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8日 星期日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今天剛結束的社工師國家考試,其中《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科目以選擇題的形式測試考生對於原住民在台灣社會中成長歷程所經驗的族群認同困境,題目背後反應出漢人對原住民的施捨恩給心態與專業傲慢,實不足取。國家考試以保障專業人員的素質為目的,但社工師考試卻透過考題複製與強化對原住民族的族群歧視,讓新一代社工師對自身即將擁有的專業權力缺乏多元文化的反省,這樣的狀況值得社工學界應嚴肅面對。
考題原文是這樣寫的:「當某個原住民青少年在族群認同上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時,他所可能面臨的後果為下列何者?(A)妥協(B)疏離(C)雙文化觀(D)同化」。自我認同是個案工作中社工員首先要處理的議題,也是與原住民一同工作時必然會面臨的問題。做為社會中的少數民族,台灣原住民族掙扎在傳統與漢人主流文化之間,這種文化衝突稱為「文化斷裂」,往往導致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原住民無所適從。這個題目以尋求自我認同階段的青少年發問,是切合原住民人格發展歷程所遭遇的問題,但問題出在題目文中「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預設漢人社會對原住民所有的作為都是「機會」,而排除了漢人社會對原住民的作為常常是「壓迫」、「限制」,甚至「殖民」的手段的可能。
這個預設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背後反應的是許多漢人覺得原住民已經得到很多福利,為什麼還不滿足?問題背後隱含著,原住民青少年族群認同的問題是根源於他「拒絕」認同漢人文化,以及漢人文化所提供的種種「機會」。出題的社工老師,如同許多漢人一般,只看到原住民考試加分,卻沒看到課程內容不教授原住民的母語,也不反應原住民的歷史與生活世界,讓原住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失去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漢人只看到原住民老人五十五歲就可以領津貼,卻看不到原鄉醫療資源的貧乏、勞動條件的不足、從事高職業傷害風險的行業等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平均餘命足足低於國人九年之多。對原住民議題缺乏結構性分析與歷史反省是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歧視一直無法根除的原因,這次出題所反應的正是這樣的漢人中心觀點。
這個題目的語法以因果關係來連結「拒絕漢人文化」的因與選項中的「後果」。從邏輯上推演,答案很清楚,就是「疏離」。如果已經拒絕漢人文化,就不會「妥協」或「同化」;如果已經拒絕,就不會接受漢人文化而變成「雙文化觀」(雖然我從沒聽說這個名詞)。出題老師很肯定的認為,原住民青少年拒絕漢人文化就會變成一個疏離的人,我猜他的意思是和漢人文化疏離,而變成一個需要社工介入與輔導的個案。其他三個妥協、雙文化觀、同化(也就是接受漢人文化)的原住民就不會有問題。這背後的漢人中心觀點透過選擇題的形式(只能有一個正確答案)要求所有考生必須接受與認可。
以因果關係來分析原住民青少年的族群認同議題,忽略了認同是多元交織的流動歷程,而不是單一線性因果所決定。原住民的自我認同,會受到他的族群集體社會型態的影響,一個原鄉長大的原住民兒童,他的的族群認同往往是從同質性高的小學跨進平地以漢人為主的國中,才遭遇強烈衝擊,而都市原住民往往自上幼稚園開始就面對族群身份問題。利格拉樂˙阿女烏曾記錄過一位初進幼稚園的都市原住民兒童面對老師對原住民的質疑時,回家跟爸爸說:「爸爸,我們為什麼是山地人?我是山地人嗎?」在原住民被殖民的歷史下,在現代與傳統社會的多元力量之間被持續拉扯,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呈現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已經不是考題中所謂的「雙文化觀」所能捕捉的。
學者LaFromboise, Trimble, & Mohat (1992)依照涵化程度將原住民的自我認同分成五種:1.傳統的(traditional):只接受傳統文化的人;2.過渡的(transitional):同時說兩種語言,對傳統有基本質疑,卻也質疑主流文化;3.邊緣的(marginal):兩邊都不接受的人;4.同化的(assimilated):只接受主流文化的人;5.跨文化的(transcendental):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這個模型試圖打破了非原住民將原住民同質化的刻板印象,呈現了當代原住民自我認同的多元可能性,不過這樣的模式所預設的現代與傳統二元連續,可能仍不足以說明當代原住民所處的多元處境,應有多軸線以反應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有多元對象的可能性。
多位社會工作學者以此提醒社工員必須要尊重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所選擇的位置,而不該以單一原住民認同期待所面對的案主,因此Lee(1997)強調原住民社會工作者應有反思的態度。至於如何在進行諮商時,開放對案主的世界觀保持開放,Richardson (1981)建議以下策略:承認你的無知、看見正向力量、用聆聽來協助、使案主舒適、回饋使案主知道你在聆聽。在加強社工員的反思能力上,Brant(1990)將原住民的歷史處境納入專業反省中,建議專業工作者要瞭解原住民因應過去艱困的生活環境發展出其生存的價值體系與行為倫理,使團體得以存續。處於優勢地位的非原住民專業者必須有所瞭解才能真正協助原住民案主。相同的,Herring(1999)認為原住民諮商應採用促進主動的發展觀點(Proactiv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諮商者應對原住民過去與現在的歷史與文化有充分知識,並將政治與社會經濟力納入考量,瞭解一個地區的教育、就業、都市化、醫療影響、政治參與、宗教、語言、日常生活與社會關係,扮演系統改革者,創造一個肯定文化差異(culturally affirmative)的環境。
看來,台灣出題的社工學者在原住民的議題上,仍需要多讀書,多反省。每次社工師考試都反應每個社工世代對社工師的期待,透過考試,我們在定義社工,也在傳承社工的價值觀。不可不慎!
2014年12月29日 星期一
專業本位主義不是專業---回應林萬億「為何我堅持社會局長是社工專業?」一文
回應林萬億「為何我堅持社會局長是社工專業?」一文
台北市社會局長許立民的任命引發社工界內部的討論,林萬億老師寫了一篇長文回應。我相信也理解遴選委員在過程中,希望推出理想人選,但最終柯文哲市長在時間壓力下,沒有採納委員會推薦的人選,遴選委員因而感受到不被尊重與委屈,愧對社工界而召開記者會。林老師是我尊敬的師長,他對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投入是我所敬重,也因此認為他的意見值得花時間回應,所以我們可以持續對話與討論。
社會局長由社工專業同仁出任,我個人會樂觀其成。我切入這個議題的角度,從來不是林老師的命題「社會局長是否一定要社工專業」,而是由市長邀請的遴選委員是否適合「如此強硬堅持」社會局長一定要社工專業。這比較涉及我們在民主政治下,對遴選委員的角色認知與分際拿捏。
我們每個人對社會局長都可以有我們的堅持,我可以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堅持社會局長一定要是女性;我也可以從性別多元的趨勢,要求社會局長應該要是同志。但重點是,為何遴選委員可以自我膨脹以為自己就是市長當選人,而認為市長不能不採納遴選委員會的堅持?
在社工界討論社會局長是否應該具社工專業,就像是茶壺裡的風暴,答案一定一面倒地支持,我們自己討論的起勁,但沒有聽到服務使用者、病友團體、家屬團體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支持社會局長必須由社工專業擔任的論述(殘盟與老盟是遴選委員,但沒聽到他們從使用者的角度進行論述)。我記得當南投縣長林宗男將九二一生活重建中心移交給公所時,我和當時被解聘的社工召開記者會抗議,一樣義正嚴詞,但有人質疑:如果你們真的做得那麼好,為什麼沒有民眾出來支持你們?那時,我突然無言以對。如同林老師說的,我們努力不夠。如果有一天,社會局長不是社工專業擔任,而不等社工界自己出來討伐,民眾會出來跳腳時,社工專業所期待的肯定與認同才是真正的肯定與認同。林老師說,希望社工為案主出來堅持社會局長由社工出任,我很懷疑,如果案主發聲時,他們是否會堅持社工來擔任社會局長?
我認同林老師的文章所指出許多社會福利行政體系的問題,但我無法認同林老師把這些問題全部歸因在局長不是社工專業上,彷彿只要局長是社工專業這些問題都不再是問題。我更無法認同林老師把非社工背景的社工老師做為社工專業去專業化的罪魁禍首。
社工去專業化是發生在新自由主義與管理主義的脈絡下,社工被視為生產線的環節之一,社工的勞動過程被標準化地規範與指標式地評鑑,而不被給予充分的信任與空間去進行專業判斷。去專業化是指出社工勞動被體制異化的過程,從來不是指向社工教師是否具備社工學位。
林老師錯置「去專業化」的討論脈絡,將這次事件所引發社工界內部的同仇敵慨情緒,導向非社工背景教師的說法,不僅抹煞非社工背景教師的貢獻,也違反社工專業向來強調的全人觀點與生態觀點。也就是,一個社工教師是否適任不取決於他的學位是否社工專業,而取決於他這個人能否將所學貢獻於社工實務與知識的生產與累積,他是否夠努力把社工的知識生產與生命經驗整合讓學生看到社工的精神與典範。
只以學歷評判一個教師的價值,是專業本位主義,因為我們不再看到一個人。但這種專業本位主義不正是這次事件所反應的立場,這也是我們過去證照化背後的邏輯,以學歷、以證照、以出身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可以是好社工。只從外在條件看人,失去對人的尊重與人文關懷,社工專業如何還能稱自己是專業?
2012年7月5日 星期四
在藝術中看見精障者
去年九月我回到當初念碩士時實習的機構,紐約活泉之家,這是一個以社會心理模式提供精障者的著名社區復健服務方案。時隔二十年,活泉之家最大的改變是他走出「服務」精障者的服務典範,進入到精障者主導的賦權典範,讓對精障者抱持刻板印象的社會大眾有機會進入精障者的生活世界。就在曼哈頓中城西區的第九大道上,活泉之家為精障者開了一家藝廊,專門展出精障者的藝術創作。
當我與同行的學生又慧專程抽空去參觀之際,兩位中年婦女漫步走進來藝廊,原來他們都是創作者。於是他們開始興致勃勃地跟我們介紹他們的作品,展開了一段我與精障者相遇的歷程。他們笑容中所展現的自信與自豪至今讓我印象深刻。藝術開啟這些精障者與外界溝通的橋樑,我們可以超越社會隔閡或社會關係,而以他們的世界為主,進行交流。
圖中這位婦女他的創作是把他收到的社會福利署的食物券公文剪貼而成,冰冷的公文裡去個人化的語詞,如「案號」、「以下告知申請人有關食物券的申請決定」、「本案法律依據為」,被這位婦女裁減下來,納入畫作中。這個把公文「粉碎」的動作極有意義,或許在現實生活中,精障者對這樣的公文沒有太多反抗的餘地,只能默默接受政府的決定,但「把政府公文剪碎」這個鮮少有人民敢做的事,象徵了他對國家權力的厭惡,拒絕自己的主體被「去人格化」的對待。
這些冰冷的政府公文碎片被他重新拼湊、鑲嵌進入代表生命的花朵、小動物所交織而成的豐富生命景象中,而展現創作者對自己生命的看法,反轉國家與社會對精障者生命化約為「福利依賴者」、「無生產力」、「社會寄生蟲」的負面標籤。
我對他的原創性讚嘆不已,他也對於他的作品能讓一位台灣的教授與博士生稱讚感到自豪。從畫中,我沒看見他是否得到政府食物券的補助,但我相信那已經不那麼重要,因為這個畫作已經昇華的那份公文,無損於他生命的豐富。
2012年4月17日 星期二
難得的單純
2011.10.06. 與德國智障者在機場的相遇
四天的會議後,我終於要踏上歸鄉的旅程。提早三小時抵達法蘭克福機場,我買了一杯麥當勞的奶昔,縱容自己一杯兒時的甜食,一面看著機場飛機在天光乍現的開闊視野中起降;一面打開筆電,將自己的思緒化成文字。這是一段難得的、與自己相處的寧靜時光。
忽然間,我隔壁桌來了一群熱鬧、彼此開心說笑的智障者,手中拿著兩袋麥當勞食物與飲料,他們顯然對於即將開始的旅程非常期待。靠近我的一位男生,看著我,忽然開口對我說起德文。我委婉地抱歉說,我不懂德文,但我意識到他們可能在問我是從哪裡來,於是我跟他們說,我從台灣來。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否知道台灣在哪裡,但顯然他們很想繼續跟我聊天。一位女生用英文跟我說,「你會說英文,但我不會說英文!」,很矛盾地,雖然他已經宣稱他不會說英文,但我們還是只能繼續用英文跟他溝通。接下來,他用英文自我介紹,並一一介紹其他人給我認識。我一一點頭致意並覆誦他們的名字。這下子,他們可高興了,彼此知道了名字似乎就成為好朋友,他們集體決定要歡迎我這個新朋友的加入,於是第一位跟我說話的智障者開始起頭唱歌,他們開始集體唱一首我完全沒聽過的歌,但因為音量不小,旅客們開始抬頭注意我們這裡的動作,以為發生什麼事。我有些尷尬,只希望他們不要越來越興奮,或是唱歌越來越大聲。其中帶頭的一位較年長的智障者也注意到這個危險,示意大家適可而止。
接下來,帶頭唱歌的那位智障者舉起他的杯子要與我乾杯,可惜我早已經把奶昔喝光,我只好尷尬地舉起空杯跟他致意。他對於我的空杯顯然無法接受,他決定要跟我分享他的咖啡,就執意拿走我的空杯,小心翼翼地分一半咖啡到我的杯子裡。我滿心感動地舉杯一飲而盡,這是我喝過最貼心的咖啡。在種族歧視嚴重的德國,我從不期待如此迅速地被接納並具體分享了他們所擁有的東西。這短短十分鐘的互動,我經驗到人性的善良與美好,超越國界、種族與障礙。臨走前,他們問我,你喜歡德國嗎?我毫不思索地說,當然喜歡,沒說出口的是,那是因為你們。祝福你們,我親愛的弟兄姊妹。
2011年5月4日 星期三
家庭外勞應納入長照體系
家庭外勞應納入長照體系
2011-04-29 中國時報 【陳正芬、王增勇】
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的行政院《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對於多達十八萬的家庭外籍看護工,僅規範其應受訓練,我們認為不足以解決目前外籍家庭看護工與長期照顧雙軌制所造成的諸多問題。政府需要更積極地將外籍家庭看護工整合進入長期照顧體系,才足以保障照顧服務品質與外勞的勞動權益。
目前政府規定,使用外籍家庭看護工者不能使用政府補助的長期照顧服務,因此形成雙軌制度,民眾被迫在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國內長期照顧之間做出抉擇。自一九九二年開放外勞以來,因為國內長照服務的不足,外勞成為民眾不得不的選擇,此一「補充性」人力之人數從一九九二年的三○六人一路攀升至二○一一年的十八萬多人。相對地,同時期政府大力發展的本國居家服務使用人數,卻僅及家庭外籍看護工人數的十三%。
相較於以鐘點計算且僅在日間時段提供的居家服務,對許多有職照顧者而言,若下班後還須承擔照顧責任,體力往往不堪負荷,提供二十四小時貼身照顧的外籍監護工,無疑具備服務時間高度彈性的優點。另一方面,須遠離家園與親人、長期被貼上「不孝」汙名的機構式服務,往往成為最後的選項。致使外籍看護工脫胎換骨成為符合我國孝道傳統的在地老化服務模式。
但是,長照政策將雇用外勞家庭排除在國內長照服務之外的效應是,讓家庭與外勞獨自承擔照顧重度失能者的負荷,導致家庭外勞照顧是透過違反相關勞動法規與剝削外籍看護工的形式執行。絕大多數的外籍看護工皆與被看護者同居一室,看護工常難以獲得足夠的休息;外籍看護工在雇主要求下違法從事管路照護或更換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雇主濫用外籍看護工的結果即是照顧品質的下降;例如外籍看護工因身心負荷,致使工作疏忽而致被照顧者跌倒受傷。剝奪外籍看護的勞動權益,實則是間接損害了對被照顧者的照顧品質,也讓台灣人權記錄留下汙點。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外籍看護工早已成為我國主要的長期照顧人力。為了改變雙軌分立的長期照顧政策,外籍看護工應被納入長期照顧政策架構下整體考量,《長期照護服務法》不僅不應排除家庭外籍看護工的適用,更應讓本法成為終結雙軌制長期照顧體系的開始。我們建議以下步驟:
首先,讓外籍看護工的管理訓練與勞動條件逐漸與本國籍居家服務員趨於一致,落實每工作六天給予一天休假日的勞動條件。其次,應規範人力仲介公司的業務侷限於外籍看護工的人力媒合,外籍看護工進入家庭場域後的管理與指導,應由熟悉家庭內照顧工作的居家服務單位進行,讓國內重度失能者都可一體納入長照體系的管理與支持中。目前雇主繳納的每月兩千元就業安定費,應可勻撥部分成為家庭外勞督導方案的財源,同時不額外增加雇主的負擔,而又能夠確保服務的品質。而看護工休假或返國期間的人力需求亦可透過居家服務單位協助雇主媒合本國居家服務的進入。
最後,我們建議逐步將家庭外勞的聘僱模式由目前的個人聘僱改成居家服務機構聘僱,根本解決家庭外勞勞動權益無法被保障的問題;同時也讓雇用外勞的家庭可以要求機構對外勞的教育訓練與服務品質負起責任。
唯有外籍看護工與本國籍長期照顧體系逐步銜接與配合,才有可能讓外籍看護工的勞動條件獲得保障,如此,方有可能讓雇主與外籍看護工之間的關係,不再是支配與剝削的衝突,而可有機會發展為互賴與互信的伙伴關係,也才能保障被照顧者的品質。(陳正芬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王增勇為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2011-04-29 中國時報 【陳正芬、王增勇】
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的行政院《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對於多達十八萬的家庭外籍看護工,僅規範其應受訓練,我們認為不足以解決目前外籍家庭看護工與長期照顧雙軌制所造成的諸多問題。政府需要更積極地將外籍家庭看護工整合進入長期照顧體系,才足以保障照顧服務品質與外勞的勞動權益。
目前政府規定,使用外籍家庭看護工者不能使用政府補助的長期照顧服務,因此形成雙軌制度,民眾被迫在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國內長期照顧之間做出抉擇。自一九九二年開放外勞以來,因為國內長照服務的不足,外勞成為民眾不得不的選擇,此一「補充性」人力之人數從一九九二年的三○六人一路攀升至二○一一年的十八萬多人。相對地,同時期政府大力發展的本國居家服務使用人數,卻僅及家庭外籍看護工人數的十三%。
相較於以鐘點計算且僅在日間時段提供的居家服務,對許多有職照顧者而言,若下班後還須承擔照顧責任,體力往往不堪負荷,提供二十四小時貼身照顧的外籍監護工,無疑具備服務時間高度彈性的優點。另一方面,須遠離家園與親人、長期被貼上「不孝」汙名的機構式服務,往往成為最後的選項。致使外籍看護工脫胎換骨成為符合我國孝道傳統的在地老化服務模式。
但是,長照政策將雇用外勞家庭排除在國內長照服務之外的效應是,讓家庭與外勞獨自承擔照顧重度失能者的負荷,導致家庭外勞照顧是透過違反相關勞動法規與剝削外籍看護工的形式執行。絕大多數的外籍看護工皆與被看護者同居一室,看護工常難以獲得足夠的休息;外籍看護工在雇主要求下違法從事管路照護或更換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雇主濫用外籍看護工的結果即是照顧品質的下降;例如外籍看護工因身心負荷,致使工作疏忽而致被照顧者跌倒受傷。剝奪外籍看護的勞動權益,實則是間接損害了對被照顧者的照顧品質,也讓台灣人權記錄留下汙點。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外籍看護工早已成為我國主要的長期照顧人力。為了改變雙軌分立的長期照顧政策,外籍看護工應被納入長期照顧政策架構下整體考量,《長期照護服務法》不僅不應排除家庭外籍看護工的適用,更應讓本法成為終結雙軌制長期照顧體系的開始。我們建議以下步驟:
首先,讓外籍看護工的管理訓練與勞動條件逐漸與本國籍居家服務員趨於一致,落實每工作六天給予一天休假日的勞動條件。其次,應規範人力仲介公司的業務侷限於外籍看護工的人力媒合,外籍看護工進入家庭場域後的管理與指導,應由熟悉家庭內照顧工作的居家服務單位進行,讓國內重度失能者都可一體納入長照體系的管理與支持中。目前雇主繳納的每月兩千元就業安定費,應可勻撥部分成為家庭外勞督導方案的財源,同時不額外增加雇主的負擔,而又能夠確保服務的品質。而看護工休假或返國期間的人力需求亦可透過居家服務單位協助雇主媒合本國居家服務的進入。
最後,我們建議逐步將家庭外勞的聘僱模式由目前的個人聘僱改成居家服務機構聘僱,根本解決家庭外勞勞動權益無法被保障的問題;同時也讓雇用外勞的家庭可以要求機構對外勞的教育訓練與服務品質負起責任。
唯有外籍看護工與本國籍長期照顧體系逐步銜接與配合,才有可能讓外籍看護工的勞動條件獲得保障,如此,方有可能讓雇主與外籍看護工之間的關係,不再是支配與剝削的衝突,而可有機會發展為互賴與互信的伙伴關係,也才能保障被照顧者的品質。(陳正芬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王增勇為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以公評人制度保障長照使用者權益!
以公評人制度保障長照使用者權益!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 王增勇
目前二讀中的行政院版本長照法被批評為「長照管理辦法」,但即使是管理辦法,也是個拙劣的管理辦法。行政院版本高度依賴外在控制機制,例如立案門檻、長照人員的證照制度、服務的評鑑制度等,這些措施仍無法及時地反應長照服務使用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長照使用者高度依賴長期照顧,因此民眾與家庭面對長照體系的不當對待往往不願意也不敢提出異議;一旦權益受損後,行政與法律救濟管道往往緩不濟急,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因此長照使用者的權益保障措施必須更為積極,我們認為最好的服務品質管理機制就是充分支持使用者的發聲,透過使用者來監督服務品質,因此使用者的權益保障措施才是最有效的管理制度。
多年前,衛生署帶領一批專家學者到北歐考察長期照顧機構式服務,面對北歐完善的機構照顧,一位衛生署業務承辦人就詢問機構負責人他們是否有政府頒佈的機構管理辦法與機構評鑑標準?機構負責人居然回答說,「沒有!」衛生署官員滿心疑惑地說,「那你們怎麼確保服務品質呢?!」機構負責人說,「我們的住民都很清楚他們的權益,我們做不好的地方,不必等政府來糾正,住民已經先抗議了!」可惜,這段故事帶給我們的省思並沒有呈現在行政院版的長照法,長照服務的管理還要依賴專家學者的外來鑑定,還是讓最切身的服務使用者與家庭來監督?我們的立場是,長照體系的管理必須讓人民有機會參與。
由民間長期照顧監督聯盟所提出的版本,建議四個層次的長照使用者權益保障措施。除了行政院版本已有的兩層民眾權益保障,申訴與爭議審議。因應長照使用者的弱勢地位,我們希望在申訴制度與審議制度之間能增加英美行之有年的公評人制度(Ombudsman),作為第三層權益保障措施,以提升長照權益損害事件的處理效率。
公評人制度起源於部分沒有家人探視的弱勢失能者在長照機構內受到虐待的事實,因此設立長照公評人定期訪視這些弱勢長照使用者,並監督其服務品質。後期,長照公評人延伸變成政府所聘任、具有獨立調查法定權力的弱勢代言人。如果民眾申訴後,無法接受地方政府的回應,長照公評人可以介入調查,對長照體系中因管理不當而導致的不公正現象,進行調查,糾正地方政府或服務提供者的管理不當。這種現象在目前長照十年計畫中就已經發生,但未受到重視。居家服務是目前長期照顧中最受民眾歡迎的服務項目,因此中央編列的居家服務預算往往在年中即已面臨經費用罄的窘境,地方政府往往以不開案或是刪減既有個案的服務時數來處理預算不足。這些作法明顯地損害長照需求者的權益,但因為民眾高度依賴這些服務,因此往往只能敢怒不敢言。
針對政府執行長照可能產生的嚴重失職,我們建議第四層權益保障措施,就是公益訴訟。當政府失職時,公益團體可以代表權益受損的民眾向法院提出司法訴訟。英國最有名的長照公益訴訟,莫過於英國最高法院對地方預算不足拒絕提供服務的判例。英國最高法院以長期照顧是保障失能者生存權益的必要條件為由,判決地方政府不得以公務預算不足而拒絕提供服務,並要求地方政府即使挪用人事費用都應該要提供服務。這個判例凸顯長期照顧體系需要管理的不只是長照提供者,更包括政府本身。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 王增勇
目前二讀中的行政院版本長照法被批評為「長照管理辦法」,但即使是管理辦法,也是個拙劣的管理辦法。行政院版本高度依賴外在控制機制,例如立案門檻、長照人員的證照制度、服務的評鑑制度等,這些措施仍無法及時地反應長照服務使用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長照使用者高度依賴長期照顧,因此民眾與家庭面對長照體系的不當對待往往不願意也不敢提出異議;一旦權益受損後,行政與法律救濟管道往往緩不濟急,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因此長照使用者的權益保障措施必須更為積極,我們認為最好的服務品質管理機制就是充分支持使用者的發聲,透過使用者來監督服務品質,因此使用者的權益保障措施才是最有效的管理制度。
多年前,衛生署帶領一批專家學者到北歐考察長期照顧機構式服務,面對北歐完善的機構照顧,一位衛生署業務承辦人就詢問機構負責人他們是否有政府頒佈的機構管理辦法與機構評鑑標準?機構負責人居然回答說,「沒有!」衛生署官員滿心疑惑地說,「那你們怎麼確保服務品質呢?!」機構負責人說,「我們的住民都很清楚他們的權益,我們做不好的地方,不必等政府來糾正,住民已經先抗議了!」可惜,這段故事帶給我們的省思並沒有呈現在行政院版的長照法,長照服務的管理還要依賴專家學者的外來鑑定,還是讓最切身的服務使用者與家庭來監督?我們的立場是,長照體系的管理必須讓人民有機會參與。
由民間長期照顧監督聯盟所提出的版本,建議四個層次的長照使用者權益保障措施。除了行政院版本已有的兩層民眾權益保障,申訴與爭議審議。因應長照使用者的弱勢地位,我們希望在申訴制度與審議制度之間能增加英美行之有年的公評人制度(Ombudsman),作為第三層權益保障措施,以提升長照權益損害事件的處理效率。
公評人制度起源於部分沒有家人探視的弱勢失能者在長照機構內受到虐待的事實,因此設立長照公評人定期訪視這些弱勢長照使用者,並監督其服務品質。後期,長照公評人延伸變成政府所聘任、具有獨立調查法定權力的弱勢代言人。如果民眾申訴後,無法接受地方政府的回應,長照公評人可以介入調查,對長照體系中因管理不當而導致的不公正現象,進行調查,糾正地方政府或服務提供者的管理不當。這種現象在目前長照十年計畫中就已經發生,但未受到重視。居家服務是目前長期照顧中最受民眾歡迎的服務項目,因此中央編列的居家服務預算往往在年中即已面臨經費用罄的窘境,地方政府往往以不開案或是刪減既有個案的服務時數來處理預算不足。這些作法明顯地損害長照需求者的權益,但因為民眾高度依賴這些服務,因此往往只能敢怒不敢言。
針對政府執行長照可能產生的嚴重失職,我們建議第四層權益保障措施,就是公益訴訟。當政府失職時,公益團體可以代表權益受損的民眾向法院提出司法訴訟。英國最有名的長照公益訴訟,莫過於英國最高法院對地方預算不足拒絕提供服務的判例。英國最高法院以長期照顧是保障失能者生存權益的必要條件為由,判決地方政府不得以公務預算不足而拒絕提供服務,並要求地方政府即使挪用人事費用都應該要提供服務。這個判例凸顯長期照顧體系需要管理的不只是長照提供者,更包括政府本身。
這樣的長照法 你能放心?
這樣的長照法 你能放心?
【聯合報╱王增勇/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台北市)】2011.04.12
在台灣於一九九三年進入老人國的十八年後,行政院終於將長期照護服務法送至立法院,但其內容乏善可陳、缺乏政策願景、對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充耳不聞,根本無法為台灣高齡化社會建立可長可久的長期照護制度。
目前長照法沒有回答的問題,至少有三:
第一、受到家庭倫理文化的深遠影響,約八至九成的長期失能者住在社區中由家人照顧,換言之,家庭照顧者是目前台灣長期照顧的主力,因此支持這些正在提供照顧的家庭照顧者就能照顧好八成以上的失能者,但長照法對於這些任勞任怨的家庭照顧者沒有提出具體支持服務的內容與策略,僅在附則中提到「支持性服務」,國家仍然拒絕看見讓承擔照顧重責的婦女。
上個月生病老年夫妻一同自殺、去年底台北王老先生釘死老妻、去年初高雄媳婦殺死生病多年的婆婆,到底台灣還要發生多少照顧者的悲劇,才能讓政府看見家庭照顧者所承擔的照顧壓力?
第二、十八萬外籍看護工是長期失能者家庭尋求替代照顧的主要來源,由於申請外勞的條件必須是需要廿四小時的照顧,使用外勞的家庭必然是最重度失能者,但這些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卻被排除在長期照護體系之外。外籍看護的教育訓練與管理都由家庭承擔,外勞要休假形成家人無法休息的困境,於是家庭外勞變成無日無夜的照顧者,直到外勞身心崩潰。
二○○三年故國策顧問劉俠被印勞毆傷致死、二○○六年台中印勞殺傷雇主與其子女、二○○六年越勞殺死被照顧的老太太後跳樓致殘的事件都歷歷如新,但行政院版本的長照法卻無意整合目前外籍看護與長照體系,透過家庭外勞的納入管理確保服務品質,與透過喘息服務的介入讓外勞獲得規律休息,同時也保障受照顧者及其家人的權益。
第三、偏遠地區的長期照護服務由於服務量未達經濟規模,人員培訓不易,以致長照服務嚴重不足,多年來對偏遠地區民眾形成雙重剝奪。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原住民更承受次等公民的對待。在長照十年計畫明列推動的七項社區式服務中,原住民鄉鎮僅送餐服務與關懷據點有服務量,其餘服務(日間照顧、喘息服務、家庭托顧、居家復健)皆付之闕如;五十五個山地鄉中,廿三個山地鄉只有不到五名照顧服務員可以提供服務。
如果長照保險是長照法通過後的下一步政策,偏遠地區的民眾與原鄉的原住民將面臨「繳同樣保費、卻沒有相同享受服務的權利」,形成極度的不公平現象,而長照法對目前長照體系的城鄉差距問題也同樣隻字未提。
面對這樣的長照法,你怎麼可以放心讓它通過呢?
【2011/04/12 聯合報】@ http://udn.com/
【聯合報╱王增勇/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台北市)】2011.04.12
在台灣於一九九三年進入老人國的十八年後,行政院終於將長期照護服務法送至立法院,但其內容乏善可陳、缺乏政策願景、對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充耳不聞,根本無法為台灣高齡化社會建立可長可久的長期照護制度。
目前長照法沒有回答的問題,至少有三:
第一、受到家庭倫理文化的深遠影響,約八至九成的長期失能者住在社區中由家人照顧,換言之,家庭照顧者是目前台灣長期照顧的主力,因此支持這些正在提供照顧的家庭照顧者就能照顧好八成以上的失能者,但長照法對於這些任勞任怨的家庭照顧者沒有提出具體支持服務的內容與策略,僅在附則中提到「支持性服務」,國家仍然拒絕看見讓承擔照顧重責的婦女。
上個月生病老年夫妻一同自殺、去年底台北王老先生釘死老妻、去年初高雄媳婦殺死生病多年的婆婆,到底台灣還要發生多少照顧者的悲劇,才能讓政府看見家庭照顧者所承擔的照顧壓力?
第二、十八萬外籍看護工是長期失能者家庭尋求替代照顧的主要來源,由於申請外勞的條件必須是需要廿四小時的照顧,使用外勞的家庭必然是最重度失能者,但這些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卻被排除在長期照護體系之外。外籍看護的教育訓練與管理都由家庭承擔,外勞要休假形成家人無法休息的困境,於是家庭外勞變成無日無夜的照顧者,直到外勞身心崩潰。
二○○三年故國策顧問劉俠被印勞毆傷致死、二○○六年台中印勞殺傷雇主與其子女、二○○六年越勞殺死被照顧的老太太後跳樓致殘的事件都歷歷如新,但行政院版本的長照法卻無意整合目前外籍看護與長照體系,透過家庭外勞的納入管理確保服務品質,與透過喘息服務的介入讓外勞獲得規律休息,同時也保障受照顧者及其家人的權益。
第三、偏遠地區的長期照護服務由於服務量未達經濟規模,人員培訓不易,以致長照服務嚴重不足,多年來對偏遠地區民眾形成雙重剝奪。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原住民更承受次等公民的對待。在長照十年計畫明列推動的七項社區式服務中,原住民鄉鎮僅送餐服務與關懷據點有服務量,其餘服務(日間照顧、喘息服務、家庭托顧、居家復健)皆付之闕如;五十五個山地鄉中,廿三個山地鄉只有不到五名照顧服務員可以提供服務。
如果長照保險是長照法通過後的下一步政策,偏遠地區的民眾與原鄉的原住民將面臨「繳同樣保費、卻沒有相同享受服務的權利」,形成極度的不公平現象,而長照法對目前長照體系的城鄉差距問題也同樣隻字未提。
面對這樣的長照法,你怎麼可以放心讓它通過呢?
【2011/04/12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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