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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0日 星期五

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王增勇
看到台灣世界展望會12月29日針對反對同志婚姻議題發出澄清新聞稿,說新聞中不聘任已婚同志的人事政策是美國展望會,與台灣世展會無關,並否認展望會有任何反對或歧視同志的行為。這是個謊言,因為我在2008年受聘為台灣世展會董事,後來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在當年九月被董事會要求辭職,理由是董事對外代表世展會,服務孩子應該保持純潔的形象,捐款人會因此質疑世展會,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模糊的理由主動提出辭呈,不要留下任何記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被否定。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歧視的經驗。我同意主動辭職,但拒絕以模糊的理由提出,我當時寫了一封近三千字的辭職信,一一駁斥我被告知的理由,告訴世展會這是一件歧視同志的事件。這件事我一直沒有公布,因為我不想傷害世展會,直到我看到這封新聞稿,我知道八年過去了,世展會並沒有真正面對自己對同志的歧視,當時我在辭職信就告訴世展會董事會,歷史不會忘記這件事。如果我不揭穿世展會的謊言,我不會是最後一個因為同志身份被歧視的人,世展會寫這封新聞稿的用意,無非是恐懼同志認養人會停止捐款,而非真正面對自己言行不一;一方面口說「愛人如己」,但另一方面又告訴同志,「你們是骯髒不純潔的,不配代表世展會」。以下是我2008/9/16寫給世展會董事會的辭職信。

辭職信:讓我們在主內一起前進

各位董事,主內平安!

直到此刻,我還在想我為什麼要辭去展望會董事的職務,讓我試著藉由書寫釐清我的思緒。

我是個基督徒,也是個出櫃的男同志。去年展望會邀請我當董事時,我並沒有特別提及這件事,因為我認為性傾向是我私人的事,與我是否適任並無關連。七月二十四日一大早我在前往輔大口試的路上,接到會長杜明翰的電話,說要約當天見面。見面時,會長告訴我,他在瀏覽網路時看到我在一對女同志婚禮的結婚上所寫的證詞,因此擔心如果董事們也看到這篇文章,是否會感到震驚。我理解他的擔心,因此同意寫信給董事長黃台芬,告知這件事情。七月二十九日經過多場論文口試後,我終於有時間寫信給董事長。因為三十日晚上正好召開執行董事會,董事長就趁機與執行董事們有非正式的討論,達成要求我自動請辭董事的共識,並請當初邀請我的周聯華牧師、黃台芬董事長、與杜明翰會長告知我。七月三十一日我接到董事長電話,約當天晚上六點半在展望會見面。

我是個基督徒,在天主的愛中,我希望成為祂手中的工具;我是個男同志,在世人歧視的眼光中,我希望成為幫助其他同志看見希望的一盞豆燈。直到三十歲,在禱告中,我接受自己是同志的召叫,相信上帝造我為同志,有祂的旨意,我不再逃避這個身份,相信這是我的十字架。像耶穌一樣,背起這個十字架,即使眾人將向我投石,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與手上的釘痕告訴我,痛苦背後逾越的奧秘。這是七月三十一日我被告知董事會希望我主動辭職時,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浮現我心中,安慰著我。結束前,我同意主動提出辭呈,不讓董事會為難;但我不同意用私人因素模糊帶過這件事,我希望歷史記得展望會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件事。走出展望會辦公室,我才意識到自己剛剛經驗了一場戴著溫柔面具的暴力。在這段平復的期間,我越來越清楚遭受這樣暴力的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每日上演的戲碼。相信我這樣說,很多董事會無法認同,所以我先試著一一針對會議中我被告知辭職的理由提出我的看法,也許你們才會知道為何我會說這是一場社會歧視的暴力事件。雖然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個人因素模糊的理由辭職,不要在董事會的紀錄上留下痕跡,但我希望這樣的一件事情不是白白發生,而可以產生更有意義的互動與對話。

這是個歧視事件?
什麼是不平等待遇?相同的人,卻任意地被不同的對待。什麼是歧視?一個人的能力與價值因為特定的屬性(性別、階級、種族、宗教、性傾向等)而被全部否定。雖然周牧師、黃董事長、與杜會長已經使用最溫柔與婉轉的語言告訴我執行董事會的決議,但我心裡很清楚,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是被否定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後來,在一封解釋為何我遲遲未遞出辭呈的信中,我告訴董事長,我需要時間沈澱,畢竟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差別待遇的經驗。董事長回信告訴我,他對「差別待遇」這四個字深感不安,應該是誤解造成。其實,董事會確實應該感到不安。研究性別的朋友說我用「差別待遇」四個字太過寬厚,因為這件事的本質是對同性戀性傾向的歧視事件。以我自己對性別與人權的理解,我內心知道這是個歧視事件,但我並不打算要以歧視這樣的指控姿態面對董事會。不同於因同志身份被解職的工作權受損事件,我沒有實質利益的受損。我在參與世界展望會董事會的目的是在對兒童福利付出自己的專業,在已經過度繁忙的工作壓力下,卸下董事一職,雖然惋惜,但其實我也鬆了一口氣。更何況我仍肯定展望會對原住民與兒童的貢獻,視各位為主內的兄弟姊妹。也許,我是第一個走入各位生活世界的同志,算是上帝透過我邀請各位進入同性戀的世界。

為了保護展望會而辭職?
周牧師一開始就告訴我,「展望會是脆弱的,如果外界知道展望會的董事是個同志而來質疑展望會,展望會將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樣的質疑。」這個假設性的威脅在我擔任這麼多社福組織的決策者從未發生,也不曾被質疑,我很難想像這件事情會發生。就算真的發生,做為兒童福利組織的展望會為何需要對同性戀議題表態?我擔任董事是因為我的社工專業,不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董事長說,「同性戀不曾是展望會的優先事項,兒童福利才是。」我很同意,但在這件事情上,執行董事會為何不堅持兒童福利優先這個原則,而讓同性戀議題成為我去留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以兒童福利事工的推動為主要考量?我反而覺得如果這件事情被人權團體知道,對展望會所標榜的「愛無國界」倒是一大諷刺;或是同志性別團體號召同志認養人退出展望會,這樣的訴求可能對展望會更有殺傷力。難道這個威脅會比較不真實嗎?

我們還沒準備好?
周牧師說,「為了展望會的好處,請我成全」。會長引述童春發院長的話,說因為董事們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因此「請我憐憫」。一時之間,彷彿我是掌握權力的人,其實不然。口頭說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但要我辭職的決定卻已然成定局;我是否憐憫各位其實並不重要,因為掌握權力的人不是我,而是各位。以「我們還沒有無準備好」做為回應組織內所遭遇的同志相關議題,已經成為基督教會內的標準處理流程,我一點也不感覺做為一個人的尊嚴,反而像是一件事務般地對待。掌握權力的人沒有要求別人憐憫的權利。在生活中面對上帝的旨意,我們必須隨時警醒,豈有權利說「我們還沒準備好」?如果上帝讓我已經出現在你們當中,說「我們還沒準備好」的真正意思是「我們要繼續忽略同志的存在」,而忽略對方的存在正是最主要的歧視形式,這不正是原住民議題在台灣長久以來所經驗到的歧視嗎?我辭職後,是否董事會就會準備面對這件事?我想我們都知道,答案是:不會,大家會假裝不曾發生過這件事,維持我們都是主內兄弟姊妹的和諧假象。

歷史會記得
董事長說,其實這件事很簡單,因為董事對外代表展望會,他沒說完的話是,因此同性戀者不適合成為展望會的董事。我認為,這件事情不只是我個人的事,雖然我並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權益的侵犯,但是我要為同志族群發聲,因為我不會是最後一個為同志身份而被歧視的人,基督教會也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馬上改變對同志的壓迫與歧視。原本這件事情給展望會一個機會在基督的信仰中面對同志的弟兄,作為一個強調愛無國界的組織原本具有超越宗教既有界線的可能,傳達出不一樣的訊息。我覺得遺憾展望會錯失這個機會,但也因此知道我的十字架仍在,我仍會追隨耶穌的腳步前行。也許在人世,我們不會同行,但在基督的愛內,相信我們是一起。

不知道耶穌會如何回答天堂裡為什麼會有同志的質疑?屆時,祂是否會擔心別人不願意上天堂,而請我下地獄?我很好奇。不過,我相信天堂有一塊角落是屬於同志的,如果祂真的擔心,我會告訴祂,我不希罕祂那沒有同志的天堂。

展望會沒有接納同志的空間,甚至無法看見更別提反省自己的歧視行為違背天主愛所有人的原則,這樣的團體我也很難認同,寫到這裡,我想我找到辭職的理由了,請接受我的辭職。

在平安與喜樂中

王增勇

2008/9/16

2011年5月4日 星期三

以公評人制度保障長照使用者權益!

以公評人制度保障長照使用者權益!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 王增勇
目前二讀中的行政院版本長照法被批評為「長照管理辦法」,但即使是管理辦法,也是個拙劣的管理辦法。行政院版本高度依賴外在控制機制,例如立案門檻、長照人員的證照制度、服務的評鑑制度等,這些措施仍無法及時地反應長照服務使用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長照使用者高度依賴長期照顧,因此民眾與家庭面對長照體系的不當對待往往不願意也不敢提出異議;一旦權益受損後,行政與法律救濟管道往往緩不濟急,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因此長照使用者的權益保障措施必須更為積極,我們認為最好的服務品質管理機制就是充分支持使用者的發聲,透過使用者來監督服務品質,因此使用者的權益保障措施才是最有效的管理制度。
多年前,衛生署帶領一批專家學者到北歐考察長期照顧機構式服務,面對北歐完善的機構照顧,一位衛生署業務承辦人就詢問機構負責人他們是否有政府頒佈的機構管理辦法與機構評鑑標準?機構負責人居然回答說,「沒有!」衛生署官員滿心疑惑地說,「那你們怎麼確保服務品質呢?!」機構負責人說,「我們的住民都很清楚他們的權益,我們做不好的地方,不必等政府來糾正,住民已經先抗議了!」可惜,這段故事帶給我們的省思並沒有呈現在行政院版的長照法,長照服務的管理還要依賴專家學者的外來鑑定,還是讓最切身的服務使用者與家庭來監督?我們的立場是,長照體系的管理必須讓人民有機會參與。
由民間長期照顧監督聯盟所提出的版本,建議四個層次的長照使用者權益保障措施。除了行政院版本已有的兩層民眾權益保障,申訴與爭議審議。因應長照使用者的弱勢地位,我們希望在申訴制度與審議制度之間能增加英美行之有年的公評人制度(Ombudsman),作為第三層權益保障措施,以提升長照權益損害事件的處理效率。
公評人制度起源於部分沒有家人探視的弱勢失能者在長照機構內受到虐待的事實,因此設立長照公評人定期訪視這些弱勢長照使用者,並監督其服務品質。後期,長照公評人延伸變成政府所聘任、具有獨立調查法定權力的弱勢代言人。如果民眾申訴後,無法接受地方政府的回應,長照公評人可以介入調查,對長照體系中因管理不當而導致的不公正現象,進行調查,糾正地方政府或服務提供者的管理不當。這種現象在目前長照十年計畫中就已經發生,但未受到重視。居家服務是目前長期照顧中最受民眾歡迎的服務項目,因此中央編列的居家服務預算往往在年中即已面臨經費用罄的窘境,地方政府往往以不開案或是刪減既有個案的服務時數來處理預算不足。這些作法明顯地損害長照需求者的權益,但因為民眾高度依賴這些服務,因此往往只能敢怒不敢言。
針對政府執行長照可能產生的嚴重失職,我們建議第四層權益保障措施,就是公益訴訟。當政府失職時,公益團體可以代表權益受損的民眾向法院提出司法訴訟。英國最有名的長照公益訴訟,莫過於英國最高法院對地方預算不足拒絕提供服務的判例。英國最高法院以長期照顧是保障失能者生存權益的必要條件為由,判決地方政府不得以公務預算不足而拒絕提供服務,並要求地方政府即使挪用人事費用都應該要提供服務。這個判例凸顯長期照顧體系需要管理的不只是長照提供者,更包括政府本身。

2010年12月29日 星期三

家庭照顧者無法承受之重!

2010-12-29 中國時報 【王增勇】
 八十四歲老先生殺死結髮五十餘載妻子事件震驚社會。我認為要理解王老先生行為的關鍵,在於王老先生過去十多年所背負的家庭照顧者角色,以及目前家庭照顧者在政策上所遭遇的不友善對待。
 以照顧家人作為每日生活的重心,往往讓家庭照顧者逐漸失去自我、而以家人需求為中心。許多家庭照顧者可以如數家珍地說家人喜歡吃的菜,卻說不出自己喜歡什麼,甚至連自己生病都不以為意。在王老先生眼中,他自己是妻子唯一可依賴的照顧者,這是家庭照顧者常見的心態。
 不幸的是,我們國家的長期照顧政策對家庭照顧者並不因此採取更積極態度。
 首先,家庭照顧者在長期照顧服務需求評估過程中,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資源,有家人就代表有人照顧。因此,目前長期照顧體系沒有以家庭照顧者為對象的獨立需求評估,導致家庭照顧者的需求不被看見。像王老先生身為配偶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照顧者,出院後就由他負責而結案。至於他八十四歲的高齡以及長達十年的照顧期間,就未被醫院視為需要輔導的個案而加以轉介給社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加以後續追蹤輔導。
 其次,目前長照十年計畫雖有提供喘息服務,但是因服務型態過於僵化,使用率一直偏低,無法成為家庭照顧者可以依賴的服務資源。喘息服務徒有名無實。
 第三,長期照顧政策對家庭照顧者使用服務限制重重。使用外籍看護的家庭,無法申請居家服務;申請特別照顧津貼的家庭照顧者,必須是中低收入戶且待業的成人,請領後不准使用居家服務或日託服務;如果使用居家服務,就不能使用日託服務。其結果就是,家庭照顧者無法從目前的服務體系中得到充分、有彈性且可信任的替代服務,可以把照顧責任交託出去。
 如果家庭照顧者努力申請國家支持,可能的選項是:家中有重度失能者,台灣的家庭照顧者只能依賴外籍看護,並且要求她不能休息,因沒有替代服務可申請;或是請領一個月五千元的照顧津貼,自己一人獨自面對全年無休的照顧工作;或是使用其中一項服務資源,其餘都靠自己來。家庭照顧者多半會在這種種挫折中退卻,選擇獨自承擔照顧者的重責。當國家政策如此不友善地對待家庭照顧者,我們何忍苛責王老先生在承擔長時間孤獨的照顧工作後,因看不到希望,渴望結束當前以及可預見的痛苦時,所採取激烈手段?
 對於照顧者,社會當使他們不因照顧責任淪於匱乏。這種支持照顧者是公共責任,而不是個人或家庭可以獨自承擔的。但目前台灣社會沒有提供家庭照顧者應有的支持,王老先生代表著台灣眾多正在經歷漫長又孤單的家庭照顧者旅程。是台灣全體社會沒有盡到支持家庭照顧者該有的公共倫理責任,才讓王老先生做出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決定。(作者為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政治大學社工所副教授)

2009年8月29日 星期六

讓原住民自治成為災後重建的原則


八八水災與九二一地震在災後重建最大的不同在於,八八水災受創最嚴重的區域以原住民為主,這是馬政府在參考九二一災後重建經驗時,應注意的事。原住民部落災後重建的關鍵在於,原住民有不同於漢人的世界觀與歷史記憶,他們的世界觀是否在重建過程中被充分採納與反映,將決定災後重建是否成功。但是從目前馬政府提出的重建條例草案來看,馬政府的重點在於展現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企圖,反而失去了與原住民對話與學習所必要的謙虛與彈性。沒有尊重原住民的前提下,這份重建法案注定無法成為台灣原住民族趁此危機邁向部落自治理想的契機。
漢人與原住民看世界的角度不同,將導致重建不同的方向。以遷村地點的選擇為例,政府都在朝向漢人觀點中所謂「安全」「沒有土石流」的平地區域尋找,但是原住民族從日據時代部落被迫遷移到平地的歷史經驗中反省,開始討論是否應該回歸傳統領域,也就是更偏遠的區域,重建部落生活。也許有人(可能也包括原住民本身)會質疑,原住民難道要回到以往山林狩獵的生活?在現代經濟社會,這可能嗎?老實說,這不是非黑及白的選擇題,重點是遷村地點的選擇必須是原住民自己做的決定,而不是外人。被給予決定自己族群命運的機會正式原住民基本法中明訂的自治精神所在。重建條例可以因為非常時期而超越許多法律,但唯一不能超越的就是原住民基本法的自治精神。
至今災後重建的討論中最有創意的當屬台東原住民藝術工作者提出的漂流木再利用的構想。在現有政府觀點,因為風災後遺留在街道、河流、與港口的大量漂流木是需要被清除的垃圾,僅有的剩餘價值就是國家加以拍賣後的現金獲利。但是在台東這群原住民藝術工作者眼中,這批「垃圾」孕育著災後重建的「黃金」。摒除漢人購買現成房屋的市場機制,在他們的想像中,漂流木可以成為原住民合力共同重建家屋所需的木材,在共同造屋的過程,他們不但免除長期購屋貸款的經濟壓力,更享受部落集體互助與合作的精神。在他們的想像中,漂流木可以成為受災部落發展各種產業的動力,各式奇木可以是藝術創作的素材,各種木材可以是原木家具的原料,他們看到的不只是這些成品,更是在過程中,原住民可以獲得一份工作,並展現自己的文化、認同與信心。漂流木,這些曾經守護過台灣的森林,在這次風災中,化身成為土石流,沖刷過台灣這片大地,標記著大自然的摧毀力量曾經肆虐過南台灣的見證。如果,重建是災民找到再站起來的力量,有什麼比讓這些漂流木回到他曾經聳立的原鄉成為重建原住民家園的棟樑來得更有意義?讓這些漂流木回到它們生長的地方,同時成為原住民得以回家的力量。重建需要的是看見希望的眼光,不是粗暴的國家權力。強有力的領導者是以帶給人民願景為基礎,而這個願景應該來自於在地的聲音。

2009年4月1日 星期三

良好的照顧人力遠比族群背景重要

報載規劃中的長照保險初步決議將外籍家庭看護工納入保險現金給付範圍。迴異於以往迴避或仇視外籍看護工的長照政策,對於這項重大政策決定,站在家庭照顧者的立場,我們深表歡迎與肯定規劃小組的務實態度。家庭外勞的困境在之前長期照顧十年計畫中隻字未提,只要求勞委會嚴格把關。當政府對已經在照顧台灣失能民眾的十六萬家庭外勞撒手不管的同時,不僅沒有深切自我反省制度的缺失,反而責怪人民都使用外勞而不使用政府規劃的長照服務,為自己政策無能的脫責藉口。
站在家庭照顧者的立場,我們認為可以提供良好照顧品質的人力,遠比族群背景重要。如同本勞有好有壞一般,我們可以舉外勞在公園聊天、偷閒的例子,但我們身邊也都不乏任勞任怨、與病人建立良好關係的外勞故事。用種族來決定能否提供好的照顧服務不僅沒有反應事實,也淪於種族歧視之嫌,以粗糙的「本勞/外勞」二元對立做為長照政策的論述只會阻礙我們更精準地評估長照政策。我們很慶幸規劃小組可以超越本勞與外勞的框架思考。
精確的說,規劃小組勢將居家二十四小時照顧服務納入給付項目,只是服務是由外勞提供。居家照顧是符合在地老化原則,也是最符合目前台灣多數老人期待的照顧模式。不過將外籍家庭監護工所提供的二十四小時居家照顧納入給付範圍,勢必會引發是否鼓勵使用外勞,進而阻礙其他長照服務的使用,甚至剝奪透過長照的實施創造本勞就業機會的疑慮。我們認為關鍵在於長照管理體系的建立,如果外籍家庭監護工納入長照管理體系,目前外勞的使用與分配會更合理,濫用的情況反而可以得到控制。長照服務項目的選擇是掌握在長照的個案管理師手上,不是在案主身上,因此是該使用本勞的居家服務或是外籍家庭監護工,應該屬於個案管理師的專業判斷,不決定在外籍家庭監護工是否被納入給付範圍。因此,擔心開放給付會阻礙長照的發展是多慮了。
目前外籍家庭看護的進用基本上取決於使用者費費能力的市場機制,長期照顧管理體系的介入僅有在最後本勞媒介的關卡,在外勞使用成本遠低於本勞提供的居家照顧的市場落差下,家庭很自然使用外勞。事實上,目前外勞照顧的失能者是二十四小時的全日居家照顧,這樣的照顧形式很少本勞願意提供,目前本勞願意到醫院從事全日或半日看護照顧,但因為價格昂貴,很少家庭可以長期使用。目前本勞提供的居家服務多半是短時數、低頻率的到宅服務,因此外籍家庭監護工與本勞居家服務員之間的工作是相對區隔的市場。
相反的,外籍家庭監護工一旦被納入長照管理體系,國家就應該對外籍家庭監護工的服務品質有所規範,而不是像現在都由家庭或仲介承擔。勞委會與衛生署應該盡早規劃國與國直接引進的外勞服務模式,由長照管理中心直接管理與督導。外勞的教育訓練、休假與督導,都需要本勞的投入,反而可以創造本勞的工作機會。如果我們嚴格要求外籍家庭監護工每週休假一日,目前幾乎全年無休的十六萬家庭外勞就需要兩萬三千本勞進入成為替代人力。如果以居家服務督導每人負責六十名個案的案量來計算,十六萬雇用外勞家庭就需要兩千七百個專業護理或社工人員進行日常輔導。如果外籍家庭監護工需要取得國內照顧服務員的資格,教育訓練課程也同樣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同台灣很多醫院專門辦理外勞健康檢查業務一般。總之,外勞在台灣長期照顧中的貢獻與重要性是需要被正視的事實,規劃小組決定面對這個棘手的議題,勇氣可嘉,希望是消弭與突破台灣長照政策長期仇視外勞論述的開始。

社會福利作為原住民自治的可能路徑

以自決做為反殖民的歷史反省
如果一個民族是處於被殖民的狀態,那代表著這個民族無法參與有關他們日常生活事務的決策。換句話說,只要台灣原住民有一天無法依照自己的世界觀決定他們的生活,台灣原住民就仍處於被殖民的狀態。自決於是成為原住民反殖民運動的重要訴求。日本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很清楚地陳述殖民台灣原住民的步驟:解除武裝、剝奪土地、與剝削勞動力,但殖民的力量不僅止於外部統治者,更引動原住民族內部的自我殖民,形成一個相互強化的殖民循環。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1999:267)曾一針見血的陳述原住民問題:「原住民的經濟困厄來自於主動或被動地箝入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的運作中,一步步成為國際的邊陲,同時矮化其發展並促成內部殖民。」其結果是更進一步的文化解組。布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白勝光在1999年12月公布的原住民紅皮書中就生動地描繪出原住民在資本社會結構下面臨文化解組的困境:「沒有打獵,就沒有祭典,沒有祭典,就沒有分享與團隊,完全封鎖了原住民生活、工作、狩獵的空間,一切思考、語言均要以漢人的標準為依據,從此山林不能再供應原住民生活所需。為了討生活,原住民只得被迫離開部落,到不熟悉的都市,從事粗重、高危險的勞力工作。」政治的殖民,改變了經濟的生產方式;經濟的殖民,導致了文化的失落與民族靈魂與記憶的遺忘。換句話說,殖民力量的運作形式會隨著時代變遷而以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叉形式變化,關心原住民反殖民運動的人需要辨識殖民權力的運作,才能有效地回應與抵抗。

國家是原運的場域或墳場?
1996年起,台灣政府體系中開始普遍設立原住民事務的專職機構,研究原住民政策的學者多認為這代表著同化政策的終結,原住民族的獨特性開始被國家所重視,因而開啟了台灣做為多元文化社會的時代。原民會背負著原住民族的期待,要為原住民族發聲。十三年過去了,原民會是否成為國家機器中為原住民發聲的傳聲筒?每次在都市原民聚落被拆遷之際,原民會剛承諾「回去協商」的身影剛離去不久,立即來臨的往往是拆除大隊的怪手與大批警力;掌握有限預算的原民會,其實無權要求業務主管單位配合他們的「建議」施政,面對其他強勢部會,原民會,一如剛進入漢人學校求學的原住民兒童,課業表現/執行率是所有部會最差的部會之一;原民會主委一職更迭如流水,原住民菁英長期參與原運所累積的資本在政黨輪替中被消費殆盡。我們逐漸清楚的是:做為政府的一員,原民會無可避免地背負著既有政府的分工與思維,原住民的觀點在既有政府框架中其實沒有太多發聲的空間。
加拿大原住民兒童福利工作者Cindy Blackstock今年三月到台灣就說出他與加拿大政府打交道的心路歷程:「其實他們都是好人,他們會說:『我才剛上任,讓我熟悉業務後,我們再坐下來好好討論』、『我們很願意任針對帶原住民的差異性,但希望你給我們時間學習』,我們也的確花很多時間跟他們開會。但是這些官員如流水,十幾二十年過去了,制度都沒有改變,我們不斷失去部落的兒童。我們決定不再等,我們相信政府是個無藥可救的系統(broken system)。為了對的起我們的祖先、我們的孩子,我們必須立即行動!」他所屬的組織於去年向加拿大聯邦法院對加拿大政府提出人權訴訟,控訴加拿大政府對原住民兒童福利的補助水準低於一般兒童福利,造成對原住民兒童人權的傷害。這項控訴使加拿大政府大為緊張,聘僱六位律師回應這項有史以來的人權控訴案件。2007年,我訪問她時,她如此描述她的認知:「我的長老總是告訴我,如果我只是想著我自己組織生存的需求,那我就徹底失敗!我們要隨時為我們所相信的信念犧牲。有了願景,我們就知道自己為何而戰,為何犧牲。站在這個位置,我要對我們族群以及祖先負責,不是加拿大政府。」相同的,進入體制的原住民是否如Cindy在經驗到國家與自己族群之間矛盾之際,有意識地做出選擇,成為一個「在國家內反國家」(in the state and against the state)的原運工作者。

社會福利是解放或控制原住民的力量?
在台灣,由於社會福利政策在國家施政的邊緣地位,社會工作專業進入原住民社會的歷史十分有限,直到原民會成立以及九二一地震發生後,社工專業的思維與專業人員才有較多的接觸。如果我們從國外社會工作專業與原住民接觸的歷史經驗來看,我們會更看清楚社工在國家體制下所扮演的雙重角色與所處的社會矛盾位置,而看見社工專業以福利進行種族同化的共犯位置的危險。二十世紀初期的加拿大政府強迫原住民兒童離開父母、遠離家鄉,集中到由教會所辦理的寄宿學校(boarding school)接受英語教育、拋棄傳統信仰而接受基督信仰,造成原住民部落文化傳承的斷裂。二十世紀中期以來,隨著福利國家所建立的福利體制,由於白人為主的社工專業對原住民文化的缺乏瞭解造成高比例的原住民兒童,被社工人員以兒童虐待、疏忽之名強制帶離家庭,安置於白人家庭,兒童福利體系中的寄養服務接續寄宿學校成為主流白人社會進行文化滅種所採取的一連串措施,而社工員就是將兒童強制帶離部落的人(Fournier & Crey, 1997)。原本成立要協助他們的社會救助體制並沒有真正地幫助他們,反而成為原住民受創的根源,因而被原住民菁英份子質疑社會福利是主流社會用來弱化原住民社會力量的滅種手段(Thomson et. al, 1988:434)。
一竿子把社會福利否定並無法幫助我們反轉既有的福利體制。社會福利也不是在解放或控制原住民的選項中,被輕鬆理解的議題。李明政(2001)指出,台灣政府既有的福利政策是以個人式介入的殘補式福利為主,在救助個人的行動中,社區/部落從不是被關注的對象,整體經濟的發展也不是政策介入的目標。如果原住民福利無法跳脫這種殘補式福利框架,而只是以一種「加碼式」的福利津貼在解決原住民的「問題」,社會福利對原住民會成為耗損「靈魂」的毒藥,因為原住民傳統具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與知識沒有被看見,社會福利的實施只會複製原住民是需要救助的依賴對象的權力關係。這種反省正是西方原住民社工學者所提出的。紐西蘭毛利長老暨社工員John Rangihan曾說:「文化介入必須與經濟介入結合,毛利人相信人群發展等同於經濟發展,如果你同意一個人不可與他的文化分離,針對任何社會問題,你就不會只有福利的處方,而會加入社會發展以及社區充權 (empowered community)。」(Rangihan, 1987; 引自Cairns et.al, 1998:164)從原住民傳統智慧與世界觀,發展部落集體的共識,不再被政府部門的分工所切割,也不再侷限於政府既有的政策思維,是原住民族在面對日常生活中最迫切所需要的自治權利。

重新找回助人者的定義權:誰夠資格助人?
在資源缺乏的原鄉,掌握資源的社工是很重要的角色。民國六十九年省政府招考的五十四名山地社工員中,後來有三人成為該鄉的鄉長,其影響力可見一斑。社會福利的執行多依賴社工專業,但過去二十年社工專業的發展朝向「證照化」的專業路徑,強調正式教育學歷為基本門檻,並以標準化考試做為鑑定專業能力的依據(王增勇、陶蕃瀛,2006),這種發展讓社工更加遠離部落。在地原住民因為缺乏相關學歷,因此在地助人者多半無法成為國家所認可的助人者,挾持國家資源進入部落但卻對部落缺乏認識的社福組織與社工,卻成為影響部落的重要組織與人士。部落對於誰可以進入部落從事助人工作,卻毫無置喙之處。部落對於目前社工養成教育,更別說社工師考試制度,更沒有參與的機會 。熟悉部落、熱心部落的人只能以「行政人員」被方案納入,但仍必須受到部落外、具有社工資格的督導所管理與約束,這正好與充權部落、以部落為主體的理念背道而馳。這種專業權力結構讓目前實施的原住民福利方案,完全聽命於政府規範,而不是回應部落聲音。目前原住民社會福利政策充斥著「以部落為主體的社會福利」,但部落在其中的概念仍被定義為「方案實施的場域」,而不是「方案發展的主導者」。
加拿大原住民部落開始質疑,為什麼原住民幫助原住民是白人來認證,而不是原住民來認證白人是否有資格幫助原住民?因此,部落開始要求當社工進入部落擔任兒保社工時,在接受部落對他的訓練之後,當他要正式成為一個社工員時,他要在部落眾人面前接受長老的祝福,表示他願意從部落手中,在部落長老的指引下,承擔保護部落兒童的重任。一旦失去部落的信任,他將失去執行這份工作的權利。這個儀式要告訴社工的是:當社工進入部落時,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效忠的是部落,不是民間組織、不是國家。
但回到台灣,在部落工作的社工效忠的是誰?每月要交的報表是回應誰的需求?實務中看到多少有新的部落工作者淹沒在政府要求的報表中?或是花力氣辦理部落不需要卻是政府要看見的活動?承接到政府方案的組織,有多少是部落的在地組織,或是與在地部落有密切連結的組織?進入部落的文化能力在政府委託案的評鑑中,又該算在那個項目中?社工相關科系的學歷要求扮演排除對部落有感情的助人者進入部落社工位置的角色。證照化建立在排除別人參與助人工作的邏輯之上,我們社工專業到底是助人還是害人?論述上不斷說充權或優點觀點,卻看不見我們所建立的專業制度正在不斷製造「原住民只能是案主、漢人才能是社工」的種族排除機制。
2007年,一位加拿大學者來台灣培訓原住民社工員,他對台灣社福組織可以自由進出部落,並推動任何方案感到不解。他問:「為什麼你們可以這樣不經部落任何形式的審查就推動方案?這在加拿大是不可能的事。那你們在執行過程又如何對部落負責?責信機制是什麼?」當下社福組織的地區主任就站起來說,「我們在地方經營很久了,大家都很熟,關係很好,所以我們可以作我們想做的事。至於第二個問題,基本上我們不對任何人負責,我們只對上帝負責!」社工員對部落的尊重忽略至此,以上帝之名就可以為所欲為,莫此為甚。諷刺的是,這個社福機構還成立客服部門,專門代表捐款人監督認養兒童感謝信函與社工記錄的撰寫,組織的設計就清楚的表示,機構是對給錢的人負責,而不是對服務的對象負責,卻還大言不慚的說,我們不對任何人負責。當場這位學者選擇沈默,不知對台灣社工專業還能說什麼?

長期照顧保險做為原住民自治福利實驗方案的可能
原住民自治的落實無法透過一條法律完成,必須對自治有更創造性的想像,落實在具體不斷的鬥爭行動中。相較於一般自治所關注的土地與經濟議題,我認為社會福利也是需要納入的範疇。以下我想以目前經建會正在規劃的長期照顧保險為例,說明原住民自治的可能。
長期照顧,相較於醫療,更涉及文化特殊性。例如失能老人的照顧該安排與家人同住或是由社區共同集中照顧、日常飲食的菜色搭配與鹹度、協助老人沐浴時性別界線跨越可能導致的衝突、照顧者與長輩聊天時應具備對原住民歷史的瞭解等等都說明,原住民的長期照顧必定有其特殊性。但目前長期照顧服務的推動多是以台北經驗為出發,十分不利於部落自主的照顧模式發展。例如,居家服務的提供是以論時計酬的時薪制補助民間團體,這種補助模式尤其不利於人口分散的原鄉地區,交通時間與成本不列入補助,原鄉很難有人具有照顧服務員證照可以提供服務,就算有服務員,他也會因為成本效益偏低而不願意在原鄉服務,反而改到人口集中的平地服務,比較可以養活自己與家庭。這種惡化城鄉差距的補助模式,是關心部落老人與失能者的工作者應該要反應的問題。我認為應該要求衛生署與內政部必須立即專案補助各原住民地區長期照顧的實驗方案,做為後續推動的基礎。其次,經建會應該將原住民地區獨立出來成為長期照顧保險的實施的獨立區域,運用總額預算制度,將原住民地區該有的預算匡列出來獨立運用。透過民主參與的方式,讓原住民有機會決定原鄉長期照顧服務體系該如何反應原住民的世界觀。
或許會有人認為,原住民是否有足夠的人才與組織來執行長期照顧體系的建立?我認為,能力是在過程中長出來的,原住民必須要被給予機會,才會長出自治的能力,這個過程也許辛苦,但不開始就沒有長出來的一天。而原住民需要長出的能力,恐怕不在執行的能力,而在於作夢與看見願景的能力。

參考書目:
王增勇、陶蕃瀛(2006) 專業化=證照=專業自主?應用心理研究,30,201-224。白勝光 (1999) 原住民紅皮書。台北:布農文教基金會。
瓦歷斯‧諾幹(1999)日據皇民化教育下的族群意識轉向—以《理番之友》台灣原住民族先覺者為例。見洪泉湖、吳學燕(編),台灣原住民教育,頁263-277,台北:師大書苑。
李明政(2001)文化福利權:台灣原住民族社會福利政策之研究。台北:雙葉。
Cairns, T., Fulcher, L., Kereopa, H., Nia, P. N., & Tait-Rolleston, W. (1998) Nga pari karangaranga o puao-te-ata-tu. Canadian Social Work Review, 15(2), 145-167.
Castellano, M. B., Stalwick, H., & Wien, F. (1986) Native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anada. Canadian Social Work Review, 166-184.
Fournier, S. & Crey, E. (1997). I am responsible, I am accountable: Healing Aboriginal sex offenders. In S.Fournier & E. Crey (Eds.), Stolen from our embrace (pp. 143-172).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Thomson, G. et. al (1988). Transitions. Report of the Social Assistance Review Committee. Toronto: Ontario Ministry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Services.

2009年2月19日 星期四

我們都可能是大老

上篇文章讓讀者猜測我寫的大老是誰。其實,那不重要,因為「大老」是一種角色原型,任何人都可能是大老,包括我自己在內。社會福利運動的前進需要不同層次的認識,民主化的過程讓社福運動的參與者有更多參與管道,接觸國家體制內的運作,這種體制知識是政策倡導與行政遊說很重要的知識。重點在於,這種知識應該要被轉化成為社福運動社群的公有財,而不是建構個人權威的私有財,如此社群才能茁壯。我所寫的「大老」不是指誰,而是指一種社會福利體制中出現的新階層,他們不是基層社工員,也不是機構管理者,而是穿梭在弱勢族群、民間組織、學術單位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專家。在公共論述的領域中,這些人佔有發言位置。對福利運動而言,這些人如同雙面刃,他們可以做為國家的御用專家,專門將民間所表達的公共需求加以私化;但也可以協助底層民眾生產運動所需的反對論述,或簡單的說,幫助人民發聲。我上篇所記錄,就是對這樣一種運用自己的專家身份,從政府角度的思維出發,壓抑社群內部的不同聲音的不滿感受。請不要再猜,我寫的是誰,因為我們可能都無法抵抗成為大老的誘惑。

2008年10月1日 星期三

當福利運動進入國家體制之後…

以下是我在台社二十週年研討會所發表的文章,祝台社二十週年生日快樂!!

社福界慶祝二十週年背後的弔詭現象
這一、兩年來,各社會福利團體紛紛舉辦二十週年慶,這固然紀錄著1987年解嚴後,台灣社會福利組織的蓬勃興起,各類社會弱勢族群的組織與服務團體因緣際會地登上初萌芽的公民社會舞台。但弔詭的是,這些團體幾乎都是以研討會的形式舉辦,要求機構的員工動筆寫論文,我常常以學者的身份要評論這些實務工作者的論文。看見這些基層社工硬是將自己生動的故事套進生冷僵硬又不熟悉的學術框架,我總是感到不忍,鼓勵他們放下學術框架,不要害怕用自己的語言說出自己的故事。當我問他們為何一定要用研討會的方式慶祝,一位社工員說,「一方面可以向社會大眾展現我們的成效;另一方面,這樣可以為我們的機構評鑑加分!上次,一位委員在評某機構的時候,就說他們辦研討會,所以應該加分。」歡慶的背後,其實隱含著目前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困境,我更為社福界缺乏對這種趨勢的理解與批判而感到憂心。

變調的公民論述與失根的群眾運動
二十年前,當我還是個社福組織工作者時,敵我界分是清楚的。九0年代初期林萬億(林萬億, 1994)從歷史角度對國民黨在國共對抗下福利制度的批判,相對於當時國內以結構功能觀點進行分析的社會福利學者,是相對進步的,並提供解嚴後弱勢族群動員的重要論述依據,成為解嚴後社會福利運動的基調。1992年修憲,林萬億與當時民間社會福利工作者共同推動「社會權」入憲,並與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吳惠林進行論戰。以北歐社會民主國家為榜樣,以公民權為基調所建立的普及式社會福利制度成為九0年代初期社會福利運動的標竿。
社會福利議題第一次被選舉政治動員是1993年縣市長選舉的老人年金議題。當時雖然被視為台灣民主政治中首次以公共政策取代以往國家認同為訴求的選舉,但民進黨操作老人年金議題的動員路線是以「芋頭與蕃薯」之間的省籍區隔為主軸,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平平(同樣)都是納稅,為什麼那些老芋頭(榮民)每個月有萬把元可領,而我們一般老人半仙都無?(台語)」,這種以省籍對立的政治動員雖然有效,但並沒開發出人民重新理解人類生命歷程共同老化風險的公共空間,反而讓津貼成為之後選舉公開集體買票的例行性儀式。換言之,社會福利議題被吸納進入成為強化以族群對立為基調的工具,而非強化社會團結的觸媒。這種台灣社會福利相關議題無法帶動公共化民主參與討論的過程,或成為引發草根群眾的意識覺醒過程,反而成為民粹政客操作的工具無疑是目前社會福利運動者最大的無力感。應該反省的是,這樣的歷程形成怎樣一個體系,有效地節制社會福利運動的自主性並阻礙了解嚴後社會福利制度公共化的政治動能?社會福利運動再基進的可能方向是什麼?

當前福利規訓體制的三位一體
1965年美國通過老人福利法(Older American’s Act),被譽為老人福利的里程碑,十四年後美國社會學者Carol Estes(Estes, 1979)發表「老化集團」(Aging Enterprise)一書,抨擊老人福利法實施後,已然形成一個以老人為生的龐大集團,以專業、學術研究、與服務提供業者三者交互建構而成的利益共生體,成為老人福利法下最大的受益者,而這個集團口口宣稱矢志服務的老人則淪為「被管理與噤聲的對象」。這本書標示了批判老人學研究(critical gerontology)的開始,以Estes為首的一群政治經濟學者開始集結,對人口老化現象提出政治經濟與文化批判觀點的分析。在老人研究成為顯學之際,批判老人學從為成為主流,但它的存在卻提供不容忽視的反省聲音。我將試著從這樣路徑理解台灣過去二十年社會福利體制的發展歷程。

福利體系民營化
台灣過去二十年福利體制的擴張主要以「委託民營」的方式推動。八0年代西方福利國家的財務危機引起爭議與挑戰,以市場機制改革國家主導的福利體制的聲浪興起,以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為架構的福利民營化成為許多國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策略。九0年代初期社會福利法案大幅翻新,政府主責應提供的福利服務項目大幅增加,雖然法令規範政府可自行辦理或委託辦理,各級政府多半選擇委託民間辦理的方式因應這波福利的擴張。福利民營化的概念雖然稼接自西方,但脈絡的差異卻有完全不同的詮釋。西方的福利民營化是在福利體制已然建立後的情況下,試圖提升福利體系的效率與節制費用的高漲;台灣的福利民營化是在福利體制尚未建立,政府面對新選舉政治壓力下,試圖極小化政府投入社會福利的策略。面對福利民營化,當時社會福利運動者的心情是複雜的。相較於過去政府完全不補助民間組織辦理福利服務,委託民營的制度下,政府所釋放出的資源(房舍、經費)對初成立的民間社福組織確實是發展的助力,於是社福組織便抱持著「拿你的錢,做我的事」的實務心態。但另一方面,社福組織是否落入「拿人手短」的困境,失去對政府施壓的自主性?社福組織日後發展聯盟性組織專門扮演黑臉,個別社福組織則隱身在聯盟背後,以避免角色衝突的尷尬。
但是,社福組織低估了民營化制度對社福組織所產生的規訓效果。首先,委託民營制度給予政府利用民間組織之間的競爭,用低價委託,導致委託民營不僅是將執行責任交給民間,連財務責任都部分移轉到民間組織,造成民間組織承辦越多福利業務,便需要募集越多資金協助辦理服務。民營化制度造成社福組織不僅人力大量投入直接服務,更使得政府得以收編民間組織既有的自主財源。
其次,在確保公務預算的正確使用,政府建立一套責信制度規範社福組織,從登記立案、委託契約、招標競爭、標準化服務流程、服務績效指標、日常督導、定期報表、到年度評鑑等流程,環環相扣約束著社福組織管理者與基層服務人員的日常活動不逾越政府所規範的內容。在疲於奔命達成政府服務目標與爭取到下年度標案的壓力下,社福組織的工作人員不僅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在文書作業上,逐漸內化政府對福利對象的想像與觀點,失去批判政府的獨立性,讓自己成為社會控制的工具。社福組織「公務人員化」或社會福利「麥當勞化」已經成為社福界長期依賴政府委託案之後的反省。
最後,在政府透過委託民營制度以最低廉的價格擠壓最多的服務時,社會福利體系內部的勞動爭議成為日益浮現的矛盾。

助人專業證照化
社工員制度在政府體制的邊緣化促使社工員在解嚴後進行集結,錯誤地將勞動議題解釋為專業地位的缺乏,讓社工員以推動證照做為解決社工勞動條件惡劣的手段。社工師法的通過,讓實務的專業必須透過學術主導的考試來鑑定,實證典範下行動與知識分離的矛盾,透過社工師考試強化了學術優於實務的知識霸權。在取得證照的壓力下,實務工作者失去原本貼近日常生活的知識生產空間,而充塞著以考試為標竿的背誦性知識。學術界沒有反省目前獨大的實證典範無法捕捉實務經驗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卻只要求實務界生吞活剝地照抄學術格式。於是,在個案研討會上,我看見資深護理師與社工師在個案記錄上被迫要寫文獻回顧;在論文發表會上,社工員找不到語言記錄燒燙傷友參加肚皮舞過程中的掙扎與感動,因為藝術還沒有在理性的學術研究空間中找到合法的位置。在永無止境追求專業的競爭遊戲下,為了證明社工是專業,自2007年起社工師在分成一般社工師與專精社工師兩級。以排擠他人為邏輯的證照制度,讓社工專業內部也以同樣的邏輯作自我區分,專業不再是集體自律的共識行動,而是依靠外人(學者)來鑑定而完成的區隔。證照制度沒有讓社工加薪或獲得醫生般的崇高地位,反而專業內部更形分化,知識生產空間更形限縮。
證照化讓專業更容易被體制所管理,專業知識所形塑的權威更形鞏固,助人過程中屬於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流動與支持更容易被阻絕。儘管社工界高聲提倡「優勢觀點」、「反壓迫」與「充權」,但自身所擁抱的專業化邏輯卻是極為排他與父權。

倡導組織代言人化
聯盟性組織(殘障聯盟、智障者家長總會、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康復之友聯盟、臺灣少年權益促進聯盟、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是過去二十年社會福利運動的主要推手。九0年代是社會福利立法的黃金十年。除了早期殘障聯盟在推動身心障礙福利法修法時,曾經動員身心障礙者走上街頭,之後的聯盟性組織多半是以行政遊說與立法倡導為主要方法。這些組織的發展,專業人員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專業人員扮演特定族群的代言人,隨著政府各種委員會的設立,這些代言人紛紛取得政策發言的位置。但是這些倡導性組織在過去十年卻出現專業主導的壟斷現象,相對地投注在草根民眾組織工作的時間越來越少,甚至聯盟性團體被少數大型社福組織所主導,失去為代言族群爭取整體發展的利他性格。在民主政治中,倡導團體的草根組織動能越強,對決策者的遊說壓力越大,這種基層組織與政策倡導的失衡,形成社福運動缺乏社會基礎的空虛現象。

批判知識生產與介入的可能
社工是個貼近弱勢族群生活世界的專業,因此在體制與案主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是社工日常生活中每日的功課。社工的經驗本身就蘊藏著反抗的土壤,只要社工被給予適當的語言與視框。與社工員對話,協助他們重新框架自己的經驗,讓他們長出對抗體制化權力的能力,這是我站在學者位置上最享受的工作。當體制壓迫越強,想要發聲的人就越多,但這是需要呼朋引伴一起來做的事。
以批判觀點反思社會福利的現況,注定是條孤單的路。社工學界有批判觀點的人,常常不參與社會實踐;參與實踐的人,又往往疏於論述的生產。台社過去對社會福利的議題切入不多,但台社所標示的批判與本土的精神,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尋求以批判觀點反省社會福利運動者提供可以相濡以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