邀請民間組織到部落進行面對面座談。
那他是抱著怎樣的心態工作?「我總是在想我們組織存在的目的與意義,我的長老總是告訴我,如果我只是想著我自己組織生存的需求,那我就徹底失敗!我們要隨時為我們所相信的信念犧牲。」他舉了一個例子,讓我震驚不已。他的組織經過研究調查發現,原住民兒童被兒童保護服務以「兒童忽略」為名強制寄養的比例遠高于非原住民兒童,真正的原因在於加拿大政府情願補助兒童保護服務,卻不願意提供可以改善原住民家庭經濟貧窮的結構性問題的有效措施。因此,他的組織在今年二月向人權委員會對聯邦政府提起人權訴訟的法律行動,控告加拿大政府的不當政策導致原住民兒童大量被機構化安置。三月,他的機構接獲聯邦政府通知,政府對該機構的補助全部取消。他說,「想想馬丁路德、甘地這些人從沒有抱怨自己的需求沒被滿足,他們總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為我們帶來願景。有了願景,我們就知道自己為何而戰,為何犧牲。站在這個位置,我要對我們族群以及祖先負責,不是加拿大政府。」忽然之間,我覺得他的身影如此清晰巨大,因為他站在歷史的時空中看待自己的工作。
與有心社會倡導的工作者共勉。

一個原住民兒童的死所帶來的正義


喬登(Jordan)是個加拿大原住民兒童,出生就有很多疾病,需要長期醫療服務,因為原住民保留區沒有足夠的醫療服務,因此喬登一出生,他的父母只好把他寄養給兒童福利單位,喬登兩歲之前都住在醫院。在原住民兒童福利機構與兒童福利機構努力之下,終於為喬登找到一個經過醫療訓練的寄養家庭可以照顧喬登,並籌募足夠的經費購置接送喬登的車輛。但是,聯邦政府與省政府卻為了寄養家庭的費用應該由誰出的問題而爭執不下,因為依照加拿大憲法規定,原住民事務為聯邦政府主管,而醫療與福利是省政府主管的事務,於是原住民兒童的照顧需求是原住民事務,還是衛生福利事務,聯邦與地方政府都在踢皮球。大到升降梯的裝置,小到洗澡浴帽的購置,兩個政府單位都爭執不下,經過兩年的協商,雙方才達成共識。但協議達成不久,喬登也在醫院過世。他一生不曾回到一個屬於他的「家」。
加拿大原住民兒童福利協會(National Indian Child Welfare Association,www.fncaringsociety.com),一個全國性的倡導團體,以喬登的故事進行問卷調查,發現當年度十二個受訪的原住民兒童福利機構,就有393件個案因為政府部門之間的職權衝突導致接受服務的權利嚴重受損。因此,發起一項修法行動,以喬登命名為「喬登原則」,要求所有加拿大政府部門立即採取「兒童優先」原則來解決部門衝突事件,只要涉及部門職權衝突議題,第一個被接觸的部門必須先行給付服務的費用,不得拖延。然後再自行透過司法程序解決政府職權衝突的議題,以避免危害兒童接受服務的權利。
這是個從個案進行政策倡導的好例子,喬登的悲劇因此可以成為其他兒童受惠的基礎,天天卡在行政官僚體系的社工員或許可以從這個例子中看到希望。

2007年9月25日 星期二

真正的學術人


Adrienne Chambon是教我認識傅柯的老師,他所編的Reading Foucault for Social Work是社工界第一本以傅柯為主的社工書籍,是當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暢銷書籍,在各社工期刊都有很好的書評。這次回到多倫多,與他喝咖啡時,我問他為何不應出版社的要求,繼續編第二本傅柯與社會工作的書?他回答說,「我要做新的東西,傅柯又不是我的地盤,需要我要不斷出書來宣示這是我的專長。」如同傅柯要求讀者不要把他固定在特定類型的思考,我的老師也一樣自我要求在思考上不斷創新與前進。當下,我感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術人。
我問他最近的研究取向,他說他開始思考藝術與社工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社工知識以文字書寫的方式過於狹隘,只有少數人願意或可以書寫、閱讀,但藝術(圖片、畫作、舞蹈、戲劇)卻是人人都可以參與的溝通形式。我問他,那這樣的研究不是很難找到期刊發表嗎?他笑笑說,對阿!所以我寫的東西都不在正式期刊中。不過,我真的很享受這個探究的過程。每天都有新的想法、新的刺激。他與我分享,一個由一群女性街友創作的繪畫計畫;一個由學生參與完成的紀錄片放映會。他說,我們社工服務的對象都可以透過藝術的方式改變我們與他們互動的形式,深化我們對他們的認識,這對我們社工的實務是多麼大的突破!
他完全不在意他的研究是否可以發表?或發表在SSCI期刊上?只關心社工知識發展是否因此而有新的突破與空間。他對知識的熱情讓我看到真正學術人的理想。這或許是這次進修最大的收穫。

2007年6月4日 星期一

敘事與社工

2007年『教育探究另類取徑:自我敘說與社會參與』研討會
〈圓桌論壇:自我敘說與社會實踐〉引言稿
看著當權者的眼睛,大聲說「不!」
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王增勇
2007/06/29

有人說,九0年代是社會福利的「黃金十年」,
因為我們通過了大量的社會福利法規;
但我認為,九0年代是社會工作專業良知最煎熬的時刻,
因為我們大量地被吸納進入體制內,
與我們矢口要服務的弱勢族群漸行漸遠。

工作,要考證照;
背誦著工作中用不上的理論,
我們放棄自己追求答案的權利。
評鑑,要會寫漂亮的數據;
書寫著委員理想中的圖像,
我們失去表達實務困境的機會;
升等,要寫英文文章,
思考著期刊編輯有興趣的題目,
我們不再擁有與身邊伙伴對話的能力;
書寫,總是為著不認識的陌生人。

曾經存在於竊竊私語、促膝長談的親密對話空間逐漸被吸納而消失,
社工與案主的故事逐漸只允許一種形式的聲音被聽見、被敘說;
無所不在的表格,時時提醒著我們要以統治者的角度,
「正確地」詮釋案主的世界;
逐漸地,我們聽不懂案主的聲音,
一如體制不懂我們工作的辛苦;
我們聽不見彼此的聲音,
一如我們聽不見自己當初要作社工的召喚。

當我們正為自己在體制內努力掙得的位置而沾沾自喜之際,
巨大的孤立與斷裂正累積在每個有血有肉的社工人心中,
卻沒有語言可名之;
當我們忠實地將案主分門別類送進福利體制的生產線上,
因為不符規格而被淘汰的需求,時時考驗著我們信守的工作理念,
卻沒有伙伴可以訴說。
我們唯恐自己是團體內的異端,
小心收藏著自己的情緒,唯恐被認出。
靜靜等待著,
起義的大纛被舉起。

有個故事是這樣的…

不久以前,
有一個學者到美國進修,
回國後舉著「優點個案管理」的牌位,
昭告天下:這是台灣家庭暴力服務體系的未來趨勢;
透過國家、民間組織、學者三位一體的加持下,
優點個管的語彙成為家暴體系中最時髦的名詞。

一群社工被欽點成為優點個管聖殿的守護女神,
背負著宣揚優點個管的使命,
在研討會上,只要主管一個眼神,
女神們就身先士卒地舉手發言,
證明優點個管的神效。

直到,有一天,女神們發現:
為了配合研究,他們花大量的時間寫報表;
為了完成案例報告,他們沒有時間與個案相處;
即使個案沒有進展,他們也要依進度生產報告;
他們不知道,到底他們服務案主,是為了研究還是案主?

他們被要求無限制地提供友誼支持,
卻發現機構並沒有相對減輕他們的工作量;
他們被要求「優點」地對待案主,
卻無法要求機構「優點」地對待他們;
這個矛盾被埋在深處,
因為優點個管是不容質疑的,
做不到一定是個人的專業能力問題。
他們以為自己是神選的子民,
卻發現那些沒被選擇的過的比他們幸福;
女神生氣了!

在一場被機構指示進行的行動研究中,
女神們聚在一起敘說原本被預設的腳本,
意外地卻浮現「為什麼優點個管只能是專家詮釋下的版本?」的提問,
女神們開始尋找自己所認識的優點個管,
並集體把它書寫成「我與優點個管之間的舞曲」報告。

這回,機構主管生氣了,
說這個研究裡只有「敘說」,沒有「行動」,所以不是行動研究,
「敘說」不是「行動」,因為女神沒有依照原先說好的腳本演出;
當被消音的故事開始被敘說與被聽見時,
被壓在底層的社工員超越了對權威的依賴,
相信自己的經驗是值得被敘說的,
說出的故事值得被紀錄成文字,
當個人的故事被說出時,其他社工的故事也蓄勢待發,
因為這是屬於這個世代的社工人共同的故事,
誰說,敘說不是行動?!

機構需要優點個管為機構的祖靈增加靈力,
好維持機構下次競標的爭奪賽中脫穎而出。
在機構二十週年的研討會上,
女神們堅持以自己的面貌出場,
要面對所有的當權者,
大聲說:不!這是我的故事,沒有人可以否定她!

女神,當他勇敢的說出自己的故事,
此時才真正地成為可以召喚眾人的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