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 王行

憶  王行

2017/7/28

我們原是極為不同的社工人，卻成為相互攜行的伙伴。

醉心於心理諮商的你曾說過，解嚴後的社會運動常常走上街頭，五二０農民街頭運動聚集在立法院前時，你從中央大樓走出來，覺得街頭運動與你在華明中心所做的諮商工作無關，相信在諮商室裡的接納與包容能帶給人重新整合的力量；而我正好相反，剛拿到社工碩士回台的我，一頭栽入解嚴後的社會福利運動，相信改變結構比幫助個人更重要。我們相互知道，但沒有交集，直到後來我們開始批判社工師證照制度，舉目望去社工界願意反省證照的人寥寥無幾，你、我加上陶蕃瀛三人因為批判證照被稱為社工三怪。對於這種封號，你從來不以為意，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因為我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當我開始進入行動敘事研究取向後，我們合作指導學生論文的機會就越來越多。你總是能直指人心地點出學生在家庭與親子關係中的核心議題，並在既有的故事中，翻轉新的視角。許多學生把你視為另一個爸爸或另一個媽媽，認為你是他們生命中最瞭解他們的人。這是我很難想像的關係。最讓我無法想像的是，你最愛放學生鴿子，但學生依然愛你！有次我搭你的休旅車南下東海，一上車，你就說：「因為我個子小，所以我要開大車！這樣才有掌控感！」拿自己身高開玩笑，還進行了心理分析，這是屬於王行的幽默！途中，你的手機忽然響了，應該是久候多時的學生打電話，聽見你說：「欸呀！真是不好意思！我忘了今天跟你有約，我現在人在高速公路上！我們再改約其他時間。」這種爽約的事情是我當時絕對不允許自己發生的狀況，但放學生鴿子似乎是當王行學生的日常，居然他們還是如此愛他！讓我匪夷所思。後來，我的學生口試，王行又來一次失蹤記，打給他的時候，他正在陪王媽媽買菜。以後找他口試的學生，我都千叮嚀萬囑咐地要一再提醒他。

2012年社工師考試，我收到邀請出題「直接服務」科目，命題人需要邀請另一位閱卷人。我與王行批評社工師考試只重記憶、不重實務經驗智慧，以及學術透過低錄取率對實務進行宰制，我知道這次出題將會是個對社工界表態的機會，決定要讓社工界看到不一樣的出題，還有提高率取率。我打電話給王行，說明我的想法，王行興奮地跟孩子似地直說：「我對這種體制顛覆的行動沒經驗，你儘管說，我照辦就是！」我們約定把那門科目的平均分數從六十分拉高到八十分，但要從問答題的內容區分有無實務經驗。那次改題對我跟王行都是莫大的折磨，3500份考卷要在過年期間兩週內改完，習慣透過書寫進入他人經驗世界的我們要把答案在二十秒內給出分數，真是痛苦的過程。結果那次社工師考試錄取率高達44%，比次高的25%還高出近20％。這個結果震驚社工界，大家議論紛紛，我們自己也意外原來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可以如此輕易地改變。我們依照計畫，把事情原委寫成一篇聲明，公諸於世。事後，王行打電話跟我說：「我們現在是社工界人人喊打的江洋大盜了！」但他也開心地跟我分享，他的學生很被我們的行動所振奮！一位對社工師考試深惡痛覺的資深前輩知道我們做這件事，直說要請我們去吃牛排。但對我們，榮辱褒貶都已經是次要的，忠於初心才是我們對專業的堅持。沒有王行，這件事我做不了。

2014年我因為擔任所長，因此代表政大社工所參與社工教育學會，剛好那年學會改選，我算算當時學會內部會員有許多支持改革社工教育的伙伴，或許可以推選幾位有理念的成員擔任理監事，於是我草擬了一份參選聲明。展開一連串的聯繫與運作，王行當然是其中成員，王行一如往常地興奮與熱情參與。連署聲明時才發現他不是學會會員，但不想讓他落單，還是把他放進去以增聲勢。在運作過程，我才發現王行對於社團法人的選舉運作完全不熟悉。運作的關鍵在於遊說會員出席，投票支持特定候選人，不能出席就取得授權書找人代理。我們未被列在選票上，要被圈選就已非易事，要動員支持的會員出席就要靠人際關係。就在大家忙於動員之際，有一天晚上十一點，王行忽然打電話給我，我以為他要回報聯絡的結果，沒想到他跟我說，他今天卜了一個卦，說這次選舉一開始會有些困難，但後來就會順利了！叫我放心。當時，我真是哭笑不得！因為王行很認真地卜卦並解說其中含意，但我知道他並沒有幫上忙。我開始擔心，如果我們真的選上了，這些人真的能做事嗎？還好，我們沒有選上，我這才鬆了一口氣。他不見得幫的上忙，但他很真心地用他的方式幫忙你。他一直都在你身邊。

我們一直彼此陷害對方，我編期刊專輯都會找他，他也是；他接下東吳社工學刊主編，我義不容辭地擔任編輯委員。他總是想著幫伙伴創造發表空間，讓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可以被看見。他過世的那個月，我編的男性照顧者專輯才剛出版；而他編的社會排除心理健康專輯，即將在九月初版，但他已經看不見了。該他寫的客座主編序言也變成我的工作。真不想寫這篇序言，因為寫完了，好像王行就從我生命中走出了。好伙伴，至今還是無法想像沒有你的日子該如何？

今天是你的追思彌撒，我在蘭嶼無法為你送行，但在這天地共融的大自然中，我更容易在禱告中與你相遇。別了，王行，一路好走！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王增勇、陶蕃瀛、萬心蕊、王行

社工教育學會這週即將改選理監事，我們站出來，希望社工教育可以有新的氣象，因為我們看到社工教育的危機：

1.         在社工師考試制度下，台灣社工教育正逐漸失去大學教育應有的自主性與多樣性。貼滿紅榜的系所公告欄，說明了大學社工系所已經淪為填鴨式的補習班，失去探詢真理所需要的學術批判與對話空間。一切為考試的教育限縮了大學教師在教學中，碰觸學生生命的過程中，幫助學生發展屬於自己的助人能力。

2.         實習原本應該是社工教育中，讓學生從實踐中體會社工的價值與精神，但在缺乏尊重實務經驗與智慧的情況下，實習在社工教育的功能一直無法透過學術與實務的平等對話與參與下推動。考試制度更讓實習淪為社工學生必修的一門課，學校實習督導老師的不足，加上學生人數的大量增加，更嚴重擠壓實習機構的人力。

3.         最後，原本多元取向的社工教育（政策取向與實務取向），以及因應不同學生族群的社工教育機構（技職與高教），在系所評鑑下，社工教育被迫服膺主流高等教育學校對社工的狹隘定義，忽略了社工教育的在地性與因學生特性而應有的差異教學彈性。

4.         社工作為一種應用科學，本就應該吸收不同學科（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教育學）的思維，透過實務的萃煉與社工個人生命經驗的整合之後，發展社工成為一個可以運用自己去助人的專業。但是在社工師證照的專業本位主義下，社工教育逐漸變成排他的學科，非社工本科系的教師被排擠，甚至仇視，忽略了社工發展路程的多樣性。

5.         我們也看見社工教育體系依照高等教育大學與技職大學加以階層化，技職大學的社工教育被認為是次等的，忽略了技職體系的教師所面對的學生往往來自於中下階層的家庭，其教學所面臨的挑戰根本不同於高等教育的學生。幫助與支持技職體系社工教師改善其教學環境，並發展屬於其處境所需的教學能力，才是社工教育社群應該著力的重點，而不是透過系所評鑑，從高教體系的標準貶抑其價值，讓技職體系的師生一直處於被輕視的處境。

我們認為，台灣社工教育正面臨關鍵的轉型期，未來台灣社工教育應該要：

1.         把教育主導權從社工師考試制度中拿回來，讓教學與考試脫鉤，還給教師教學的自主性。

2.         系所評鑑的主導權應向教育部爭取由社工教育學會以社群自律的方式辦理，發展社工教育社群的同儕認證制度，經認定合格的社工系所即可授予社工學位，但課程內容應允許各系所因地制宜的發展其特色。

3.         創造學習平台，讓社工教師可以交流與切磋社工教學的經驗，而不是以標準化課程作為規範社工課程的方式。

4.         以社工教育學會之名，為社工教師向各校爭取更好的教學環境與教學條件，提升社工教師在學校的生存條件。

5.         強化實習在社工教育的深度，促進與改善學校和實習機構之間合作夥伴關係

回應沈後山對《親愛的社工，我把錄取率提高到44%》一文的回應

這篇文章顯然是後山在2012年台社年會後寫的，但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直到最近被轉貼到臉書上，因此才有機會回應。回應是因為後山面對議題的批判性與誠懇，同時也希望藉此社工界建立彼此對話的習慣。

在回應後山對我的文章的閱讀之前，我先摘要這篇文章的目的與三個訊息，這篇文章記錄我反思2012年社工師考試的命題行動，對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我提出三個觀點：
 一、 強調標準答案的考試形式迫使社工知識只能以強調客觀中立的實證科學知識呈現，無法涵納對社工實務很重要的經驗知識與倫理知識。因此，我嘗試在申論題的形式上試圖展現另一種出題的可能。
二、 考試制度神秘化命題委員的權力，掌握出題權力的學術老師雖掌握了定義社工專業知識的權力，卻不需要對社工界說明與交代，因此自己出題背後對社工專業的想像也沒有接受社工社群的討論與檢驗，導致社工師考試無法成為社工社群集體討論台灣社工專業的對話過程。面對一群匿名出題的社工老師，應考的社工學生只能背誦與接受被認為是考題的社工知識。因此，在出題與閱卷之後，我決定現身，以出題委員的身份將這次出題過程自己對社工專業的想像與期許對社工社群有所說明與交代。
 三、 在社工師證照制度日益形成一種對社工專業的規訓力量，我認為可能反抗的策略之一是提高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以降低社工師考試對社工員的宰制力量。因此，那次考試的給分標準，我與王行共同決定把平均給分標準提高，而的確後來造成當次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大幅提升。

這三個觀點彼此相扣，要解構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的規訓權力必須回歸根本的問題，社工專業需要的知識典範是什麼？是目前國家考試制度所獨尊的實證典範所生產的工具性知識，或人與人互動中所需要的詮釋典範的互動性知識，抑或是幫助弱勢者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批判典範知識。第一點的討論我在《後證照時期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如何自我解殖？》一文中已經有論述，在此不再重複。其次，正因為實證典範知識所宣稱的客觀中立所形成的權威，讓考試制度成為社工專業的權力階層化來源，這種考試制度所形成的社工內部專業階層必須要被反省與解構。出題委員的權力必須回到社工社群中被民主化程序所檢視，不然這種權力無可避免地就會被濫用。這種反省必須成為社工社群的討論議題並有共識，考試制度的權力關係才有可能轉變。在這兩種基本議題的對話尚未展開之前，現有考試制度可以如何轉變與鬆動是短期間需要思考的議題。不過，後山並沒有特別回應我想討論的這兩個觀點，而只討論了「提高錄取率」作為一種反抗的有效性是否恰當的問題。 

社工師考試制度可以如何改善，我與王行在這次行動的目標「提高錄取率」是後山所質疑的。我同意後山的質疑，如果反省沒有進入更深層對社工專業的知識典範與社工社群的民主化的討論與反省，單單靠「提高錄取率」不足以改變社工師考試制度對社工專業的規訓與宰制，甚至只是掩飾了矛盾。我的文章被轉貼，甚至被很多人認為只要王增勇或類似王增勇之類的老師出題，就可以解決社工師證照所帶來的社工內部殖民問題，那就值得擔心。 

後山看見的是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與脆弱，其實也是我個人的擔心。2012年中有關專精社工師的討論，對社工師證照有意見的伙伴曾經集結過，但並沒有延續產生任何行動，我就看到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那次的行動是我與王行的個人行動，不是社群集結的組織行動。受到命題委員在考前不能洩漏身份的限制，我們只能在成績公佈之後，才能透過文章揭露此次行動的始末。因此，反證照的伙伴無法參與，對於我們行動背後的思考無從事前或及時得知，也就無法事前形成集體共識，更遑論提供進一步的意見。當超高錄取率的消息曝光後，後山與許多伙伴在得知社工師錄取率大幅提升時，曾陰謀論地想這是體制對社工更進一步的納編過程，以回應社工人力不足的問題，或是為專精社工師考試鋪路。的確，如果社工師考試錄取率大幅提升，考上的人更多，對社工師考試的合法性就不再會有太多批評，進入社工師證照制度的人就必然會支持這個制度的存在，想改變這個制度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反證照的人就會失去著力點。後山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再說一次，我認為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社工知識典範的辯論以及社工師考試制度背後的權力關係。 

最後，我想回應後山在後記中提到比較露骨的批評：「我挺想知道二王對於自己在玩這場權力遊戲更深刻的反思和理解以及他們自己對於長期反社工師證照到入圍出題的自圓其說」。後山以「自圓其說」來命名我們的行動，反應了他認為我們在反證照化立場的前後不一，既然反對證照，為什麼要去參與社工師證照考試的出題？我的回應是，我反對目前證照制度對社工專業帶來的權力關係，而不是證照制度本身。如果一個證照制度是以社群自治、民主參與精神為原則所建置，我會贊成這樣的證照制度。參與社工師考試的出題，就是要凸顯出題委員所掌握的權力應該要對社工社群負責，而不是國家機器，我才會事後書寫，對社工社群進行說明與交代。因此，對我而言，參與出題一樣可以是對現有證照制度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提出批判。 

不論是基層社工或是學者，我們有不同的戰鬥位置，都可以對證照制度提出反省。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基層社工的行動叫「反抗」，而學者的行動就變成「玩權力遊戲」？我從不認為我在玩權力遊戲，在這次行動中，我為我的表態付出我應付的代價，而且不後悔我的選擇。以社會位置來判斷行動者行動的意義，而不去看權力是如何被使用以及行動對權力關係造成的結果，這種對權力的本質化觀點形成基層社工對學者一種普遍性的妒恨情緒。以「你是學者，你的條件跟我們基層社工不一樣」來區隔彼此，無法利用彼此的差異，達到互補與加成的效果。這種妒恨不也正是基進社工社群不易團結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