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0日 星期五

我那嫁入外省家庭的母親


今天為了跟爸爸聊往事,拿起媽媽珍藏的相本,重新整理母親的舊照片,於是媽媽的故事浮上心頭。媽媽是一個新竹做化妝粉餅的貧窮勞動家庭的女兒,排行第四,跟年紀相仿的二姐最親。從小就知道下雨天不要待在家裡,因為粉不乾,外公沒粉可賣,心情不好就打孩子。當外公打小孩時,二姐寶珠阿姨就蹲在地上挨打,只有媽媽機靈地知道要跑開。外婆是養女,在有錢的外曾祖父家中完全不被重視,當媽媽考上新竹女中成為家中讀書最高的孩子,第一次被有錢的外曾祖母帶去坐轎子遊街,為他們家掙面子。媽媽熱愛游泳,一放學就跑去游泳,在學校被稱為「黑貓」,據說是美女的暱稱。國中畢業後,外公不支持媽媽再讀書,於是媽媽就到警察局擔任科員,遇到當科長的父親,19歲時不顧家人反對,堅持嫁給閩南人口中禁忌的外省人。
爸爸是守寡多年的奶奶最鍾愛的兒子,奶奶對這個搶走兒子的媳婦極為嫉妒,新婚不到三個月,奶奶就搬進他們的新居。嫉妒的奶奶不是急著抱孫子,反而不准爸媽關房門,半夜裡奶奶會起來查房,阻礙爸爸跟媽媽「辦事」。有一次,爸媽只好躲到院子相好,半夜聽到奶奶查房的腳步聲,讓媽媽倍感羞辱,覺得自己在家中竟然像做賊一樣地被對待。長大後聽到這事,只當作笑話,聽不懂一個本省媳婦與外省婆婆之間爭奪兒子/丈夫的戰爭慘烈。極為孝順的父親總是要媽媽忍耐,成全他的孝道。上大學後,媽媽說起這些過不去的往事,心裡就有許多怨恨,我總是要找方法讓媽媽放下這些心中的痛。如果說我的社工生涯有個起點,我想我媽媽應該是我第一個個案。
婚姻中面對外省婆婆的欺侮,都不能回娘家訴苦。每次搬家,家裡的舊傢具都被媽媽神不知鬼不覺地帶回外婆家,長大後到舅舅家才發現記憶中的老家都到那裡去了。從一個勞動家庭嫁到公務員家庭,媽媽總惦記著娘家,也不得不成為救濟娘家的最後管道。小學時,小舅賭博欠債跑路,爸爸拿出三個月薪水擺平。國中時,大舅工作的三環磁磚工廠倒閉,爸爸安插到自己公司上班,連同大舅找不到工作的兒子一同找進去。媽媽一心想幫助她貧窮的娘家。外公過世,爸爸把全公司的公務車都動員了,讓送葬車隊綿延數里,風光下葬。
娘家的親友都說,媽媽嫁的好,只有親近的人知道這她的生命故事背後交織著族群與階級的斷裂,作為她的兒子,我直到她過世這麼久才能看懂。

2016年3月31日 星期四

強制就醫之後呢?從政大搖搖哥談起

六年前到政大任教,被政大學生暱稱的「搖搖哥」,就常徘徊在羅馬廣場與校門之間,他的自言自語、衣衫襤褸、蓬頭垢面讓初見者意識到他的不同,但日久後,政大人知道他不傷人,包容他在同一個空間中,處於自己的世界。他每日的存在,儘管如何怪異或無法理解,但對一個大學而言,代表著我們對多元意見的包容,考驗著我們對一個人存在的尊重,成為政大人活生生的生命教育。
昨天(3/31)中午,搖搖哥被市府人員連同校警,在他常出現的合作社前,在政大師生面前被強制就醫。儘管不願意與多次抗議,搖搖哥被說服坐上專門強制就醫用的病床椅,手腳被束縛送上救護車帶走。消息傳開,政大師生有著很深的悲傷,如同失去一位朋友,政大同學在臉書上開始書寫他們跟搖搖哥之間的互動經驗,有同學紀錄他們辦活動把傳單給搖搖哥,搖搖哥出乎意料之外地不僅聽懂同學的訴求,而且開心地玩起氣球。比較神奇的說法是,有同學看見搖搖哥異常清醒地去速食店買早餐,用精準的話語表達自己的需要,以為搖搖哥不會說話的同學趁機進入搖搖哥的內心世界,才知道搖搖哥是被在政大地靈黑暗勢力控制,才導致他的異常,他常駐政大是為了在靈界守護政大。重點不在於這些說法是否真實或正確,重點是搖搖哥已經被政大人接納成為政大社群日常生活的一份子。他是精神病患,但絕對不只是精神病患,他還是一個人,與政大師生有不同程度連結的人。我相信關於搖搖哥在政大的故事會陸續出現來聲援搖搖哥,向目前陷入恐慌的社會大眾與政府說明,搖搖哥在政大校園中過著他的生活,被我們所接納,我們以自己各自的方式與他的世界產生有意義的連結。他知道他在政大校園是安全被接納的,直到昨天中午之前。
搖搖哥的案例說明一件事,精神障礙者的生活不是光靠醫療就可以支持起來,吃藥穩定病情無法讓人被接納,感覺自己的生命是有意義的。把社區支持這些精神受苦者的紋理重建起來,一如臺灣早期社會中對社區內精神障礙者的接納一般,不用「病人」剝奪他們作為人的尊嚴。過去二十年,我與一群投身社區精神復健的工作者所致力的就是編織出社區中可以支持精障者帶病生活與工作的網絡,讓他們走出病房、走出精神病患的污名。從市療第一家精障者經營的「有何不可」咖啡店、北市康復之友在捷運站經營Easy Coffee、桃源二村專業人員帶著病患一起種菜、慈芳關懷中心、伊甸活泉之家、真福之家為精障者在社區建立屬於他們的家,這些工作者過去二十多年試圖破除精障污名的努力,在這次內湖小燈泡事件之後政府帶頭將精障者視為代罪羔羊的舉動中歸零。我可以想像他們目前在工作中正窮於面對這次事件對病友的傷害,但無法想像他們面對政府官員與少數社工學者(我真心相信他們是少數)急於將精神障礙者從社區脈絡中孤立出來,貼上標籤,送進醫院與社會隔離,完成他們的人口淨化工作,內心是有多麼悲傷。

2015年3月10日 星期二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王增勇、陶蕃瀛、萬心蕊、王行
社工教育學會這週即將改選理監事,我們站出來,希望社工教育可以有新的氣象,因為我們看到社工教育的危機:
1.         在社工師考試制度下,台灣社工教育正逐漸失去大學教育應有的自主性與多樣性。貼滿紅榜的系所公告欄,說明了大學社工系所已經淪為填鴨式的補習班,失去探詢真理所需要的學術批判與對話空間。一切為考試的教育限縮了大學教師在教學中,碰觸學生生命的過程中,幫助學生發展屬於自己的助人能力。
2.         實習原本應該是社工教育中,讓學生從實踐中體會社工的價值與精神,但在缺乏尊重實務經驗與智慧的情況下,實習在社工教育的功能一直無法透過學術與實務的平等對話與參與下推動。考試制度更讓實習淪為社工學生必修的一門課,學校實習督導老師的不足,加上學生人數的大量增加,更嚴重擠壓實習機構的人力。
3.         最後,原本多元取向的社工教育(政策取向與實務取向),以及因應不同學生族群的社工教育機構(技職與高教),在系所評鑑下,社工教育被迫服膺主流高等教育學校對社工的狹隘定義,忽略了社工教育的在地性與因學生特性而應有的差異教學彈性。
4.         社工作為一種應用科學,本就應該吸收不同學科(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教育學)的思維,透過實務的萃煉與社工個人生命經驗的整合之後,發展社工成為一個可以運用自己去助人的專業。但是在社工師證照的專業本位主義下,社工教育逐漸變成排他的學科,非社工本科系的教師被排擠,甚至仇視,忽略了社工發展路程的多樣性。
5.         我們也看見社工教育體系依照高等教育大學與技職大學加以階層化,技職大學的社工教育被認為是次等的,忽略了技職體系的教師所面對的學生往往來自於中下階層的家庭,其教學所面臨的挑戰根本不同於高等教育的學生。幫助與支持技職體系社工教師改善其教學環境,並發展屬於其處境所需的教學能力,才是社工教育社群應該著力的重點,而不是透過系所評鑑,從高教體系的標準貶抑其價值,讓技職體系的師生一直處於被輕視的處境。
我們認為,台灣社工教育正面臨關鍵的轉型期,未來台灣社工教育應該要:
1.         把教育主導權從社工師考試制度中拿回來,讓教學與考試脫鉤,還給教師教學的自主性。
2.         系所評鑑的主導權應向教育部爭取由社工教育學會以社群自律的方式辦理,發展社工教育社群的同儕認證制度,經認定合格的社工系所即可授予社工學位,但課程內容應允許各系所因地制宜的發展其特色。
3.         創造學習平台,讓社工教師可以交流與切磋社工教學的經驗,而不是以標準化課程作為規範社工課程的方式。
4.         以社工教育學會之名,為社工教師向各校爭取更好的教學環境與教學條件,提升社工教師在學校的生存條件。

5.         強化實習在社工教育的深度,促進與改善學校和實習機構之間合作夥伴關係

2015年3月1日 星期日

回應沈後山對《親愛的社工,我把錄取率提高到44%》一文的回應

這篇文章顯然是後山在2012年台社年會後寫的,但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直到最近被轉貼到臉書上,因此才有機會回應。回應是因為後山面對議題的批判性與誠懇,同時也希望藉此社工界建立彼此對話的習慣。

在回應後山對我的文章的閱讀之前,我先摘要這篇文章的目的與三個訊息,這篇文章記錄我反思2012年社工師考試的命題行動,對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我提出三個觀點:
 一、 強調標準答案的考試形式迫使社工知識只能以強調客觀中立的實證科學知識呈現,無法涵納對社工實務很重要的經驗知識與倫理知識。因此,我嘗試在申論題的形式上試圖展現另一種出題的可能。
二、 考試制度神秘化命題委員的權力,掌握出題權力的學術老師雖掌握了定義社工專業知識的權力,卻不需要對社工界說明與交代,因此自己出題背後對社工專業的想像也沒有接受社工社群的討論與檢驗,導致社工師考試無法成為社工社群集體討論台灣社工專業的對話過程。面對一群匿名出題的社工老師,應考的社工學生只能背誦與接受被認為是考題的社工知識。因此,在出題與閱卷之後,我決定現身,以出題委員的身份將這次出題過程自己對社工專業的想像與期許對社工社群有所說明與交代。
 三、 在社工師證照制度日益形成一種對社工專業的規訓力量,我認為可能反抗的策略之一是提高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以降低社工師考試對社工員的宰制力量。因此,那次考試的給分標準,我與王行共同決定把平均給分標準提高,而的確後來造成當次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大幅提升。

這三個觀點彼此相扣,要解構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的規訓權力必須回歸根本的問題,社工專業需要的知識典範是什麼?是目前國家考試制度所獨尊的實證典範所生產的工具性知識,或人與人互動中所需要的詮釋典範的互動性知識,抑或是幫助弱勢者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批判典範知識。第一點的討論我在《後證照時期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如何自我解殖?》一文中已經有論述,在此不再重複。其次,正因為實證典範知識所宣稱的客觀中立所形成的權威,讓考試制度成為社工專業的權力階層化來源,這種考試制度所形成的社工內部專業階層必須要被反省與解構。出題委員的權力必須回到社工社群中被民主化程序所檢視,不然這種權力無可避免地就會被濫用。這種反省必須成為社工社群的討論議題並有共識,考試制度的權力關係才有可能轉變。在這兩種基本議題的對話尚未展開之前,現有考試制度可以如何轉變與鬆動是短期間需要思考的議題。不過,後山並沒有特別回應我想討論的這兩個觀點,而只討論了「提高錄取率」作為一種反抗的有效性是否恰當的問題。 

社工師考試制度可以如何改善,我與王行在這次行動的目標「提高錄取率」是後山所質疑的。我同意後山的質疑,如果反省沒有進入更深層對社工專業的知識典範與社工社群的民主化的討論與反省,單單靠「提高錄取率」不足以改變社工師考試制度對社工專業的規訓與宰制,甚至只是掩飾了矛盾。我的文章被轉貼,甚至被很多人認為只要王增勇或類似王增勇之類的老師出題,就可以解決社工師證照所帶來的社工內部殖民問題,那就值得擔心。 

後山看見的是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與脆弱,其實也是我個人的擔心。2012年中有關專精社工師的討論,對社工師證照有意見的伙伴曾經集結過,但並沒有延續產生任何行動,我就看到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那次的行動是我與王行的個人行動,不是社群集結的組織行動。受到命題委員在考前不能洩漏身份的限制,我們只能在成績公佈之後,才能透過文章揭露此次行動的始末。因此,反證照的伙伴無法參與,對於我們行動背後的思考無從事前或及時得知,也就無法事前形成集體共識,更遑論提供進一步的意見。當超高錄取率的消息曝光後,後山與許多伙伴在得知社工師錄取率大幅提升時,曾陰謀論地想這是體制對社工更進一步的納編過程,以回應社工人力不足的問題,或是為專精社工師考試鋪路。的確,如果社工師考試錄取率大幅提升,考上的人更多,對社工師考試的合法性就不再會有太多批評,進入社工師證照制度的人就必然會支持這個制度的存在,想改變這個制度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反證照的人就會失去著力點。後山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再說一次,我認為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社工知識典範的辯論以及社工師考試制度背後的權力關係。 

最後,我想回應後山在後記中提到比較露骨的批評:「我挺想知道二王對於自己在玩這場權力遊戲更深刻的反思和理解以及他們自己對於長期反社工師證照到入圍出題的自圓其說」。後山以「自圓其說」來命名我們的行動,反應了他認為我們在反證照化立場的前後不一,既然反對證照,為什麼要去參與社工師證照考試的出題?我的回應是,我反對目前證照制度對社工專業帶來的權力關係,而不是證照制度本身。如果一個證照制度是以社群自治、民主參與精神為原則所建置,我會贊成這樣的證照制度。參與社工師考試的出題,就是要凸顯出題委員所掌握的權力應該要對社工社群負責,而不是國家機器,我才會事後書寫,對社工社群進行說明與交代。因此,對我而言,參與出題一樣可以是對現有證照制度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提出批判。 

不論是基層社工或是學者,我們有不同的戰鬥位置,都可以對證照制度提出反省。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基層社工的行動叫「反抗」,而學者的行動就變成「玩權力遊戲」?我從不認為我在玩權力遊戲,在這次行動中,我為我的表態付出我應付的代價,而且不後悔我的選擇。以社會位置來判斷行動者行動的意義,而不去看權力是如何被使用以及行動對權力關係造成的結果,這種對權力的本質化觀點形成基層社工對學者一種普遍性的妒恨情緒。以「你是學者,你的條件跟我們基層社工不一樣」來區隔彼此,無法利用彼此的差異,達到互補與加成的效果。這種妒恨不也正是基進社工社群不易團結的主要原因?

2015年2月8日 星期日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今天剛結束的社工師國家考試,其中《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科目以選擇題的形式測試考生對於原住民在台灣社會中成長歷程所經驗的族群認同困境,題目背後反應出漢人對原住民的施捨恩給心態與專業傲慢,實不足取。國家考試以保障專業人員的素質為目的,但社工師考試卻透過考題複製與強化對原住民族的族群歧視,讓新一代社工師對自身即將擁有的專業權力缺乏多元文化的反省,這樣的狀況值得社工學界應嚴肅面對。 考題原文是這樣寫的:「當某個原住民青少年在族群認同上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時,他所可能面臨的後果為下列何者?(A)妥協(B)疏離(C)雙文化觀(D)同化」。自我認同是個案工作中社工員首先要處理的議題,也是與原住民一同工作時必然會面臨的問題。做為社會中的少數民族,台灣原住民族掙扎在傳統與漢人主流文化之間,這種文化衝突稱為「文化斷裂」,往往導致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原住民無所適從。這個題目以尋求自我認同階段的青少年發問,是切合原住民人格發展歷程所遭遇的問題,但問題出在題目文中「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預設漢人社會對原住民所有的作為都是「機會」,而排除了漢人社會對原住民的作為常常是「壓迫」、「限制」,甚至「殖民」的手段的可能。 這個預設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背後反應的是許多漢人覺得原住民已經得到很多福利,為什麼還不滿足?問題背後隱含著,原住民青少年族群認同的問題是根源於他「拒絕」認同漢人文化,以及漢人文化所提供的種種「機會」。出題的社工老師,如同許多漢人一般,只看到原住民考試加分,卻沒看到課程內容不教授原住民的母語,也不反應原住民的歷史與生活世界,讓原住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失去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漢人只看到原住民老人五十五歲就可以領津貼,卻看不到原鄉醫療資源的貧乏、勞動條件的不足、從事高職業傷害風險的行業等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平均餘命足足低於國人九年之多。對原住民議題缺乏結構性分析與歷史反省是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歧視一直無法根除的原因,這次出題所反應的正是這樣的漢人中心觀點。 這個題目的語法以因果關係來連結「拒絕漢人文化」的因與選項中的「後果」。從邏輯上推演,答案很清楚,就是「疏離」。如果已經拒絕漢人文化,就不會「妥協」或「同化」;如果已經拒絕,就不會接受漢人文化而變成「雙文化觀」(雖然我從沒聽說這個名詞)。出題老師很肯定的認為,原住民青少年拒絕漢人文化就會變成一個疏離的人,我猜他的意思是和漢人文化疏離,而變成一個需要社工介入與輔導的個案。其他三個妥協、雙文化觀、同化(也就是接受漢人文化)的原住民就不會有問題。這背後的漢人中心觀點透過選擇題的形式(只能有一個正確答案)要求所有考生必須接受與認可。 以因果關係來分析原住民青少年的族群認同議題,忽略了認同是多元交織的流動歷程,而不是單一線性因果所決定。原住民的自我認同,會受到他的族群集體社會型態的影響,一個原鄉長大的原住民兒童,他的的族群認同往往是從同質性高的小學跨進平地以漢人為主的國中,才遭遇強烈衝擊,而都市原住民往往自上幼稚園開始就面對族群身份問題。利格拉樂˙阿女烏曾記錄過一位初進幼稚園的都市原住民兒童面對老師對原住民的質疑時,回家跟爸爸說:「爸爸,我們為什麼是山地人?我是山地人嗎?」在原住民被殖民的歷史下,在現代與傳統社會的多元力量之間被持續拉扯,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呈現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已經不是考題中所謂的「雙文化觀」所能捕捉的。 學者LaFromboise, Trimble, & Mohat (1992)依照涵化程度將原住民的自我認同分成五種:1.傳統的(traditional):只接受傳統文化的人;2.過渡的(transitional):同時說兩種語言,對傳統有基本質疑,卻也質疑主流文化;3.邊緣的(marginal):兩邊都不接受的人;4.同化的(assimilated):只接受主流文化的人;5.跨文化的(transcendental):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這個模型試圖打破了非原住民將原住民同質化的刻板印象,呈現了當代原住民自我認同的多元可能性,不過這樣的模式所預設的現代與傳統二元連續,可能仍不足以說明當代原住民所處的多元處境,應有多軸線以反應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有多元對象的可能性。 多位社會工作學者以此提醒社工員必須要尊重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所選擇的位置,而不該以單一原住民認同期待所面對的案主,因此Lee(1997)強調原住民社會工作者應有反思的態度。至於如何在進行諮商時,開放對案主的世界觀保持開放,Richardson (1981)建議以下策略:承認你的無知、看見正向力量、用聆聽來協助、使案主舒適、回饋使案主知道你在聆聽。在加強社工員的反思能力上,Brant(1990)將原住民的歷史處境納入專業反省中,建議專業工作者要瞭解原住民因應過去艱困的生活環境發展出其生存的價值體系與行為倫理,使團體得以存續。處於優勢地位的非原住民專業者必須有所瞭解才能真正協助原住民案主。相同的,Herring(1999)認為原住民諮商應採用促進主動的發展觀點(Proactiv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諮商者應對原住民過去與現在的歷史與文化有充分知識,並將政治與社會經濟力納入考量,瞭解一個地區的教育、就業、都市化、醫療影響、政治參與、宗教、語言、日常生活與社會關係,扮演系統改革者,創造一個肯定文化差異(culturally affirmative)的環境。 看來,台灣出題的社工學者在原住民的議題上,仍需要多讀書,多反省。每次社工師考試都反應每個社工世代對社工師的期待,透過考試,我們在定義社工,也在傳承社工的價值觀。不可不慎!

2014年12月29日 星期一

專業本位主義不是專業---回應林萬億「為何我堅持社會局長是社工專業?」一文

回應林萬億「為何我堅持社會局長是社工專業?」一文 台北市社會局長許立民的任命引發社工界內部的討論,林萬億老師寫了一篇長文回應。我相信也理解遴選委員在過程中,希望推出理想人選,但最終柯文哲市長在時間壓力下,沒有採納委員會推薦的人選,遴選委員因而感受到不被尊重與委屈,愧對社工界而召開記者會。林老師是我尊敬的師長,他對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投入是我所敬重,也因此認為他的意見值得花時間回應,所以我們可以持續對話與討論。 社會局長由社工專業同仁出任,我個人會樂觀其成。我切入這個議題的角度,從來不是林老師的命題「社會局長是否一定要社工專業」,而是由市長邀請的遴選委員是否適合「如此強硬堅持」社會局長一定要社工專業。這比較涉及我們在民主政治下,對遴選委員的角色認知與分際拿捏。 我們每個人對社會局長都可以有我們的堅持,我可以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堅持社會局長一定要是女性;我也可以從性別多元的趨勢,要求社會局長應該要是同志。但重點是,為何遴選委員可以自我膨脹以為自己就是市長當選人,而認為市長不能不採納遴選委員會的堅持? 在社工界討論社會局長是否應該具社工專業,就像是茶壺裡的風暴,答案一定一面倒地支持,我們自己討論的起勁,但沒有聽到服務使用者、病友團體、家屬團體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支持社會局長必須由社工專業擔任的論述(殘盟與老盟是遴選委員,但沒聽到他們從使用者的角度進行論述)。我記得當南投縣長林宗男將九二一生活重建中心移交給公所時,我和當時被解聘的社工召開記者會抗議,一樣義正嚴詞,但有人質疑:如果你們真的做得那麼好,為什麼沒有民眾出來支持你們?那時,我突然無言以對。如同林老師說的,我們努力不夠。如果有一天,社會局長不是社工專業擔任,而不等社工界自己出來討伐,民眾會出來跳腳時,社工專業所期待的肯定與認同才是真正的肯定與認同。林老師說,希望社工為案主出來堅持社會局長由社工出任,我很懷疑,如果案主發聲時,他們是否會堅持社工來擔任社會局長? 我認同林老師的文章所指出許多社會福利行政體系的問題,但我無法認同林老師把這些問題全部歸因在局長不是社工專業上,彷彿只要局長是社工專業這些問題都不再是問題。我更無法認同林老師把非社工背景的社工老師做為社工專業去專業化的罪魁禍首。 社工去專業化是發生在新自由主義與管理主義的脈絡下,社工被視為生產線的環節之一,社工的勞動過程被標準化地規範與指標式地評鑑,而不被給予充分的信任與空間去進行專業判斷。去專業化是指出社工勞動被體制異化的過程,從來不是指向社工教師是否具備社工學位。 林老師錯置「去專業化」的討論脈絡,將這次事件所引發社工界內部的同仇敵慨情緒,導向非社工背景教師的說法,不僅抹煞非社工背景教師的貢獻,也違反社工專業向來強調的全人觀點與生態觀點。也就是,一個社工教師是否適任不取決於他的學位是否社工專業,而取決於他這個人能否將所學貢獻於社工實務與知識的生產與累積,他是否夠努力把社工的知識生產與生命經驗整合讓學生看到社工的精神與典範。 只以學歷評判一個教師的價值,是專業本位主義,因為我們不再看到一個人。但這種專業本位主義不正是這次事件所反應的立場,這也是我們過去證照化背後的邏輯,以學歷、以證照、以出身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可以是好社工。只從外在條件看人,失去對人的尊重與人文關懷,社工專業如何還能稱自己是專業?

2012年7月5日 星期四

在藝術中看見精障者

去年九月我回到當初念碩士時實習的機構,紐約活泉之家,這是一個以社會心理模式提供精障者的著名社區復健服務方案。時隔二十年,活泉之家最大的改變是他走出「服務」精障者的服務典範,進入到精障者主導的賦權典範,讓對精障者抱持刻板印象的社會大眾有機會進入精障者的生活世界。就在曼哈頓中城西區的第九大道上,活泉之家為精障者開了一家藝廊,專門展出精障者的藝術創作。 當我與同行的學生又慧專程抽空去參觀之際,兩位中年婦女漫步走進來藝廊,原來他們都是創作者。於是他們開始興致勃勃地跟我們介紹他們的作品,展開了一段我與精障者相遇的歷程。他們笑容中所展現的自信與自豪至今讓我印象深刻。藝術開啟這些精障者與外界溝通的橋樑,我們可以超越社會隔閡或社會關係,而以他們的世界為主,進行交流。
圖中這位婦女他的創作是把他收到的社會福利署的食物券公文剪貼而成,冰冷的公文裡去個人化的語詞,如「案號」、「以下告知申請人有關食物券的申請決定」、「本案法律依據為」,被這位婦女裁減下來,納入畫作中。這個把公文「粉碎」的動作極有意義,或許在現實生活中,精障者對這樣的公文沒有太多反抗的餘地,只能默默接受政府的決定,但「把政府公文剪碎」這個鮮少有人民敢做的事,象徵了他對國家權力的厭惡,拒絕自己的主體被「去人格化」的對待。
這些冰冷的政府公文碎片被他重新拼湊、鑲嵌進入代表生命的花朵、小動物所交織而成的豐富生命景象中,而展現創作者對自己生命的看法,反轉國家與社會對精障者生命化約為「福利依賴者」、「無生產力」、「社會寄生蟲」的負面標籤。
我對他的原創性讚嘆不已,他也對於他的作品能讓一位台灣的教授與博士生稱讚感到自豪。從畫中,我沒看見他是否得到政府食物券的補助,但我相信那已經不那麼重要,因為這個畫作已經昇華的那份公文,無損於他生命的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