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學術人

Adrienne Chambon是教我認識傅柯的老師，他所編的Reading Foucault for Social Work是社工界第一本以傅柯為主的社工書籍，是當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暢銷書籍，在各社工期刊都有很好的書評。這次回到多倫多，與他喝咖啡時，我問他為何不應出版社的要求，繼續編第二本傅柯與社會工作的書？他回答說，「我要做新的東西，傅柯又不是我的地盤，需要我要不斷出書來宣示這是我的專長。」如同傅柯要求讀者不要把他固定在特定類型的思考，我的老師也一樣自我要求在思考上不斷創新與前進。當下，我感到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術人。
我問他最近的研究取向，他說他開始思考藝術與社工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社工知識以文字書寫的方式過於狹隘，只有少數人願意或可以書寫、閱讀，但藝術（圖片、畫作、舞蹈、戲劇）卻是人人都可以參與的溝通形式。我問他，那這樣的研究不是很難找到期刊發表嗎？他笑笑說，對阿！所以我寫的東西都不在正式期刊中。不過，我真的很享受這個探究的過程。每天都有新的想法、新的刺激。他與我分享，一個由一群女性街友創作的繪畫計畫；一個由學生參與完成的紀錄片放映會。他說，我們社工服務的對象都可以透過藝術的方式改變我們與他們互動的形式，深化我們對他們的認識，這對我們社工的實務是多麼大的突破！
他完全不在意他的研究是否可以發表？或發表在SSCI期刊上？只關心社工知識發展是否因此而有新的突破與空間。他對知識的熱情讓我看到真正學術人的理想。這或許是這次進修最大的收穫。

多倫多：一個建立在公園中的城市
最後的夏季時光，我往安大略湖邊走去，經過這個漂亮的噴泉，四周是蘆葦，海鷗、野雁成群，噴泉中偶而有人把求丟到水中，讓狗跳進去游泳。這樣的公園美景在多倫多隨處可見，從不會人滿為患。好像只有我這個台北人大驚小怪，帶著相機照相，真羨慕多倫多人將這些視為生活中理所當然的條件。

什麼是多元文化的包容？
這是多倫多Bloor街上一座教堂外的招牌，除了教堂名稱、彌撒時間，不知道你注意到一些符號沒有？最上面有著彩虹標誌，顯示這是個同志友善的空間；下面左邊有個輪椅標誌，表示這是個對肢體障礙朋友無障礙的環境；右邊是個耳朵符號，表示彌撒過程中會有手語翻譯，因此聽障朋友可以無障礙的參與。最下面一行字寫著：所有人都歡迎！我真的相信。

都市中矗立的教堂
這是教堂的外觀，背後是知名的四季飯店，在都市叢林中，這座教堂的矗立，讓人感到溫馨。多倫多之所以是北美族裔最多元的城市，百分之四十的多倫多人不是出生在加拿大，這種多元包容精神才是這個城市之所以偉大所在之處。

多倫多安大略省博物館是多倫多最大也最悠久的博物館，其中中國文物蒐藏很多。這次回到多倫多赫然發現，古老的博物館進行的新舊整合的改建，有巴黎羅浮宮與貝律銘的合作經驗在前，這項合作備受矚目。這個建築計畫被稱為「晶體」（crystal），取其外表之意，就像是鑲嵌在古老宮殿式建築上的外太空船一般。一路走來，我連續照了幾張，最後赫然發現，在晶體的鏡面上，我居然看見自己的倒影。不知道你看到了沒？
是我在看晶體，還是晶體也在看我？

都市獵人

走在多倫多最繁華的街道，經過幾家飯店，外面都是枯等的影迷。問他們在等誰？她們只說，任何名人都好！實在還不習慣這樣消磨時間的思維。走著、走著，遇到精品店外，蹲在一角專心畫畫的原住民，畫盤、顏料、作品簡陋的散在地上。




我駐足停下來，看到他的簽名是「黃石」（yellow rock），問他在畫什麼？他一一指著每個畫解釋說：這是老鷹，是我們族人的圖騰；這是長老做為禱告後，向天求力的動作、這是男女相愛，彼此以羽毛為信物；這是烏龜浮上水面呼吸 。內容簡單，都是原住民生活中記憶的片段。

他用的材料是岩石與獸皮，顏色只有白、黑、橘、黃等色，極有原住民風格。

他說他來到多倫多已經十五年，離開故鄉是因為故鄉沒有工作機會。

我選了一幅向天求力（spiritual quest）的作品，加幣二十元，約台幣六百元，當作是對這位街頭藝術家的支持。 臨走前，我問他可否照相？他靦靦的說，可以。留下這兩張照片。

走時，他連包裝紙都沒有給我，我手上拿個一塊石頭，就離開了。在台灣的習慣，好像賣家應該要包裝、寒暄、招呼一下，結束這場交易。這位原住民都沒做，讓我總覺得這個交易好像沒有完成。


不知道是他不懂生意，還是我不懂原住民？

第一張是多倫多大學的指標性建築物、














第二張是校園中沈思的步道、














第三張是社工學院外觀、















第四張是安大略省博物館正在改建的建築外觀，多倫多人稱「晶體」（crystal）

遇見Dorothy Smith~終生奮鬥的女性主義學者

在多倫多大學念博士班的時候，我就耳聞Dorothy Smith的大名，一天我要進教室時，看見我的指導教授與其他兩位教授恭敬地站在電梯，等待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走出來，隨後亦步亦驅地跟在後面。對於這一幕西方人尊師重道的演出，我完全傻眼。事後才知道，那位老太太就是DS。瞭解我指導教授後，我知道她們對DS的恭敬完全出於內心對他終生貢獻女性主義與批判社會學的敬重。但那時，我只敢遠觀，不敢親近DS。因為聽學長們說，論文口試如果要好過，就不要找DS，因為他很嚴格。
當我提論文計畫書時，我提議使用口述歷史的方式進行居家服務員內在世界的研究，我的指導教授Sheila Neysmith挑戰我，至少要能說出為何口述歷史會比其他種方式更好，例如DS的建置民族誌。她鼓勵我修DS的課，因為他是多倫多大學稱的上大師的學者。硬著頭皮，我修了DS的課，為的是要證明口述歷史比建置民族誌更好。結果，DS的方法讓可以讓我深入看到台灣居家服務體系背後的意識型態。我寫了一份有關老人服務與家庭照顧意識型態的報告，拿了A，DS十分稱許，我也鼓起勇氣邀請他擔任我的口委。就這樣展開我與DS的學習之旅。那時對他的感受好像我過世多年的奶奶。
當我畢業後回到台灣教書，越發瞭解到DS的重要性。2004年底，DS應中山大學唐文慧老師之邀到台灣講學兩週，在他已經很滿的行程中，他仍答應我在陽明演講。當天所上學生直呼：「我從沒看見一位這麼老的女性主義學者！真是令人振奮！」擔任翻譯讓我又有一次向他學習的機會。陪伴他的三天中，他拒絕別人幫他提行李，因為他要鍛鍊自己的體力，拒絕當別人眼中的老太太。他對電腦科技的好奇與知識比我更先進，讓我被另一半嘲笑還不如一位老太太。他離開前，我答應他要在台灣好好教授建置民族誌，讓更多人可以學習這套方法。他大為高興，我知道當時年近八十的她最大的心願就是看到自己一生心力所發展的研究路徑可以被傳播出去。
2006年，我到溫哥華UBC大學開會，恰巧遇到他的八十大壽，當天幾乎他三代弟子齊聚一堂為他慶生，我有幸也恭逢其勝。今年到多倫多進修，他也在多倫多，於是我們約了吃飯，留下這張照片。一位社會學與女性主義學術殿堂中的傳奇人物。我何其有幸能受教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