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信有尊嚴的加拿大原住民社會工作者來台灣分享

Cindy Blackstock是我2007年在加拿大進修時認識的加拿大原住民社工，在他身上，我看到原住民傳統與當代社工專業的完美結合。下週他即將來台灣，3/19將舉辦一天的工作坊，3/20、21將在陽明大學的原住民健康研討會發表演講，請大家不要錯過！！！
增勇

希望的試金石
加拿大與台灣原住民兒童福利的行動對話
2009年3月19日至善跨文化工作坊簡章

我總是與第一線工作者接觸、與部落接觸，知道他們所遭遇的問題，然後構思我們如何可以促成改變？…我總是在想我們組織存在的目的與意義，我的長老總是告訴我，如果我只是想著我自己組織生存的需求，那我就徹底失敗！我們要隨時為我們所相信的信念犧牲。…想想馬丁路德、甘地這些人從沒有抱怨自己的需求沒被滿足，他們總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為我們帶來願景。有了願景，我們就知道自己為何而戰，為何犧牲。站在這個位置，我要對我們族群以及祖先負責，不是加拿大政府。Cindy Blackstock 引用自王增勇＜社會倡導者需要的器度：讓自己成為道路＞

在北美許多的原住民文化中，石頭被稱作「祖父」，因為它們是許多世代人們生命經歷沉默的見證者，它們象徵著原住民文化的力量與堅持。試金石是一種用來鑑別金屬成分的黑色石頭，也可比喻為衡量其他事物的高標準。應用在兒童福利上，試金石代表一種指引行動的標準與價值。

「希望的試金石」是由加拿大和美國許多關心原住民兒童福利的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共同發展出來的一套行動指南，希望能誠實面對既有政策對原住民兒童、青少年及家庭所造成的種種錯誤與傷害，引導社區走向行動與改變。

本次工作坊邀請到目前擔任加拿大全國性原住民兒童福利組織主任的Cindy Blackstock，她本身也是原住民婦女，並長期投入第一線的原住民兒童福利實務工作與社會運動。有別於專業論文的討論，Cindy將分享她對加拿大原住民兒童福利的思考與行動，並透過團體討論的方式實際示範「希望的試金石」方法。同時也希望參與者表達、分享他們自己的經驗，讓加拿大經驗可以與台灣的原住民兒童福利進行對話，一同思考改變與行動的可能性。

時間：2009年3月19日（星期四）
地點：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5F共同教室二（台北市敦化南路 1 段 280 號）
講師：Cindy Blackstock, Executive Director,First Nations Child and Family Caring Society of Canada
對象：1. 從事原住民社會工作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人士
2. 從事跨文化社會工作或對此議題有興趣的人士
3. 原住民福利政策、議題相關之政府官員或社會人士
人數：40人
工本費：每人新台幣500元，具原住民身分者酌收100元（含午餐、講義）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

承辦人：王修彥、金天立
電話：02-23560118
傳真：02-23587862
E-mail：citw@friendshipcit.org
網址：www.friendshipcit.org
3.活動當天繳費。

為台灣精神病友尋找屬於他們的家

精神疾病做為人類最古老的一種疾病，面對它，一再凸顯人類對自己心靈狀態與存在的無知，更考驗當時社會的人們會如何對待另一個人的願景。尤其是彼此都長期陷入無望的狀態，人是否會仍堅持對彼此抱持希望，還是在自我的焦慮中，將對方基本的人格抹殺？對精神疾病，尤其考驗當代人類的集體靈性修為：我們可以為愛人放下自己到什麼程度？我把這種堅持把人當人看待的精神，稱為人道精神，它的核心是對人性抱持著希望。我常覺得，無法在精神疾病照顧中看到希望的人，最好不要從事精神照顧的工作。

中古世紀的歐洲，將精神病患集體送上瘋人船，漫無目的地在萊茵河上行駛，在各地收集不見容於社會的瘋子；十九世紀末，在街頭流浪的衣不蔽體與三餐無繼，使得人道主義者主張以興建病院長期收容提供基本溫飽給精神病患；到二十世紀中，覺察到大型機構的去人性化對待，剝奪了精神病患享有與常人一般生活機會的權利，將長期精神病患大量釋回社區的去機構化成為過去四十年精神照護政策的主流；病人放出來了，卻發現社區沒有準備好要接納他們的回歸，孤立無援、無業在家、長期用藥、反覆住院、淪為街友、犯法入獄成為精神病患在社區生活的寫照。

在台灣，透過佛教因果循環的輪迴概念，精神疾病變成家族報應的污名代表，日據時代透過居家監禁的政策，將精神病患的照顧責任不但污名化，更徹底「家庭化」。無法承受的家庭，透過將病患遺棄在偏遠地區的公路（名之為「放生」），或狀況稍好的家庭會將病患以金額不一的代價「賣斷」給私人或寺廟開設的收容所。九０年代初期的龍發堂事件暴露了台灣精神病患照護不足的問題，國家開始介入，以西方精神醫療的模式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弔詭的是，政策論述上一再強調社區復健，但健保實施與社政托育養護的補助政策卻造成機構照顧比社區照顧容易的傾斜現象，台灣精神照顧機構化的現象在政府介入後才開始。而名為「社區復健」的服務，其背後運作仍然是強調醫療權威的專業模式，以病人為主的復健模式在現有體制中找不到著根的溫床。至今，捆在家屬與病人身上的枷鎖仍未鬆綁。在這個脈絡下，所謂的「會所模式」提供了一套參照的論述，讓在台灣被人道精神吸引而來的助人工作者可以在工作中「真正地」與病人在一起，感覺自己「真的」在幫助他們。換句話說，透過會所，我們在摸索著屬於這個世代人道精神的精神照護。

1989-1990年在紐約活泉之家的實習經驗，讓我對精神社區復健有了不同於一般醫療化的認知，對所謂「以案主為中心」的復健理念有深刻的體驗。當年的實習主題是要將活泉之家的模式介紹給台灣認識，始料所未及的是這份作業一直持續至今，介紹活泉之家已然成為我過去十七年的例行工作。可是台灣精神醫療體系的工作人員在聽了活泉之家的故事後，多半都很受感動，但總認為它太理想，只有在國外才行的通，台灣沒有這個條件。因此，活泉之家多年來在台灣一直停留在「知道但不做」的層次，直到慈芳與伊甸這一群熱情的工作伙伴的全身投入，才為台灣活泉之家（或稱為「會所模式」）的實踐帶來可能。對我而言，它們的意義就在於它證明了活泉之家在台灣是有可能實現的。

選擇推動會所模式代表著與現有精神醫療體制走一條截然不同的路。會所模式是撤徹底底地挑戰與顛覆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污名。精神病患不僅是病患，更是一個人；專業人員不是要治療病人，而是要與他們一同生活；相信病人（會員）一定可以對世界有所貢獻。這些信念不只是停留在口頭，而是要在每日的工作中實踐。做為會所模式的開路先鋒，慈芳的工作人員要面對外界的質疑，還有自己內在的掙扎與挑戰，在台灣整個體制看不見會所模式之前，以一個機構的單薄力量對抗整個體制，這條路絕對是孤單的，無法一個人走過。因此，三年來我一路陪伴兩個希望實踐會所模式的組織--慈芳以及伊甸活泉之家--的成長，這一路上我看到慈芳的工作人員從理性上知道，經過親身實踐後，對會所模式的認識已經提升到價值層次的認同。他們已然從三年的嘗試錯誤中，對來自西方經驗的會所模式背後的精神與價值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因為這樣的自信，他們在面對外界的質疑，已經不再像初期一般那樣的驚慌，反而可以侃侃而談地分享會所的點滴。我看到慈芳已然成為台灣讓人體會會所模式精神的精神復健方案。

推動會所模式，並不是依樣畫葫蘆地「照抄」西方模式。相反地，慈芳與伊甸都在經歷一個本土化的歷程，這個歷程是從理性知道到情感上深刻認同的過程，更是一個從個人專業成長到集體文化形成的過程。在初期，受限於英文的語言障礙，對於會所的認識主要是透過我個人的翻譯，以及後續讀書會工作者的集體翻譯而累積。這個期間，如果不是持續且完閱讀會所的文獻，很容易發聲「望文生義」的誤解。例如，有人將「clubhouse」翻譯成「俱樂部」，於是就認為會所就是讓會員休閒育樂的場合，忽略了「club」在英文除了是夜店、玩樂場所 之外，也指一種基於平等原則而發展出內部的所有權與決策權由所有會員共同參與的組織制度 。理性的理解並不難，但真正困難的是在日常實踐上，工作者與會員要與這些抽象的概念對話。「我這樣做是不是違反會所守則？」這是這個階段我常被問的問題。提問者都期待從我這個「專家」得到明確的答案。我要時時抗拒這個專家的光環，並運用這個光環，幫助工作者抵抗西方知識的權威。「會所模式是用來對話的，不是用來一味抄襲的」、「如果你質疑會所守則，沒關係，以你為主，你去做做看，我們再討論」，這通常是我給的答案。在聆聽中，鼓勵工作者看清楚自己的經驗，這群會所的先鋒者，在用自己的生命與會所對話，我怎能輕易地就剝奪他們走自己的路的機會？沒有被質疑的信仰，就不會堅實。今天站在這裡分享經驗的所有人，都是在生活中體會出，而不是從書本上得到的。這個歷程是在每日生活中點點滴滴累積而成的。這些走過的工作者與會員都可以告訴你一篇篇屬於他們自己的動人故事。它完全屬於台灣這塊土地。

這些年，我們曾跌跌撞撞，但因為我們聚在一起分享，所以我們不孤單。看著幾位年輕工作人員帶著會員形成日益親密的社群，我知道屬於台灣活泉的故事正在他們的生命中發生，而且會一直被傳遞下去，形成台灣精神社區復健未來改革的重要力量。我由衷相信這一天的到來。

我們都可能是大老

上篇文章讓讀者猜測我寫的大老是誰。其實，那不重要，因為「大老」是一種角色原型，任何人都可能是大老，包括我自己在內。社會福利運動的前進需要不同層次的認識，民主化的過程讓社福運動的參與者有更多參與管道，接觸國家體制內的運作，這種體制知識是政策倡導與行政遊說很重要的知識。重點在於，這種知識應該要被轉化成為社福運動社群的公有財，而不是建構個人權威的私有財，如此社群才能茁壯。我所寫的「大老」不是指誰，而是指一種社會福利體制中出現的新階層，他們不是基層社工員，也不是機構管理者，而是穿梭在弱勢族群、民間組織、學術單位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專家。在公共論述的領域中，這些人佔有發言位置。對福利運動而言，這些人如同雙面刃，他們可以做為國家的御用專家，專門將民間所表達的公共需求加以私化；但也可以協助底層民眾生產運動所需的反對論述，或簡單的說，幫助人民發聲。我上篇所記錄，就是對這樣一種運用自己的專家身份，從政府角度的思維出發，壓抑社群內部的不同聲音的不滿感受。請不要再猜，我寫的是誰，因為我們可能都無法抵抗成為大老的誘惑。

「大老」的自我挑戰

在每個領域中待的久一點的人，都有被稱為「大老」的危機。稱它為危機，其實是反應我個人觀察幾個所謂大老後，真心希望自己不會成為大老的憂慮。原本我以為，大老應該是德高望重、內外兼修的優秀人士；自己雖然傑出但又不吝於提攜後進；當社群內部遇有紛爭，大老可以出面擔任公正人士，調解衝突；當該領域發展遇到瓶頸時，大老可以提出突破性與反思性的願景，做為再前進的方針。但是，最近參與社福團體的會議經驗，讓我對大老有不同的理解。我發現大老發言有三個特徵：第一，開會時，他一定會發言，而且他的發言往往不回應其他人的發言內容，甚至與主題無關；第二，大老發言一定又臭又長，而且一定不能被打斷，否則他會感到不被尊重；第三，大老所說的話，往往都是大家聽過很多遍的老梗。當聚會時間都被這些大老的發言壟斷時，要透過會議達成共識，或讓參與者從中彼此學習的空間就被大幅緊縮，新人在這些大老的陰影下，無法出人頭地，同時也感到窒息，於是接棒人無從培養，二十年仍是同一批人在唱同樣的戲碼。
民進黨八年執政，社福界多名大老進入國家體制內，如今回到民間時，發言又多一分權威，總以「我當初在擔任...」做為開場，讓不曾進入國家機器的民間人士謙卑地洗耳恭聽。但是，我發現，這些大老似乎並沒有因為進入國家體制後，而對民間與國家鬥爭的策略有更清楚的分析與見解，反而他們內化了國家的觀點，在民間尚未對國家提出質疑之前，就已經先告訴民間團體「這不可能！要改變政府很難。」、「這個預算到時候，主計處可能會有意見！」...彷彿政府內部運作的困難都成為做為國家監督者的民間社團要為公務員解決的問題。解嚴二十年後的政黨輪替，曾入閣的社福大老，要如何再開始作夢？讓曾進入體制的經驗化為福利運動再前進的願景，這是他們能否真正成為大老的終極考驗。

我在光啟的歲月

如果抽掉光啟，我的大學歲月將是一片空白。
新生訓練時，蹺課到醉月湖畔，遇見了當時的家長、我後來的代父，孫效智，他從地上拔起一枝草，向我說天主的奧秘。我沒聽懂他所說的，但清楚地感受到他在他信仰中有的平安與篤定。進入台大這個水缸，任何人都只是一滴水，沒有歸屬感的強烈孤單，讓當時光啟海報上的一句話：「這是個愛的團體」，高度吸引我。
走進光啟，是在我剛離開聯考升學制度的枷鎖後，急於探詢自我的時刻；台大機械代表的只是我聯考成績的高低，反映著社會評價的外在虛榮，卻不是我人生得以安身立命的關懷；走進光啟，我也開始了自己生命的另一個追求。
當時的光啟是個生活緊密的團體，以「家」為單位的組織架構與稱呼，讓光啟瀰漫家的溫暖，雖然曾經質疑過這樣是否讓光啟人的關係過黏，但似乎也樂此不疲。週二校園小談、週四基督生活團、每日普六中午相聚，加上一年一度的冬令營、夏令營、總會的幹訓營，還有人把社辦的留言簿當作日記寫，都讓光啟人之間像兄弟姊妹一般。大學畢業後，才更感到能這樣親密地認識一個人的緣分真是很難得。
在光啟，我認識了基督信仰，在反覆的質疑與交托中，學習讓天主成為生活的依靠。與趙儀文神父聽道理的期間，決定要放下理性，讓生活來體會信仰，我決定要不用鬧鐘，而用禱告，讓天主要我起床，結果第二天我在沒有鬧鐘的情況下，精準地在預期的時刻清醒，那種與天主親密同行的時光充滿甜蜜。領洗前，我媽只問我：「我死了以後，你會不會拜我？」我說：「會的」。我媽就同意我的領洗，成為家中唯一的天主教徒。
大二暑假，透過山地服務的光鹽小組到了新竹尖石，讓我與原住民相遇，從此解下不解之緣。連續三年的山地服務，讓我看見原住民族的可愛與純真，我常用「他們是最接近上帝的子民」來形容原住民。一方面，我經驗到助人的快樂與單純；但另一方面，我又經驗到個人努力的渺小與矛盾。「上山」是浪漫的，但對於改善山上孩子未來的命運，我們的上山又有何益？深深地愛上山上的人與事，讓我接連三年都上山服務，並在退伍後，決定放棄機械改念社工。
「興趣不能當飯吃」、「社工可以讓你養家嗎？」這是我當時聽到最多的勸告與質疑，於是我又開始跟天主討價還價。任性的我要求看到「記號」，而且是我訂的記號，我要求出國申請的學校至少有一個收我，結果我居然以台大機械的成績單申請到四所排名前二十的學校。這個記號太明顯了。於是，我對天主說，我先試一年，如果不行，我就改念機械。結果，我在社工這一行，一投入，至今已經二十年，天主的平安與喜樂不曾中斷。
雖然離光啟的日子已遠，老光啟們也難得聚會，但是當年的日子都在我們生命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當福利運動進入國家體制之後…

以下是我在台社二十週年研討會所發表的文章，祝台社二十週年生日快樂！！

社福界慶祝二十週年背後的弔詭現象
這一、兩年來，各社會福利團體紛紛舉辦二十週年慶，這固然紀錄著1987年解嚴後，台灣社會福利組織的蓬勃興起，各類社會弱勢族群的組織與服務團體因緣際會地登上初萌芽的公民社會舞台。但弔詭的是，這些團體幾乎都是以研討會的形式舉辦，要求機構的員工動筆寫論文，我常常以學者的身份要評論這些實務工作者的論文。看見這些基層社工硬是將自己生動的故事套進生冷僵硬又不熟悉的學術框架，我總是感到不忍，鼓勵他們放下學術框架，不要害怕用自己的語言說出自己的故事。當我問他們為何一定要用研討會的方式慶祝，一位社工員說，「一方面可以向社會大眾展現我們的成效；另一方面，這樣可以為我們的機構評鑑加分！上次，一位委員在評某機構的時候，就說他們辦研討會，所以應該加分。」歡慶的背後，其實隱含著目前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困境，我更為社福界缺乏對這種趨勢的理解與批判而感到憂心。

變調的公民論述與失根的群眾運動
二十年前，當我還是個社福組織工作者時，敵我界分是清楚的。九０年代初期林萬億(林萬億, 1994)從歷史角度對國民黨在國共對抗下福利制度的批判，相對於當時國內以結構功能觀點進行分析的社會福利學者，是相對進步的，並提供解嚴後弱勢族群動員的重要論述依據，成為解嚴後社會福利運動的基調。1992年修憲，林萬億與當時民間社會福利工作者共同推動「社會權」入憲，並與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吳惠林進行論戰。以北歐社會民主國家為榜樣，以公民權為基調所建立的普及式社會福利制度成為九０年代初期社會福利運動的標竿。
社會福利議題第一次被選舉政治動員是1993年縣市長選舉的老人年金議題。當時雖然被視為台灣民主政治中首次以公共政策取代以往國家認同為訴求的選舉，但民進黨操作老人年金議題的動員路線是以「芋頭與蕃薯」之間的省籍區隔為主軸，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平平（同樣）都是納稅，為什麼那些老芋頭（榮民）每個月有萬把元可領，而我們一般老人半仙都無？（台語）」，這種以省籍對立的政治動員雖然有效，但並沒開發出人民重新理解人類生命歷程共同老化風險的公共空間，反而讓津貼成為之後選舉公開集體買票的例行性儀式。換言之，社會福利議題被吸納進入成為強化以族群對立為基調的工具，而非強化社會團結的觸媒。這種台灣社會福利相關議題無法帶動公共化民主參與討論的過程，或成為引發草根群眾的意識覺醒過程，反而成為民粹政客操作的工具無疑是目前社會福利運動者最大的無力感。應該反省的是，這樣的歷程形成怎樣一個體系，有效地節制社會福利運動的自主性並阻礙了解嚴後社會福利制度公共化的政治動能？社會福利運動再基進的可能方向是什麼？

當前福利規訓體制的三位一體
1965年美國通過老人福利法(Older American’s Act)，被譽為老人福利的里程碑，十四年後美國社會學者Carol Estes(Estes, 1979)發表「老化集團」(Aging Enterprise)一書，抨擊老人福利法實施後，已然形成一個以老人為生的龐大集團，以專業、學術研究、與服務提供業者三者交互建構而成的利益共生體，成為老人福利法下最大的受益者，而這個集團口口宣稱矢志服務的老人則淪為「被管理與噤聲的對象」。這本書標示了批判老人學研究（critical gerontology）的開始，以Estes為首的一群政治經濟學者開始集結，對人口老化現象提出政治經濟與文化批判觀點的分析。在老人研究成為顯學之際，批判老人學從為成為主流，但它的存在卻提供不容忽視的反省聲音。我將試著從這樣路徑理解台灣過去二十年社會福利體制的發展歷程。

福利體系民營化
台灣過去二十年福利體制的擴張主要以「委託民營」的方式推動。八０年代西方福利國家的財務危機引起爭議與挑戰，以市場機制改革國家主導的福利體制的聲浪興起，以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為架構的福利民營化成為許多國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策略。九０年代初期社會福利法案大幅翻新，政府主責應提供的福利服務項目大幅增加，雖然法令規範政府可自行辦理或委託辦理，各級政府多半選擇委託民間辦理的方式因應這波福利的擴張。福利民營化的概念雖然稼接自西方，但脈絡的差異卻有完全不同的詮釋。西方的福利民營化是在福利體制已然建立後的情況下，試圖提升福利體系的效率與節制費用的高漲；台灣的福利民營化是在福利體制尚未建立，政府面對新選舉政治壓力下，試圖極小化政府投入社會福利的策略。面對福利民營化，當時社會福利運動者的心情是複雜的。相較於過去政府完全不補助民間組織辦理福利服務，委託民營的制度下，政府所釋放出的資源（房舍、經費）對初成立的民間社福組織確實是發展的助力，於是社福組織便抱持著「拿你的錢，做我的事」的實務心態。但另一方面，社福組織是否落入「拿人手短」的困境，失去對政府施壓的自主性？社福組織日後發展聯盟性組織專門扮演黑臉，個別社福組織則隱身在聯盟背後，以避免角色衝突的尷尬。
但是，社福組織低估了民營化制度對社福組織所產生的規訓效果。首先，委託民營制度給予政府利用民間組織之間的競爭，用低價委託，導致委託民營不僅是將執行責任交給民間，連財務責任都部分移轉到民間組織，造成民間組織承辦越多福利業務，便需要募集越多資金協助辦理服務。民營化制度造成社福組織不僅人力大量投入直接服務，更使得政府得以收編民間組織既有的自主財源。
其次，在確保公務預算的正確使用，政府建立一套責信制度規範社福組織，從登記立案、委託契約、招標競爭、標準化服務流程、服務績效指標、日常督導、定期報表、到年度評鑑等流程，環環相扣約束著社福組織管理者與基層服務人員的日常活動不逾越政府所規範的內容。在疲於奔命達成政府服務目標與爭取到下年度標案的壓力下，社福組織的工作人員不僅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在文書作業上，逐漸內化政府對福利對象的想像與觀點，失去批判政府的獨立性，讓自己成為社會控制的工具。社福組織「公務人員化」或社會福利「麥當勞化」已經成為社福界長期依賴政府委託案之後的反省。
最後，在政府透過委託民營制度以最低廉的價格擠壓最多的服務時，社會福利體系內部的勞動爭議成為日益浮現的矛盾。

助人專業證照化
社工員制度在政府體制的邊緣化促使社工員在解嚴後進行集結，錯誤地將勞動議題解釋為專業地位的缺乏，讓社工員以推動證照做為解決社工勞動條件惡劣的手段。社工師法的通過，讓實務的專業必須透過學術主導的考試來鑑定，實證典範下行動與知識分離的矛盾，透過社工師考試強化了學術優於實務的知識霸權。在取得證照的壓力下，實務工作者失去原本貼近日常生活的知識生產空間，而充塞著以考試為標竿的背誦性知識。學術界沒有反省目前獨大的實證典範無法捕捉實務經驗的多樣性與豐富性，卻只要求實務界生吞活剝地照抄學術格式。於是，在個案研討會上，我看見資深護理師與社工師在個案記錄上被迫要寫文獻回顧；在論文發表會上，社工員找不到語言記錄燒燙傷友參加肚皮舞過程中的掙扎與感動，因為藝術還沒有在理性的學術研究空間中找到合法的位置。在永無止境追求專業的競爭遊戲下，為了證明社工是專業，自2007年起社工師在分成一般社工師與專精社工師兩級。以排擠他人為邏輯的證照制度，讓社工專業內部也以同樣的邏輯作自我區分，專業不再是集體自律的共識行動，而是依靠外人（學者）來鑑定而完成的區隔。證照制度沒有讓社工加薪或獲得醫生般的崇高地位，反而專業內部更形分化，知識生產空間更形限縮。
證照化讓專業更容易被體制所管理，專業知識所形塑的權威更形鞏固，助人過程中屬於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流動與支持更容易被阻絕。儘管社工界高聲提倡「優勢觀點」、「反壓迫」與「充權」，但自身所擁抱的專業化邏輯卻是極為排他與父權。

倡導組織代言人化
聯盟性組織（殘障聯盟、智障者家長總會、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康復之友聯盟、臺灣少年權益促進聯盟、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是過去二十年社會福利運動的主要推手。九０年代是社會福利立法的黃金十年。除了早期殘障聯盟在推動身心障礙福利法修法時，曾經動員身心障礙者走上街頭，之後的聯盟性組織多半是以行政遊說與立法倡導為主要方法。這些組織的發展，專業人員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專業人員扮演特定族群的代言人，隨著政府各種委員會的設立，這些代言人紛紛取得政策發言的位置。但是這些倡導性組織在過去十年卻出現專業主導的壟斷現象，相對地投注在草根民眾組織工作的時間越來越少，甚至聯盟性團體被少數大型社福組織所主導，失去為代言族群爭取整體發展的利他性格。在民主政治中，倡導團體的草根組織動能越強，對決策者的遊說壓力越大，這種基層組織與政策倡導的失衡，形成社福運動缺乏社會基礎的空虛現象。

批判知識生產與介入的可能
社工是個貼近弱勢族群生活世界的專業，因此在體制與案主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是社工日常生活中每日的功課。社工的經驗本身就蘊藏著反抗的土壤，只要社工被給予適當的語言與視框。與社工員對話，協助他們重新框架自己的經驗，讓他們長出對抗體制化權力的能力，這是我站在學者位置上最享受的工作。當體制壓迫越強，想要發聲的人就越多，但這是需要呼朋引伴一起來做的事。
以批判觀點反思社會福利的現況，注定是條孤單的路。社工學界有批判觀點的人，常常不參與社會實踐；參與實踐的人，又往往疏於論述的生產。台社過去對社會福利的議題切入不多，但台社所標示的批判與本土的精神，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尋求以批判觀點反省社會福利運動者提供可以相濡以沫的地方。

用生命生產知識、用知識讓自己更好

指導一篇論文如同懷胎十月，是個艱辛但又充滿期待的過程。看到學生在過程中重新對生命有所領悟，就覺得自己的付出是有代價的。儘管我的學生所生產的論文從來沒有幫助我在期刊論文計分上加分過，但這一段又一段的陪伴過程，就是身為人師的本質，何需外在制度的肯定？蔡培元是我指導六年的學生，今夏剛畢業，他的論文《我僅僅只是個胖子》記錄他面對自己生命歷程的種種反思，希望讀者有機會也可以閱讀到這篇動人的論文。以下是我在他論文後記的回應。

用生命生產知識、用知識讓自己更好

王增勇

指導老師在學生論文上現身書寫的機會很少，十年來，只有一次，那是因為論文品質不好，我認為需要讓讀者知道，從指導教授的觀點，為何這篇論文仍然具有學術性。那次的書寫是基於一份需要對學術交代的心情，但這次的書寫是出於一份喜悅的心情，慶祝這次培元用論文豐富生命的行動。
在一個強調「兩年畢業才是正常」、「越快畢業，就越好」的學術機構裡，一份六年才完成的碩士論文常常引人側目，連帶指導老師的能力都被質疑。在目前正夯的學校評鑑準備活動中，身為培元的指導老師，我常常在會議中得到額外的「關心」而必須交代「為何培元還沒有畢業」。但我絲毫不以為意，因為我知道培元知道自己要什麼，為他撐出一片可以完成自我的天，是我至少可以為他作的事。
書寫自我在一個強調政策研究的研究所是很少見的，因為自我的故事被認為是主觀的私人歷程，無法推論到公共的眾人事務，因此與政策無關。知道「人在社會內，社會在個人內」社會建構觀點的人，自然可以跳脫這種實證典範思維的侷限，知道個人故事是可以關照社會結構的。只是，要將自我故事寫到通透，讓讀者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讀到自己與整體社會，是需要作者對自我故事不斷超越既有框架的努力，而這需要面對自我的勇氣、文字能力與思辨能力。
培元的論文過程，我最擔心的就是他的故事書寫成為自言自語的喃喃囈語，知道培元有很好的社會學理論基礎與抽象思考能力，我要求培元要在研究方法上有學術性的交代與討論。這個要求對當時的培元是困難的。因為當他看清楚過去以大理論為基礎的社會運動議題其實是假議題，而轉向回歸自我是胖子的探究，培元對學術理論作為權威知識可能對自我敘說造成擠壓的權力關係是清楚的，因此為避免重蹈以文獻為主，套用自我經驗的覆轍，培元很謹慎地使用文獻，因此格外耗時。事後證明，我的擔心是多慮的，他用故事對生命敘事的研究法作了最好的註解。
培元的論文書寫過程最讓人動容的就是他要用論文來面對自己的勇氣。書寫自己的胖、面對受暴的母親與施暴的父親、毫無保留地讓別人進入他最細微的生命脈動，培元用手術刀一般的精準，將自己解剖；但又用黑色幽默將這些分割的肌理揉合與承接起來，讓讀者看到一篇有社會批判力，卻又具有個人生命感動的故事。這種將故事寫到有美感的境界，已經不是理性思辨的層次，而是人生體驗的層次，這讓我想起希臘人對知識是讓生命更美好的期待。只是曾幾何時，以自我生命經驗作為書寫的論文竟然已成為學術界的少數特例，現有學術體制對知識生產者的異化程度可見一斑。
培元的論文並非一蹴即成，而是有他的過程。自我書寫、課堂分享與對話、與關係他人的訪談，都是重要的過程，培元自我的突破如同堆積木一般，每一步都需要以之前的基礎作為踏腳石。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培元利用開車過程訪談他受暴的母親。開車，因此彼此不必面對面正視對方，卻又象徵這個事件是彼此生命中共同朝向未來必要經過的關卡，而彼此要攜手面對的意願。培元訪談後，在課堂上分享時神態異常清爽，透過母親對父親的原諒與釋懷，培元才有力量重新貼近讓他又愛又恨的父親，這是一個多麼不容易的相互寬恕與釋放的過程。
我不那麼清楚我對培元的論文有何貢獻，但這好像也不那麼重要。我知道我從中學習很多，也很引以為榮我曾參與其中。因此，留下這篇文字，見證我與培元這段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