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近部落，你才知道下一步！」--- 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成立致慶

「貼近部落，你才知道下一步！」--- 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成立致慶

2017/07/29

大家都知道，淑蘭是我在慈濟的學生；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淑蘭其實也是我的老師。長期研究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我，在淑蘭身上，看到什麼是貼近部落？什麼是跟部落在一起？什麼是為部落堅持？在她的挫折中，我也看到什麼是國家作為殖民的工具？什麼是專業作為複製族群歧視與排除的機制？作為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的先行者，淑蘭無可避免地用自己的身體與生活卡進四百年來台灣殖民者對原住民族的殖民統治機制中，這一路走來不只是淑蘭個人的堅持與成就，也是對殖民體制的解構與抵抗。淑蘭不只服務蘭嶼的老人，也在為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開路。作為老師，我能做的就是陪伴淑蘭，讓他知道他不孤單；作為學生，我能做的是記錄與整理，希望更多人從淑蘭的努力中得到啟示與力量。

淑蘭一直默默用自己的行動感動族人，用在地志工的方式照顧老人。成立協會後，默默用志工服務了四年才接受縣府補助提供居家服務，但淑蘭沒放棄志工服務，因為被政府排除服務資格的老人仍需要服務。當長照十年開始收取自付額，淑蘭決定由協會全部吸收，不讓自付額成為阻礙老人使用長照的障礙。當衛生署開始推動原住民族地區長期照顧實驗計畫時，選定蘭嶼作為第一期五處試辦點，淑蘭一度以為這筆經費可以用來推動他長期對蘭嶼的長照夢想，但在衛生行政體系最底層的她是無法決定服務的方向與經費的使用，雖然她最瞭解部落與達悟文化，但行政體系的階層讓她有志難伸。這樣的挫折終於讓她看清楚，衛生所公衛護士角色的限制，她面臨是否要放棄部落中人人稱羨、收入穩定的公務員的抉擇。當她來找我，徵詢我的意見，我鼓勵她離職，因為從民間組織推動長照的空間更大，原鄉長照受限的路需要像她這樣的人作先鋒，為原住民族開路！但我知道，這個重大決定是淑蘭和他的家人要承擔與面對的。

原本以為淑蘭十四年居家護理師的資歷，離職後的淑蘭可以申請居家護理所繼續為族人服務，沒想到專業資歷、服務計畫都沒問題，卻卡在立案處所要有建照的要求，一個居家護理最不重要的條件卻讓淑蘭長達五年無法執業，必須依附在其他居護所之下。她為族人所做的照顧因為國家土地法令對原住民族的不友善成為非法，五年多來她被人檢舉多達七、八次。因此，今天淑蘭可以用「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這個老人家給她的名字與祝福，對她而言，豈止意義重大。

當國家長照政策一波接著一波湧入部落，面對這些政策帶來的資源與美麗的願景，面對政策種種的規定與條件，彷彿這些政策制訂者是萬能的全知者，面對國家的傲慢，淑蘭只說：「我選擇貼近部落，這樣你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十多年的陪伴過程中，誰是學生，誰是老師，已經不重要，因為在天主的眼中，我們都是祂的工具。同是基督徒的我，在信仰的召叫中，理解淑蘭在意的不是世上的，而是天上的。我每次來蘭嶼，都看到好多天使一起來參與守護蘭嶼的工作。文彬是淑蘭最大的支持，還有淑蘭的父母給淑蘭滿滿的愛，支持她這一路走來。大姊淑美支撐起居家關懷協會成為淑蘭最重要的工作伙伴。武醫師每個月從台北飛來蘭嶼，所開立的醫囑是居家護理所申請健保給付的基礎，他那立即見效的復健針更讓族人可以立即回到工作崗位上。還有好多好多的大小天使，來到這裡。

颱風天是看見天主大能的時刻，提醒我們，這一切是因爲天主而成就的。雖然我們不常見面，但總在禱告中相遇，在各自的位置上為相同的理念努力，因為在天主面前，我們要謙卑地說：「我們都是祢的僕人，我們只是作了我們該做的事」。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今天剛結束的社工師國家考試，其中《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科目以選擇題的形式測試考生對於原住民在台灣社會中成長歷程所經驗的族群認同困境，題目背後反應出漢人對原住民的施捨恩給心態與專業傲慢，實不足取。國家考試以保障專業人員的素質為目的，但社工師考試卻透過考題複製與強化對原住民族的族群歧視，讓新一代社工師對自身即將擁有的專業權力缺乏多元文化的反省，這樣的狀況值得社工學界應嚴肅面對。 考題原文是這樣寫的：「當某個原住民青少年在族群認同上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時，他所可能面臨的後果為下列何者？（A）妥協（B）疏離（C）雙文化觀（D）同化」。自我認同是個案工作中社工員首先要處理的議題，也是與原住民一同工作時必然會面臨的問題。做為社會中的少數民族，台灣原住民族掙扎在傳統與漢人主流文化之間，這種文化衝突稱為「文化斷裂」，往往導致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原住民無所適從。這個題目以尋求自我認同階段的青少年發問，是切合原住民人格發展歷程所遭遇的問題，但問題出在題目文中「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預設漢人社會對原住民所有的作為都是「機會」，而排除了漢人社會對原住民的作為常常是「壓迫」、「限制」，甚至「殖民」的手段的可能。 這個預設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背後反應的是許多漢人覺得原住民已經得到很多福利，為什麼還不滿足？問題背後隱含著，原住民青少年族群認同的問題是根源於他「拒絕」認同漢人文化，以及漢人文化所提供的種種「機會」。出題的社工老師，如同許多漢人一般，只看到原住民考試加分，卻沒看到課程內容不教授原住民的母語，也不反應原住民的歷史與生活世界，讓原住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失去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漢人只看到原住民老人五十五歲就可以領津貼，卻看不到原鄉醫療資源的貧乏、勞動條件的不足、從事高職業傷害風險的行業等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平均餘命足足低於國人九年之多。對原住民議題缺乏結構性分析與歷史反省是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歧視一直無法根除的原因，這次出題所反應的正是這樣的漢人中心觀點。 這個題目的語法以因果關係來連結「拒絕漢人文化」的因與選項中的「後果」。從邏輯上推演，答案很清楚，就是「疏離」。如果已經拒絕漢人文化，就不會「妥協」或「同化」；如果已經拒絕，就不會接受漢人文化而變成「雙文化觀」（雖然我從沒聽說這個名詞）。出題老師很肯定的認為，原住民青少年拒絕漢人文化就會變成一個疏離的人，我猜他的意思是和漢人文化疏離，而變成一個需要社工介入與輔導的個案。其他三個妥協、雙文化觀、同化（也就是接受漢人文化）的原住民就不會有問題。這背後的漢人中心觀點透過選擇題的形式（只能有一個正確答案）要求所有考生必須接受與認可。 以因果關係來分析原住民青少年的族群認同議題，忽略了認同是多元交織的流動歷程，而不是單一線性因果所決定。原住民的自我認同，會受到他的族群集體社會型態的影響，一個原鄉長大的原住民兒童，他的的族群認同往往是從同質性高的小學跨進平地以漢人為主的國中，才遭遇強烈衝擊，而都市原住民往往自上幼稚園開始就面對族群身份問題。利格拉樂˙阿女烏曾記錄過一位初進幼稚園的都市原住民兒童面對老師對原住民的質疑時，回家跟爸爸說：「爸爸，我們為什麼是山地人？我是山地人嗎？」在原住民被殖民的歷史下，在現代與傳統社會的多元力量之間被持續拉扯，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呈現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已經不是考題中所謂的「雙文化觀」所能捕捉的。 學者LaFromboise, Trimble, & Mohat (1992)依照涵化程度將原住民的自我認同分成五種：1.傳統的(traditional)：只接受傳統文化的人；2.過渡的(transitional)：同時說兩種語言，對傳統有基本質疑，卻也質疑主流文化；3.邊緣的(marginal)：兩邊都不接受的人；4.同化的(assimilated)：只接受主流文化的人；5.跨文化的(transcendental)：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這個模型試圖打破了非原住民將原住民同質化的刻板印象，呈現了當代原住民自我認同的多元可能性，不過這樣的模式所預設的現代與傳統二元連續，可能仍不足以說明當代原住民所處的多元處境，應有多軸線以反應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有多元對象的可能性。 多位社會工作學者以此提醒社工員必須要尊重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所選擇的位置，而不該以單一原住民認同期待所面對的案主，因此Lee(1997)強調原住民社會工作者應有反思的態度。至於如何在進行諮商時，開放對案主的世界觀保持開放，Richardson (1981)建議以下策略：承認你的無知、看見正向力量、用聆聽來協助、使案主舒適、回饋使案主知道你在聆聽。在加強社工員的反思能力上，Brant(1990)將原住民的歷史處境納入專業反省中，建議專業工作者要瞭解原住民因應過去艱困的生活環境發展出其生存的價值體系與行為倫理，使團體得以存續。處於優勢地位的非原住民專業者必須有所瞭解才能真正協助原住民案主。相同的，Herring(1999)認為原住民諮商應採用促進主動的發展觀點（Proactiv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諮商者應對原住民過去與現在的歷史與文化有充分知識，並將政治與社會經濟力納入考量，瞭解一個地區的教育、就業、都市化、醫療影響、政治參與、宗教、語言、日常生活與社會關係，扮演系統改革者，創造一個肯定文化差異（culturally affirmative）的環境。 看來，台灣出題的社工學者在原住民的議題上，仍需要多讀書，多反省。每次社工師考試都反應每個社工世代對社工師的期待，透過考試，我們在定義社工，也在傳承社工的價值觀。不可不慎！

回到誰的家？小心「慈善」背後溫柔的箭

回到誰的家？小心「慈善」背後溫柔的箭
王增勇（陽明大學副教授/台社成員）
高雄縣杉林鄉慈濟大愛永久屋第一批已於近日落成啟用，許多人鬆了一口氣。政府官員終於看到具體的重建政績，不再擔心被批評重建效率差；慈善團體對捐款人有了交代，不再擔心無法徵信；抽籤入住的災民終於得以脫離漂泊無依的臨時安置生活，一應俱全的居家設施讓生活得以重新開始。媒體在長期報導風災重建的種種苦難與衝突後，終於有溫馨感人的畫面與新聞可以讓人耳目一新。慈濟大愛村的啟用在慈濟慣有的愛心施與受的框架中被理解。於是，多數媒體報導的邏輯都圍繞著付出與感恩的圓滿圖像建構：大愛村成為「愛心奇蹟」，大規模的建造工程成為「台灣世紀大工程」、「打造國際模範、世紀典範社區」，見證了「慈濟志工團隊的效率與紀律」；災民則成為「從小到大都沒有住過這麼好的房子」的卑微小民，離開營區的原住民則心存感激，對營區長官用慈濟的術語表達內心的感受「我們要搬新家了！感恩您！」，對於這一切的安排，災民們心滿意足，因為他們終於「如願踏進屬於自己的新家、可以重新過日子」；而最大的寬容與慈悲表現在證嚴法師超越自己最堅持的宗教信仰，她參與揭牌儀式時，「首度站在大愛村教堂的十字架之下開示，這是證嚴法師生平第一次進教堂」，成為大愛的極致展現。
我無意否定慈濟興建大愛村的善念，也相信入住災民會因為有了長居久安的住所而得以安頓，但在愛心論述只過於單面與短視地呈現眼前的家屋重建景象。助人工作中，愛心往往是最危險的誘惑，因為它在道德上太正當，以致我們誤以為我們可以為他人、甚至其他族群的生命與未來做決定，忽略了還沒有真正認識受助者處境下的協助往往不是真正的幫助，反而是傷害。眼前慈濟大愛村其實是長期台灣漢人社會戕害原住民族的慣有模式。六０年代，蔣宋美齡在蘭嶼大量興建國宅取代傳統達悟半穴居家屋，造成達悟族傳統養老文化無法再實踐，導致目前達悟老人無法在家中的工作屋中養老，只能在路邊臨時搭建的房屋中居住。七０年代風行大專院校二十年的山地服務隊，原住民青年江冠明長大後反省大專院校山地服務隊時說：「我不喜歡你們的服務隊，因為你們來這裡，帶給我很羞恥，很沒有尊嚴。」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形容它是一支「溫柔的箭」。或是九二一災後重建，各式善心組織到部落從事救助服務、再到這次的八八風災重建，原住民都被視為要被解決的「問題」，而不是具有解決自身問題能力的人，原住民獨特的世界觀不曾主導這些服務的方式。排除原住民主導參與的救助形式都已經預設了原住民是無能解決自己問題的次等人，正是這種基本互動的心態對原住民最具傷害。部落常見的善心捐贈卻長久地改變了部落的價值而不自知。有人讓部落孩子每人一雙名牌球鞋，即使孩子的家境無法支持這樣的消費行為，但從此孩子只要穿名牌，從此瞧不起自己的父母。
同樣地，慈濟大愛村是慈濟文化的展示。如果地圖反映了家的認知，街道名稱『大愛路』、『合心路』、『善解路』、『感恩路』、『和氣街』、『互愛街』、『協力街』、『包容街』、『知足街』、『尊重街』反應的慈濟世界的圖像，不是原住民的世界，提醒著居住在其中的住民要對慈濟時時心存感激，更標試著受災的原住民是需要他助的受助者，而不是自助者。慈濟大愛村反應的是漢人對於家的想像，原住民的家不僅是居住的家屋，而是延續與傳承祖先生活的傳統領域，包括漁獵、祭祀、耕種、聚會等功能場所。在島上生存至少千百年的台灣原住民經歷一場大水，他們所發展出的獨特文化怎能因為證嚴上人一句「讓山林生養休息」就嘎然而止？原住民與大自然共存的生計文化又豈是台灣首富想像的「有機農業」所能取代？來到慈濟大愛村的人絕對不會認為那是原住民的家，因為它沒有原住民對世界的想像。災後重建的原住民最大的悲哀是他們永遠都是「被重建」的對象，而不是他們自己重建。愛心裝飾下的永久屋落成背後充滿著權力不平等所造成的暴力，反應的是官員亟需的政績與行政效率、漢人慈善組織慣有的「災難/勸募/報導/再勸募」運作邏輯、以及原住民再三被漢人社會拒絕尊重的主體性。

當原住民遇見大政府與大慈善

【台社論壇】


體檢原鄉部落的災後重建：
當原住民遇見大政府與大慈善


加拿大原住民認為當你做錯一件事，向人道歉之前，最重要的是，你有責任從錯誤中學習。八八水災至今一個月，馬政府為了救災決策的失當，總統親自向災民道歉，並導致劉兆玄內閣的總辭。過去一個月，為了彰顯績效與成果，政府壓縮了中繼安置的過渡階段，直接進入永久屋的執行；在急於對外宣示重建成果，國家與外來慈善組織都忘了家園重建涉及一個族群的文化延續與傳承，這個決策必須是個充分討論的過程，而且必須是在地人做出的決定。暫行條例通過之後，重建會的組成成員缺乏對災民負責的責信機制；一味的求快之下，重建的步調凌亂、決策機制進入中央與地方政府彼此內耗、部會之間不整合、災民與決策者之間無法對話而導致決策的品質低落。從目前急就章與粗暴的家屋重建以及缺乏民眾參與機制的重建決策機制，這次受災的原住民部落正面對國家與慈善集團聯手的二次災害，我們強烈質疑馬政府的道歉背後是否真的從過去的錯誤中有所學習？
面對這次災後重建，我們需要謙虛地願意放下過去的慣習，相信原住民有能力與智慧從災後站起來；我們應該讓原住民用自己的方式重建家園，不僅是物質的、文化的，更是心靈的部落。用新的態度面對原住民議題是這次風災帶來重建的契機，更是這次重建的歷史意義。對依法行政的政府而言，這是個痛苦但必要的過程。在吳內閣上任之際，為了催生這樣的過程，台社特地舉辦這場論壇，針對目前政府推動的災後重建政策進行檢視，希望提出符合原住民自治精神的重建觀點，以落實原住民為主體的部落重建。即使這是個不易實踐的夢想，但我們仍堅持一絲希望，而這個希望是災後重建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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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0 在家屋重建政策中消失的部落主體性
主持人：王增勇（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台社成員）
與談人：達努巴克（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秘書長）
喻肇青（中原大學景觀系教授）
林淑雅（靜宜大學法律系教授）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台社社員）

1200-1330 午餐（自理）
1330-1530 無法穿透的重建決策機制：被專業與官僚消音的原住民主體
主持人：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台社社員）
與談人：林津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南方部落重建聯盟、台社社員）
巴耐・秋月（台東刺桐部落阿美族人）
陳永龍（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系教授、多樣生態文化工作室負責人教授）
王增勇（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台社成員）

1600-17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王增勇（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台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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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年9月13日（日）上午 10:00~17:00
地點：紫藤廬紫緣廳（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
限額40名，可預先報名，報名專線：紫藤廬（2363-7375）
主辦：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紫藤文化協會
聯絡：蔡志杰（0921-052-277）
論壇企畫人：王增勇（0937-052-102）

讓原住民自治成為災後重建的原則

八八水災與九二一地震在災後重建最大的不同在於，八八水災受創最嚴重的區域以原住民為主，這是馬政府在參考九二一災後重建經驗時，應注意的事。原住民部落災後重建的關鍵在於，原住民有不同於漢人的世界觀與歷史記憶，他們的世界觀是否在重建過程中被充分採納與反映，將決定災後重建是否成功。但是從目前馬政府提出的重建條例草案來看，馬政府的重點在於展現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企圖，反而失去了與原住民對話與學習所必要的謙虛與彈性。沒有尊重原住民的前提下，這份重建法案注定無法成為台灣原住民族趁此危機邁向部落自治理想的契機。
漢人與原住民看世界的角度不同，將導致重建不同的方向。以遷村地點的選擇為例，政府都在朝向漢人觀點中所謂「安全」「沒有土石流」的平地區域尋找，但是原住民族從日據時代部落被迫遷移到平地的歷史經驗中反省，開始討論是否應該回歸傳統領域，也就是更偏遠的區域，重建部落生活。也許有人（可能也包括原住民本身）會質疑，原住民難道要回到以往山林狩獵的生活？在現代經濟社會，這可能嗎？老實說，這不是非黑及白的選擇題，重點是遷村地點的選擇必須是原住民自己做的決定，而不是外人。被給予決定自己族群命運的機會正式原住民基本法中明訂的自治精神所在。重建條例可以因為非常時期而超越許多法律，但唯一不能超越的就是原住民基本法的自治精神。
至今災後重建的討論中最有創意的當屬台東原住民藝術工作者提出的漂流木再利用的構想。在現有政府觀點，因為風災後遺留在街道、河流、與港口的大量漂流木是需要被清除的垃圾，僅有的剩餘價值就是國家加以拍賣後的現金獲利。但是在台東這群原住民藝術工作者眼中，這批「垃圾」孕育著災後重建的「黃金」。摒除漢人購買現成房屋的市場機制，在他們的想像中，漂流木可以成為原住民合力共同重建家屋所需的木材，在共同造屋的過程，他們不但免除長期購屋貸款的經濟壓力，更享受部落集體互助與合作的精神。在他們的想像中，漂流木可以成為受災部落發展各種產業的動力，各式奇木可以是藝術創作的素材，各種木材可以是原木家具的原料，他們看到的不只是這些成品，更是在過程中，原住民可以獲得一份工作，並展現自己的文化、認同與信心。漂流木，這些曾經守護過台灣的森林，在這次風災中，化身成為土石流，沖刷過台灣這片大地，標記著大自然的摧毀力量曾經肆虐過南台灣的見證。如果，重建是災民找到再站起來的力量，有什麼比讓這些漂流木回到他曾經聳立的原鄉成為重建原住民家園的棟樑來得更有意義？讓這些漂流木回到它們生長的地方，同時成為原住民得以回家的力量。重建需要的是看見希望的眼光，不是粗暴的國家權力。強有力的領導者是以帶給人民願景為基礎，而這個願景應該來自於在地的聲音。

社會福利作為原住民自治的可能路徑

以自決做為反殖民的歷史反省
如果一個民族是處於被殖民的狀態，那代表著這個民族無法參與有關他們日常生活事務的決策。換句話說，只要台灣原住民有一天無法依照自己的世界觀決定他們的生活，台灣原住民就仍處於被殖民的狀態。自決於是成為原住民反殖民運動的重要訴求。日本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很清楚地陳述殖民台灣原住民的步驟：解除武裝、剝奪土地、與剝削勞動力，但殖民的力量不僅止於外部統治者，更引動原住民族內部的自我殖民，形成一個相互強化的殖民循環。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1999：267）曾一針見血的陳述原住民問題：「原住民的經濟困厄來自於主動或被動地箝入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運作中，一步步成為國際的邊陲，同時矮化其發展並促成內部殖民。」其結果是更進一步的文化解組。布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白勝光在1999年12月公布的原住民紅皮書中就生動地描繪出原住民在資本社會結構下面臨文化解組的困境：「沒有打獵，就沒有祭典，沒有祭典，就沒有分享與團隊，完全封鎖了原住民生活、工作、狩獵的空間，一切思考、語言均要以漢人的標準為依據，從此山林不能再供應原住民生活所需。為了討生活，原住民只得被迫離開部落，到不熟悉的都市，從事粗重、高危險的勞力工作。」政治的殖民，改變了經濟的生產方式；經濟的殖民，導致了文化的失落與民族靈魂與記憶的遺忘。換句話說，殖民力量的運作形式會隨著時代變遷而以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叉形式變化，關心原住民反殖民運動的人需要辨識殖民權力的運作，才能有效地回應與抵抗。

國家是原運的場域或墳場？
1996年起，台灣政府體系中開始普遍設立原住民事務的專職機構，研究原住民政策的學者多認為這代表著同化政策的終結，原住民族的獨特性開始被國家所重視，因而開啟了台灣做為多元文化社會的時代。原民會背負著原住民族的期待，要為原住民族發聲。十三年過去了，原民會是否成為國家機器中為原住民發聲的傳聲筒？每次在都市原民聚落被拆遷之際，原民會剛承諾「回去協商」的身影剛離去不久，立即來臨的往往是拆除大隊的怪手與大批警力；掌握有限預算的原民會，其實無權要求業務主管單位配合他們的「建議」施政，面對其他強勢部會，原民會，一如剛進入漢人學校求學的原住民兒童，課業表現/執行率是所有部會最差的部會之一；原民會主委一職更迭如流水，原住民菁英長期參與原運所累積的資本在政黨輪替中被消費殆盡。我們逐漸清楚的是：做為政府的一員，原民會無可避免地背負著既有政府的分工與思維，原住民的觀點在既有政府框架中其實沒有太多發聲的空間。
加拿大原住民兒童福利工作者Cindy Blackstock今年三月到台灣就說出他與加拿大政府打交道的心路歷程：「其實他們都是好人，他們會說：『我才剛上任，讓我熟悉業務後，我們再坐下來好好討論』、『我們很願意任針對帶原住民的差異性，但希望你給我們時間學習』，我們也的確花很多時間跟他們開會。但是這些官員如流水，十幾二十年過去了，制度都沒有改變，我們不斷失去部落的兒童。我們決定不再等，我們相信政府是個無藥可救的系統（broken system）。為了對的起我們的祖先、我們的孩子，我們必須立即行動！」他所屬的組織於去年向加拿大聯邦法院對加拿大政府提出人權訴訟，控訴加拿大政府對原住民兒童福利的補助水準低於一般兒童福利，造成對原住民兒童人權的傷害。這項控訴使加拿大政府大為緊張，聘僱六位律師回應這項有史以來的人權控訴案件。2007年，我訪問她時，她如此描述她的認知：「我的長老總是告訴我，如果我只是想著我自己組織生存的需求，那我就徹底失敗！我們要隨時為我們所相信的信念犧牲。有了願景，我們就知道自己為何而戰，為何犧牲。站在這個位置，我要對我們族群以及祖先負責，不是加拿大政府。」相同的，進入體制的原住民是否如Cindy在經驗到國家與自己族群之間矛盾之際，有意識地做出選擇，成為一個「在國家內反國家」（in the state and against the state）的原運工作者。

社會福利是解放或控制原住民的力量？
在台灣，由於社會福利政策在國家施政的邊緣地位，社會工作專業進入原住民社會的歷史十分有限，直到原民會成立以及九二一地震發生後，社工專業的思維與專業人員才有較多的接觸。如果我們從國外社會工作專業與原住民接觸的歷史經驗來看，我們會更看清楚社工在國家體制下所扮演的雙重角色與所處的社會矛盾位置，而看見社工專業以福利進行種族同化的共犯位置的危險。二十世紀初期的加拿大政府強迫原住民兒童離開父母、遠離家鄉，集中到由教會所辦理的寄宿學校（boarding school）接受英語教育、拋棄傳統信仰而接受基督信仰，造成原住民部落文化傳承的斷裂。二十世紀中期以來，隨著福利國家所建立的福利體制，由於白人為主的社工專業對原住民文化的缺乏瞭解造成高比例的原住民兒童，被社工人員以兒童虐待、疏忽之名強制帶離家庭，安置於白人家庭，兒童福利體系中的寄養服務接續寄宿學校成為主流白人社會進行文化滅種所採取的一連串措施，而社工員就是將兒童強制帶離部落的人(Fournier & Crey, 1997)。原本成立要協助他們的社會救助體制並沒有真正地幫助他們，反而成為原住民受創的根源，因而被原住民菁英份子質疑社會福利是主流社會用來弱化原住民社會力量的滅種手段（Thomson et. al, 1988：434）。
一竿子把社會福利否定並無法幫助我們反轉既有的福利體制。社會福利也不是在解放或控制原住民的選項中，被輕鬆理解的議題。李明政（2001）指出，台灣政府既有的福利政策是以個人式介入的殘補式福利為主，在救助個人的行動中，社區/部落從不是被關注的對象，整體經濟的發展也不是政策介入的目標。如果原住民福利無法跳脫這種殘補式福利框架，而只是以一種「加碼式」的福利津貼在解決原住民的「問題」，社會福利對原住民會成為耗損「靈魂」的毒藥，因為原住民傳統具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與知識沒有被看見，社會福利的實施只會複製原住民是需要救助的依賴對象的權力關係。這種反省正是西方原住民社工學者所提出的。紐西蘭毛利長老暨社工員John Rangihan曾說：「文化介入必須與經濟介入結合，毛利人相信人群發展等同於經濟發展，如果你同意一個人不可與他的文化分離，針對任何社會問題，你就不會只有福利的處方，而會加入社會發展以及社區充權 (empowered community)。」（Rangihan, 1987; 引自Cairns et.al, 1998:164）從原住民傳統智慧與世界觀，發展部落集體的共識，不再被政府部門的分工所切割，也不再侷限於政府既有的政策思維，是原住民族在面對日常生活中最迫切所需要的自治權利。

重新找回助人者的定義權：誰夠資格助人？
在資源缺乏的原鄉，掌握資源的社工是很重要的角色。民國六十九年省政府招考的五十四名山地社工員中，後來有三人成為該鄉的鄉長，其影響力可見一斑。社會福利的執行多依賴社工專業，但過去二十年社工專業的發展朝向「證照化」的專業路徑，強調正式教育學歷為基本門檻，並以標準化考試做為鑑定專業能力的依據（王增勇、陶蕃瀛，2006），這種發展讓社工更加遠離部落。在地原住民因為缺乏相關學歷，因此在地助人者多半無法成為國家所認可的助人者，挾持國家資源進入部落但卻對部落缺乏認識的社福組織與社工，卻成為影響部落的重要組織與人士。部落對於誰可以進入部落從事助人工作，卻毫無置喙之處。部落對於目前社工養成教育，更別說社工師考試制度，更沒有參與的機會 。熟悉部落、熱心部落的人只能以「行政人員」被方案納入，但仍必須受到部落外、具有社工資格的督導所管理與約束，這正好與充權部落、以部落為主體的理念背道而馳。這種專業權力結構讓目前實施的原住民福利方案，完全聽命於政府規範，而不是回應部落聲音。目前原住民社會福利政策充斥著「以部落為主體的社會福利」，但部落在其中的概念仍被定義為「方案實施的場域」，而不是「方案發展的主導者」。
加拿大原住民部落開始質疑，為什麼原住民幫助原住民是白人來認證，而不是原住民來認證白人是否有資格幫助原住民？因此，部落開始要求當社工進入部落擔任兒保社工時，在接受部落對他的訓練之後，當他要正式成為一個社工員時，他要在部落眾人面前接受長老的祝福，表示他願意從部落手中，在部落長老的指引下，承擔保護部落兒童的重任。一旦失去部落的信任，他將失去執行這份工作的權利。這個儀式要告訴社工的是：當社工進入部落時，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效忠的是部落，不是民間組織、不是國家。
但回到台灣，在部落工作的社工效忠的是誰？每月要交的報表是回應誰的需求？實務中看到多少有新的部落工作者淹沒在政府要求的報表中？或是花力氣辦理部落不需要卻是政府要看見的活動？承接到政府方案的組織，有多少是部落的在地組織，或是與在地部落有密切連結的組織？進入部落的文化能力在政府委託案的評鑑中，又該算在那個項目中？社工相關科系的學歷要求扮演排除對部落有感情的助人者進入部落社工位置的角色。證照化建立在排除別人參與助人工作的邏輯之上，我們社工專業到底是助人還是害人？論述上不斷說充權或優點觀點，卻看不見我們所建立的專業制度正在不斷製造「原住民只能是案主、漢人才能是社工」的種族排除機制。
2007年，一位加拿大學者來台灣培訓原住民社工員，他對台灣社福組織可以自由進出部落，並推動任何方案感到不解。他問：「為什麼你們可以這樣不經部落任何形式的審查就推動方案？這在加拿大是不可能的事。那你們在執行過程又如何對部落負責？責信機制是什麼？」當下社福組織的地區主任就站起來說，「我們在地方經營很久了，大家都很熟，關係很好，所以我們可以作我們想做的事。至於第二個問題，基本上我們不對任何人負責，我們只對上帝負責！」社工員對部落的尊重忽略至此，以上帝之名就可以為所欲為，莫此為甚。諷刺的是，這個社福機構還成立客服部門，專門代表捐款人監督認養兒童感謝信函與社工記錄的撰寫，組織的設計就清楚的表示，機構是對給錢的人負責，而不是對服務的對象負責，卻還大言不慚的說，我們不對任何人負責。當場這位學者選擇沈默，不知對台灣社工專業還能說什麼？

長期照顧保險做為原住民自治福利實驗方案的可能
原住民自治的落實無法透過一條法律完成，必須對自治有更創造性的想像，落實在具體不斷的鬥爭行動中。相較於一般自治所關注的土地與經濟議題，我認為社會福利也是需要納入的範疇。以下我想以目前經建會正在規劃的長期照顧保險為例，說明原住民自治的可能。
長期照顧，相較於醫療，更涉及文化特殊性。例如失能老人的照顧該安排與家人同住或是由社區共同集中照顧、日常飲食的菜色搭配與鹹度、協助老人沐浴時性別界線跨越可能導致的衝突、照顧者與長輩聊天時應具備對原住民歷史的瞭解等等都說明，原住民的長期照顧必定有其特殊性。但目前長期照顧服務的推動多是以台北經驗為出發，十分不利於部落自主的照顧模式發展。例如，居家服務的提供是以論時計酬的時薪制補助民間團體，這種補助模式尤其不利於人口分散的原鄉地區，交通時間與成本不列入補助，原鄉很難有人具有照顧服務員證照可以提供服務，就算有服務員，他也會因為成本效益偏低而不願意在原鄉服務，反而改到人口集中的平地服務，比較可以養活自己與家庭。這種惡化城鄉差距的補助模式，是關心部落老人與失能者的工作者應該要反應的問題。我認為應該要求衛生署與內政部必須立即專案補助各原住民地區長期照顧的實驗方案，做為後續推動的基礎。其次，經建會應該將原住民地區獨立出來成為長期照顧保險的實施的獨立區域，運用總額預算制度，將原住民地區該有的預算匡列出來獨立運用。透過民主參與的方式，讓原住民有機會決定原鄉長期照顧服務體系該如何反應原住民的世界觀。
或許會有人認為，原住民是否有足夠的人才與組織來執行長期照顧體系的建立？我認為，能力是在過程中長出來的，原住民必須要被給予機會，才會長出自治的能力，這個過程也許辛苦，但不開始就沒有長出來的一天。而原住民需要長出的能力，恐怕不在執行的能力，而在於作夢與看見願景的能力。

參考書目：
王增勇、陶蕃瀛（2006） 專業化＝證照＝專業自主？應用心理研究，30，201-224。白勝光 (1999) 原住民紅皮書。台北：布農文教基金會。
瓦歷斯‧諾幹（1999）日據皇民化教育下的族群意識轉向—以《理番之友》台灣原住民族先覺者為例。見洪泉湖、吳學燕（編），台灣原住民教育，頁263-277，台北：師大書苑。
李明政（2001）文化福利權：台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政策之研究。台北：雙葉。
Cairns, T., Fulcher, L., Kereopa, H., Nia, P. N., & Tait-Rolleston, W. (1998) Nga pari karangaranga o puao-te-ata-tu. Canadian Social Work Review, 15(2), 145-167.
Castellano, M. B., Stalwick, H., & Wien, F. (1986) Native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anada. Canadian Social Work Review, 166-184.
Fournier, S. & Crey, E. (1997). I am responsible, I am accountable: Healing Aboriginal sex offenders. In S.Fournier & E. Crey (Eds.), Stolen from our embrace (pp. 143-172).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Thomson, G. et. al (1988). Transitions. Report of the Social Assistance Review Committee. Toronto: Ontario Ministry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Services.

一個自信有尊嚴的加拿大原住民社會工作者來台灣分享

Cindy Blackstock是我2007年在加拿大進修時認識的加拿大原住民社工，在他身上，我看到原住民傳統與當代社工專業的完美結合。下週他即將來台灣，3/19將舉辦一天的工作坊，3/20、21將在陽明大學的原住民健康研討會發表演講，請大家不要錯過！！！
增勇

希望的試金石
加拿大與台灣原住民兒童福利的行動對話
2009年3月19日至善跨文化工作坊簡章

我總是與第一線工作者接觸、與部落接觸，知道他們所遭遇的問題，然後構思我們如何可以促成改變？…我總是在想我們組織存在的目的與意義，我的長老總是告訴我，如果我只是想著我自己組織生存的需求，那我就徹底失敗！我們要隨時為我們所相信的信念犧牲。…想想馬丁路德、甘地這些人從沒有抱怨自己的需求沒被滿足，他們總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為我們帶來願景。有了願景，我們就知道自己為何而戰，為何犧牲。站在這個位置，我要對我們族群以及祖先負責，不是加拿大政府。Cindy Blackstock 引用自王增勇＜社會倡導者需要的器度：讓自己成為道路＞

在北美許多的原住民文化中，石頭被稱作「祖父」，因為它們是許多世代人們生命經歷沉默的見證者，它們象徵著原住民文化的力量與堅持。試金石是一種用來鑑別金屬成分的黑色石頭，也可比喻為衡量其他事物的高標準。應用在兒童福利上，試金石代表一種指引行動的標準與價值。

「希望的試金石」是由加拿大和美國許多關心原住民兒童福利的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共同發展出來的一套行動指南，希望能誠實面對既有政策對原住民兒童、青少年及家庭所造成的種種錯誤與傷害，引導社區走向行動與改變。

本次工作坊邀請到目前擔任加拿大全國性原住民兒童福利組織主任的Cindy Blackstock，她本身也是原住民婦女，並長期投入第一線的原住民兒童福利實務工作與社會運動。有別於專業論文的討論，Cindy將分享她對加拿大原住民兒童福利的思考與行動，並透過團體討論的方式實際示範「希望的試金石」方法。同時也希望參與者表達、分享他們自己的經驗，讓加拿大經驗可以與台灣的原住民兒童福利進行對話，一同思考改變與行動的可能性。

時間：2009年3月19日（星期四）
地點：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5F共同教室二（台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80 號）
講師：Cindy Blackstock, Executive Director,First Nations Child and Family Caring Society of Canada
對象：1. 從事原住民社會工作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人士
2. 從事跨文化社會工作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人士
3. 原住民福利政策、議題相關之政府官員或社會人士
人數：40人
工本費：每人新台幣500元，具原住民身分者酌收100元（含午餐、講義）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承辦人：王修彥、金天立
電話：02-23560118
傳真：02-23587862
E-mail：citw@friendshipcit.org
網址：www.friendshipcit.org
3.活動當天繳費。

遇見瀘沽湖

六月為至善基金會走訪雲南麗江偏遠地區貧苦學童，帶著三位已經與女童通信達一年的研究生，來到西遊記沙悟淨修練的通天河，與雲南少數民族的女童見面。途中經過聞名已久的瀘沽湖，短暫的停留，就對這片湖光山色，以及極具特色母系社會制度的摩梭文化著迷，留下一張張瀘沽湖的美景，卻也為逐步進入現代觀光的少數民族感到憂心。
湖中的點點星光，遠看以為是旅遊留下的垃圾，進看才知道是湖底水草奮力生長至湖面而在水面盛開的小白花。

豬槽船是瀘沽湖特有的交通工具，旅遊發展以來，盧估湖畔的七十二戶人家為杜絕市場競爭所帶來的亂象，決定進行共同經營，由七十二家戶以格週輪流排班的方式載旅客導遊，收益由全村共享。

摩梭族信奉藏傳佛教，瀘沽湖畔的祈福壇，清早摩梭老人就沿著祭壇繞行，規律一致且單調的祈禱中，開始一天的生活。

社工，你對誰效忠？

加拿大原住民正在進行一項兒童社會工作的教育改革，我本來以為是課程內容、教學師資、實習方式的改變，結果卻發現重點在於，當社工進入部落擔任兒保社工時，在接受部落對他的訓練之後，當他要正式成為一個社工員時，他要在部落眾人面前接受長老的祝福，表示他願意從部落手中，在部落長老的指引下，承擔保護部落兒童的重任，一旦失去部落的信任，他將失去執行這份工作的權利。這個儀式要告訴社工的是：當社工進入部落時，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效忠的是部落，不是民間組織、不是國家。
回到台灣，在部落工作的社工效忠的是誰？每月要交的報表是回應誰的需求？實務中看到多少有新的部落工作者淹沒在政府要求的報表中？或是花力氣辦理部落不需要卻是政府要看見的活動？承接到政府方案的組織，有多少是部落的在地組織，或是與在地部落有密切連結的組織？進入部落的文化能力在政府委託案的評鑑中，又該算在那個項目中？社工相關科系的學歷要求更扮演排除對部落有感情的助人者進入部落社工位置的角色。證照化建立在排除別人參與助人工作的邏輯之上，我們社工專業到底是助人還是害人？論述上不斷說充權或優點觀點，卻看不見我們所建立的專業制度正在不斷製造「原住民只能是案主、漢人才能是社工」的種族排除機制。助人者（專業）沒有看清楚自己害人的潛力，就不會停止好心卻害人的可能。
部落需要很高的自信與勇氣，對每個進入部落工作的社工進行這樣的入行儀式。當這一天降臨時，我會笑著記錄這歷史性的一刻。

一個原住民兒童的死所帶來的正義

喬登（Jordan）是個加拿大原住民兒童，出生就有很多疾病，需要長期醫療服務，因為原住民保留區沒有足夠的醫療服務，因此喬登一出生，他的父母只好把他寄養給兒童福利單位，喬登兩歲之前都住在醫院。在原住民兒童福利機構與兒童福利機構努力之下，終於為喬登找到一個經過醫療訓練的寄養家庭可以照顧喬登，並籌募足夠的經費購置接送喬登的車輛。但是，聯邦政府與省政府卻為了寄養家庭的費用應該由誰出的問題而爭執不下，因為依照加拿大憲法規定，原住民事務為聯邦政府主管，而醫療與福利是省政府主管的事務，於是原住民兒童的照顧需求是原住民事務，還是衛生福利事務，聯邦與地方政府都在踢皮球。大到升降梯的裝置，小到洗澡浴帽的購置，兩個政府單位都爭執不下，經過兩年的協商，雙方才達成共識。但協議達成不久，喬登也在醫院過世。他一生不曾回到一個屬於他的「家」。
加拿大原住民兒童福利協會（National Indian Child Welfare Association，www.fncaringsociety.com），一個全國性的倡導團體，以喬登的故事進行問卷調查，發現當年度十二個受訪的原住民兒童福利機構，就有393件個案因為政府部門之間的職權衝突導致接受服務的權利嚴重受損。因此，發起一項修法行動，以喬登命名為「喬登原則」，要求所有加拿大政府部門立即採取「兒童優先」原則來解決部門衝突事件，只要涉及部門職權衝突議題，第一個被接觸的部門必須先行給付服務的費用，不得拖延。然後再自行透過司法程序解決政府職權衝突的議題，以避免危害兒童接受服務的權利。
這是個從個案進行政策倡導的好例子，喬登的悲劇因此可以成為其他兒童受惠的基礎，天天卡在行政官僚體系的社工員或許可以從這個例子中看到希望。

雙重靈魂：原住民長老對同性戀存在意義的預言

這兩天參加一個原住民心理衛生研討會。過程中充滿感動與驚喜。我遇見很多用生命在助人的治療者，雖然經過西方專業教育，但卻對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充滿自信與驕傲的助人工作者。他們不再稱這種場合為學術研討會，而稱為治癒的聚會（healing gathering）。昨天早上，我參加了一場由Richard Jenkins帶領的工作坊，叫做「雙重靈魂：心靈與物質」，讓我對同性戀有完全不同認識。
Richard是加拿大原住民，也是個從小充滿女性特質的男同性戀。在經過人生歷程的追尋中，他開始回到原住民文化中尋找對同性戀的教導。一開始，他得到的答案是，「我們原住民沒有同性戀這回事。那是白人帶來的疾病」。他不死心，終於有人向他提到一位Creek族的長老，水牛之子。於是他帶著煙草（北美原住民是煙草為神聖的物質），上門向這位長老請教智慧之語。這位長老向他揭示原住民視同性戀為雙重靈魂的預言。這個預言大意是說，宇宙運行分為精神與物質、陰與陽，兩個軸線，分居四方。主導精神力量的造物主位居東方，是宇宙生命的來源；西方是大地母親，萬物所居住的世界，在男與女的合力邀請之下，造物主的精神力量轉化為人形，降臨這個世界，成為生命。這是異性戀帶來人類生命繁衍的動力。北方代表陽性，象徵父親、陽剛、秩序、權力、控制、與光明；南方代表陰性，象徵母親、陰柔、混亂、失序、創造、彈性、流動、與黑暗。當東方精神力量轉化為西方物質肉體存在時，需要北方的男性與南方的女性共同合作形成這份生命的旅程。這個世界在生命之輪的運轉中尋求和諧與平衡。但是，這位Creek族的長老說，他們的祖先曾預言，當世界的陰陽開始失去平衡時，會有一種新的人類以大量數目出現，這種人以男人的身體出現，但內在有女人的靈魂，或反之，讓人們看到：在一個身體內，同時受到兩種靈魂的祝福。也就是，目前人們所稱的同性戀。在這個原住民預言中，雙重靈魂的人存在的靈性目的，是要讓世上的人們重新看到在陰陽的對立與差異中，彼此之間仍存在著共同性，透過彼此的整合，這個世界的失衡才會重新恢復既有的和諧。換句話說，雙重靈魂（同性戀）的存在是造物主對世人過度僵化的二元對立觀點所造成的衝突與不和諧所帶來的提醒，目的在於打破既有的二元規範，讓人們重新看見彼此共同處與相互尊重的和諧。這是同性戀存在於世上的靈性意義。
這次回到加拿大，我開始聽見很多同性戀者用「雙重靈魂」來自我稱呼，這份預言所開展的視野，不僅賦予雙重靈魂正面的存在意義，也提供異性戀者反觀自己存在意義的思考角度，這份預言是北美原住民給整個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重大的禮物。

原住民之家（二）

房間中掛著一幅原住民圖騰的畫，說明著人的成長、與代表族群圖騰動物之間的靈性加持，繪畫簡單有力，呈現人與自然和平共存的景象。

最特別的是，這個原住民之家有一位長老做為心靈導師，她的照片就掛在牆上。

可惜時間太短，沒人可以好好做為嚮導，讓我知道這些圖案背後的意義。

但令人遺憾的是，加拿大政府也在今天（9/25）宣布不簽署聯合國原住民權益憲章，對於向來以人權做為外交原則的加拿大是一項令人遺憾的紀錄。

我的房東說，加拿大的原住民政策看起來很先進，但是實際執行卻不見得落實。例如，加拿大政府宣布歸還原住民領土，但是法院堆積如山的土地宣稱申請案卻一直未被處理。

原住民之家

昨天下午到多倫多大學原住民研究中心拜會一位原住民學者，見面時間未到，我就信步到三樓參觀原住民之家。一抬頭，就看到代表北美原住民世界觀的medicine wheel，分別代表東/南/西/北、身體/心理/靈魂/社交、個人/家庭/部落/族群等不同層面的循環。

一上樓，就看到樓梯旁畫著鮭魚自海逆流而上的回鄉過程，象徵在都會地區求學的原住民一如這些鮭魚一般，不忘做為原住民的根本，回到祖先的懷抱一般。

上到三樓，原住民傳統教導的七項美德又掛在牆上。

















牆上還掛著一幅由原住民酋長聯合會議所共同簽署的一項書寫在牛皮上的契約，代表著原住民與大自然造物主之間的誓約。 「第一國家宣言」全文如下：

我們是這片土地最初始的原住民，我們知道是造物主把我們安置在這片土地上。

造物主給我們訓示，要我們與大自然及人類保持和諧的關係。

造物主的訓示界定了我們的權利與義務。

造物主給我們信仰、語言、文化、以及供給我們一切所需的大地母親。

我們自亙古以來就保持著我們的自由、語言與傳統。

我們將繼續運用這權利，並實踐我們被造物主所賦予對這塊土地的責任。

造物主給了我們治理自己的權利，無論如何都不可被其他國家所改變或剝奪。

加拿大原住民酋長與長老聯合會
1980年12月

都市獵人

走在多倫多最繁華的街道，經過幾家飯店，外面都是枯等的影迷。問他們在等誰？她們只說，任何名人都好！實在還不習慣這樣消磨時間的思維。走著、走著，遇到精品店外，蹲在一角專心畫畫的原住民，畫盤、顏料、作品簡陋的散在地上。




我駐足停下來，看到他的簽名是「黃石」（yellow rock），問他在畫什麼？他一一指著每個畫解釋說：這是老鷹，是我們族人的圖騰；這是長老做為禱告後，向天求力的動作、這是男女相愛，彼此以羽毛為信物；這是烏龜浮上水面呼吸 。內容簡單，都是原住民生活中記憶的片段。

他用的材料是岩石與獸皮，顏色只有白、黑、橘、黃等色，極有原住民風格。

他說他來到多倫多已經十五年，離開故鄉是因為故鄉沒有工作機會。

我選了一幅向天求力（spiritual quest）的作品，加幣二十元，約台幣六百元，當作是對這位街頭藝術家的支持。 臨走前，我問他可否照相？他靦靦的說，可以。留下這兩張照片。

走時，他連包裝紙都沒有給我，我手上拿個一塊石頭，就離開了。在台灣的習慣，好像賣家應該要包裝、寒暄、招呼一下，結束這場交易。這位原住民都沒做，讓我總覺得這個交易好像沒有完成。


不知道是他不懂生意，還是我不懂原住民？

從山地服務看志工—是誰在服務誰？

從山地服務看志工—是誰在服務誰？
王增勇
若有人問「志工是做什麼的？」，我們會不加思索的說，「義務幫助人的」，但從我自己的志工經驗告訴我，志工不僅僅是單方向地幫助人，更是互相在施與受之間彼此生命的交流。
我第一次的志工經驗是大學社團暑期上山到尖石講道理班的山地服務。那時滿帶著上山服務的熱忱與愛心，在第一天就被傳教士澆冷水。傳教士官先生說，「不要以為你是來服務的，要想到我們原住民在接受你們幫助之前，還要先花力氣交會你們認識原住民，很可能當你才剛認識原住民時，你就回去了。」這段話如同當頭棒喝，讓我看見在服務過程中的權力關係，如果給予的人不夠謙虛，或不夠自省，可能會一相情願地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好意。山上三週的日子匆匆過去，我帶著整個部落孩子的愛回到台北，晚上睡覺時腦海都迴盪著孩子的笑聲、山谷滿山的百合花、以及山間流水潺潺的瀑布與深潭。再次探訪部落，才剛下公車站，就聽見孩子的歡呼聲。我付出的很少，卻獲得這麼多，我真的不覺得我在付出。那次的邂逅讓我視尖石為第二故鄉，但是美好經驗背後帶著我當時看不清的雜音。
部落女孩子很明顯地在學習服務隊上的女生，她們的穿著、打扮、首飾、說話，彷彿台大學生的種種都是那麼好，而她們所有的種種卻都一文不值。但這不是我所看到的，我看到她們的純真是如此接近上帝，她們生活中的花草棵棵都訴說著造物主的奧秘。我看到我們台北人「入侵」了她們的世界，讓她們只看見台北的好，看不見自己的好。
有一天我們到部落教室上課，教室前躺著一個醉漢，阻礙著我們上課。孩子們對醉漢有著明顯的敵意，幾經波折，醉漢被趕走，我們才開始上課。回到宿舍時，我提及這件事情，一位學長問我：「你可曾想過，你現在教的孩子，以後有可能會變成你今天早上趕走的醉漢？」我當場啞口無言，不敢想像這會是我愛的孩子將面對的未來。
下山後暑假的尾聲，我回到部落。一到部落，我就發現一位要升初二的女孩子明顯被其他部落孩子排斥，一位孩子私底下告訴我：「她爸爸因為欠債，所以要她去和隔壁村的男人睡覺，所以她很髒。」看著他想參與團體，卻又被拒絕，若即若離地跟著我們。孩子何辜，要被當作貨幣償還大人的債務。她瘦小的身軀躲藏著怎樣的一顆受傷的心？我沒敢問。走在部落裡，在教會服侍的婦女指著一棟鋼筋水泥的新建房屋，告訴我：「在部落這種新房子，叫做『紅樓』，因為這是他們賣女兒所換來的錢所蓋的。」原來進入到部落的外人，不只是我們，還有人口販子。
下山時，一群初中未畢業的女孩子與我同在一班下山的公車上，嘰嘰喳喳地告訴我，她們要到台北去唱歌，像電視上的歌星一樣上台表演，她們的美夢終於成真。我再沒有她們的消息，但我內心擔憂著她們到台北唱歌只是平地人誘拐山地少女的幌子。直到保護雛妓運動開始，我才更清楚原住民少女在都市色情產業的可能遭遇。
每年暑假我都會回去，孩子長大後的故事也逐漸清晰浮現。一位部落中最端莊的女孩子，我們都戲稱她是「黑雪公主」，初中沒畢業就嫁給客家人，我們去參加他的婚禮，喜宴上他的婆婆頻頻向我們抱怨，這個媳婦太單純，不能幫家裡做生意賺錢。一位男孩子輟學到平地工廠工作，因為被漢人欺負變的憤世嫉俗，在一次卡拉OK的衝突中被人刺殺身亡，留下剛懷孕的妻子。另一位孩子則加入幫派，後來被警方提報流氓管訓，現在以打零工維生。還有一位孩子在當兵時被長官欺負，背負大批債務，休假結束前在家時喝農藥自殺身亡。現在回顧這段記憶，我帶給那群孩子一個暑假的歡笑，但並沒有改變原住民在台灣整體社會劣勢的處境。我不禁自問：我真的「服務」了這群在我生命中相遇的孩子嗎？我已經變得不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