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6日 星期二

老三哲學

老三哲學
國中時,我從及人小學轉到光仁中學。陌生的環境中,我試著找自己的位置。班上有兩位同學功課很好,一個學號是1號,另一個是2號,因為那是按照他們小學成績排名的。我們這些外校轉來的,都列在最後面,我是63號。那時,課業競爭得很厲害,第一名要討論功課會跑來找我討論,討論時要用手遮起來,討論完會交代我說:不要讓第二名知道。第二名也會來找我討論,然後重複第一名的動作。
上學期結束後,我收到成績單,我是第三名,1號意料之中是第一名,2號是第二名。但是我發現我的地理成績居然只有76分,我跑去找地理老師,地理老師才發現我應該是96分,當場幫我跟教務處更正。結果我的平均分數比第二名還高,但是成績單已經公布,我就只能更正分數,無法更改名次。我回到教室,很想讓大家都知道我才是真正的第二名,但是我選擇沈默。
因為,我發現第三名比較好,因為這樣第一名跟第二名都可以跟我做朋友,但他們彼此不能做朋友。從那時起,我就很喜歡「第三名」這個位置。
小強這次得了第三名,原本擔心他會失望,沒想到他從中體會出很多人生道理,他說如果得了第一名,他會驕傲,然後就不會再進步。這些體會對一個人好重要,很為他高興,所以特地分享我的老三哲學,為誌。

2017年10月21日 星期六

我在光啟的歲月

如果抽掉光啟,我的大學歲月將是一片空白。
新生訓練時,蹺課到醉月湖畔,遇見了當時的家長、我後來的代父,孫效智,他從地上拔起一枝草,向我說天主的奧秘。我沒聽懂他所說的,但清楚地感受到他在他信仰中有的平安與篤定。進入台大這個水缸,任何人都只是一滴水,沒有歸屬感的強烈孤單,讓當時光啟海報上的一句話:「這是個愛的團體」,高度吸引我。
走進光啟,是在我剛離開聯考升學制度的枷鎖後,急於探詢自我的時刻;台大機械代表的只是我聯考成績的高低,反映著社會評價的外在虛榮,卻不是我人生得以安身立命的關懷;走進光啟,我也開始了自己生命的另一個追求。
當時的光啟是個生活緊密的團體,以「家」為單位的組織架構與稱呼,讓光啟瀰漫家的溫暖,雖然曾經質疑過這樣是否讓光啟人的關係過黏,但似乎也樂此不疲。週二校園小談、週四基督生活團、每日普六中午相聚,加上一年一度的冬令營、夏令營、總會的幹訓營,還有人把社辦的留言簿當作日記寫,都讓光啟人之間像兄弟姊妹一般。大學畢業後,才更感到能這樣親密地認識一個人的緣分真是很難得。
在光啟,我認識了基督信仰,在反覆的質疑與交托中,學習讓天主成為生活的依靠。與趙儀文神父聽道理的期間,決定要放下理性,讓生活來體會信仰,我決定要不用鬧鐘,而用禱告,讓天主要我起床,結果第二天我在沒有鬧鐘的情況下,精準地在預期的時刻清醒,那種與天主親密同行的時光充滿甜蜜。領洗前,我媽只問我:「我死了以後,你會不會拜我?」我說:「會的」。我媽就同意我的領洗,成為家中唯一的天主教徒。
大二暑假,透過山地服務的光鹽小組到了新竹尖石,讓我與原住民相遇,從此解下不解之緣。連續三年的山地服務,讓我看見原住民族的可愛與純真,我常用「他們是最接近上帝的子民」來形容原住民。一方面,我經驗到助人的快樂與單純;但另一方面,我又經驗到個人努力的渺小與矛盾。「上山」是浪漫的,但對於改善山上孩子未來的命運,我們的上山又有何益?深深地愛上山上的人與事,讓我接連三年都上山服務,並在退伍後,決定放棄機械改念社工。
「興趣不能當飯吃」、「社工可以讓你養家嗎?」這是我當時聽到最多的勸告與質疑,於是我又開始跟天主討價還價。任性的我要求看到「記號」,而且是我訂的記號,我要求出國申請的學校至少有一個收我,結果我居然以台大機械的成績單申請到四所排名前二十的學校。這個記號太明顯了。於是,我對天主說,我先試一年,如果不行,我就改念機械。結果,我在社工這一行,一投入,至今已經二十年,天主的平安與喜樂不曾中斷。
雖然離光啟的日子已遠,老光啟們也難得聚會,但是當年的日子都在我們生命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雪梨驚魂夜
10/8我們一行四人在雪梨玩非常的開心,直到晚上九點才興高采烈地搭船回家,渾然不知那是周日晚上的最後一班船。快到家時,我摸口袋,發現沒有鑰匙,心裡開始緊張。直到家裡,還是沒有鑰匙,只好跟三位女士坦白。三個大學教授,加上一個總幹事開始危機處理。
我依稀記得房東臨走前,曾說過備用鑰匙,但忘了細節。我緊急給遠在英國的房東發信,問他備用鑰匙放在哪裡?但他直到凌晨兩點才回信。於是跑去找鄰居,問他們是否有備用鑰匙。樓下鄰居還被兩位女士突然出現在窗戶前,嚇得半死。我去找兩位八十歲老夫妻,從窗外看到他們已經半睡半醒,敲門時格外謹慎,不要讓他們受驚嚇。驚動了所有鄰居,結果都沒有。
佩榮很機警,開始在門口四周摸鑰匙,他猜房東會把鑰匙藏在附近。結果也一無所獲。(後來證明他是對的。只是我們摸的不夠徹底)
回來時,發現三位女士已經打電話去晚上吃飯的餐廳詢問過,還在推敲鑰匙丟在哪裡。大家一致認為今天做了許多瑜珈伸展動作,可能是那時掉口袋來。如果真的鑰匙掉了,我們接下來的豪宅之旅,還有我雪梨大學辦公室鑰匙都丟了,讓我真擔心。可說是,樂極生悲阿!
於是,我決定要爬牆進去。幸好平常有練瑜珈,爬牆難不倒我。爬進去之後,我從窗戶看進去,看到鑰匙就掛在門上,原來是我趕著出門就忘了帶鑰匙出門(結果三位小姐在外面照相留念)。好險,我以為我把鑰匙給丟了!景寧最果決,他建議敲破玻璃。我心想,鑰匙就在門上,房東還有三天才回來,敲破玻璃,還來得及修理。我們還討論了一下,哪一塊玻璃比較便宜。正門雕花玻璃太貴,側門平玻璃我們負擔的起!但害怕驚動鄰居,我找了一塊布,和一把園藝剪刀,用力敲下去!居然沒破!我把毛巾拿開,又敲了兩次,還是沒破!原來是強化玻璃!!!(景寧居然嘲笑我說,他看我敲的太斯文,就想沒希望了!)
爬牆出來時遇到一群喝醉酒的男生經過,他們說你們在做什麼阿!又爬牆、又鬼鬼祟祟地。還好他沒報警,不然台灣的大學老師爬牆上新聞可不是好事。
十點多了。我們必須先度過今天晚上。我打給雪梨大學的老同學,他正在照顧厭食症的女兒,無法接電話,只傳簡訊要我自求多福。我打給市內的朋友,請他讓我們四人住一晚,請他等我們到午夜。他同意了!於是,我們走到碼頭等船。我們以為11:22有一班船回雪梨,等了半小時,結果週日船班到九點就結束了。原來,沒船!
打給住過這裡的男友小強,他以前常常爬牆,他很快就歸納出這棟房子的突破點,最後建議我從一樓鄰居家借樓梯爬上三樓的陽台進入。的確,整棟房子就是面對海灣的陽台沒有上鎖。可是,我不知道鄰居是否有那麼長的樓梯,更不確定我是否能夠安全爬上三層樓高的樓梯。心裡出現爬樓梯墜踱地面的畫面,心想,我會不會成為最短命的教授?
確定沒船進城,於是,我們又開始想辦法。找飯店,但都離我們太遠;找Uber,但因為沒有不是雪梨人,無法叫車。只好叫醒住在雪梨的學生子萍,本想請她先生德真來接我們,但後來決定請他幫我們叫計程車。她先生問我,碼頭的地址是什麼?我想了想,碼頭也有地址嗎?經過了十分鐘,終於確定有計程車會來。五分鐘後,終於坐上車。到市區時,已經過了午夜。兩人睡床上,一人睡地上,我睡在沙發。度過難忘的一頁。
第二天早上起床,房東回信了,告訴我們備用鑰匙放的地方。我們一行四人又搭船回去。回到家門口,依照指示,結果還是摸不到鑰匙。我們回到昨晚的原點,摸遍了所有地方,就是找不到鑰匙。我看了三位小姐,決定要抱其中一位,上去看清楚。但是要抱誰呢?我用刪去法:胖的不要、穿裙子的不要(會變成性騷擾案例),於是抱起一位(我就不說是誰了,免得得罪另兩位),才看到原來鑰匙夾在電線下面,所以摸是摸不出來的。
當下,我們幾乎要跪地感謝上帝!終於,我們進去了!
而當天是我跟佩榮要上台報告的日子。黑著眼圈、強打著精神,我們還是報告完畢,度過我來雪梨最緊張刺激的24小時!



2017年8月2日 星期三

「貼近部落,你才知道下一步!」--- 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成立致慶

「貼近部落,你才知道下一步!」--- 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成立致慶
2017/07/29
大家都知道,淑蘭是我在慈濟的學生;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淑蘭其實也是我的老師。長期研究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我,在淑蘭身上,看到什麼是貼近部落?什麼是跟部落在一起?什麼是為部落堅持?在她的挫折中,我也看到什麼是國家作為殖民的工具?什麼是專業作為複製族群歧視與排除的機制?作為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的先行者,淑蘭無可避免地用自己的身體與生活卡進四百年來台灣殖民者對原住民族的殖民統治機制中,這一路走來不只是淑蘭個人的堅持與成就,也是對殖民體制的解構與抵抗。淑蘭不只服務蘭嶼的老人,也在為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開路。作為老師,我能做的就是陪伴淑蘭,讓他知道他不孤單;作為學生,我能做的是記錄與整理,希望更多人從淑蘭的努力中得到啟示與力量。
淑蘭一直默默用自己的行動感動族人,用在地志工的方式照顧老人。成立協會後,默默用志工服務了四年才接受縣府補助提供居家服務,但淑蘭沒放棄志工服務,因為被政府排除服務資格的老人仍需要服務。當長照十年開始收取自付額,淑蘭決定由協會全部吸收,不讓自付額成為阻礙老人使用長照的障礙。當衛生署開始推動原住民族地區長期照顧實驗計畫時,選定蘭嶼作為第一期五處試辦點,淑蘭一度以為這筆經費可以用來推動他長期對蘭嶼的長照夢想,但在衛生行政體系最底層的她是無法決定服務的方向與經費的使用,雖然她最瞭解部落與達悟文化,但行政體系的階層讓她有志難伸。這樣的挫折終於讓她看清楚,衛生所公衛護士角色的限制,她面臨是否要放棄部落中人人稱羨、收入穩定的公務員的抉擇。當她來找我,徵詢我的意見,我鼓勵她離職,因為從民間組織推動長照的空間更大,原鄉長照受限的路需要像她這樣的人作先鋒,為原住民族開路!但我知道,這個重大決定是淑蘭和他的家人要承擔與面對的。
原本以為淑蘭十四年居家護理師的資歷,離職後的淑蘭可以申請居家護理所繼續為族人服務,沒想到專業資歷、服務計畫都沒問題,卻卡在立案處所要有建照的要求,一個居家護理最不重要的條件卻讓淑蘭長達五年無法執業,必須依附在其他居護所之下。她為族人所做的照顧因為國家土地法令對原住民族的不友善成為非法,五年多來她被人檢舉多達七、八次。因此,今天淑蘭可以用「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這個老人家給她的名字與祝福,對她而言,豈止意義重大。
當國家長照政策一波接著一波湧入部落,面對這些政策帶來的資源與美麗的願景,面對政策種種的規定與條件,彷彿這些政策制訂者是萬能的全知者,面對國家的傲慢,淑蘭只說:「我選擇貼近部落,這樣你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十多年的陪伴過程中,誰是學生,誰是老師,已經不重要,因為在天主的眼中,我們都是祂的工具。同是基督徒的我,在信仰的召叫中,理解淑蘭在意的不是世上的,而是天上的。我每次來蘭嶼,都看到好多天使一起來參與守護蘭嶼的工作。文彬是淑蘭最大的支持,還有淑蘭的父母給淑蘭滿滿的愛,支持她這一路走來。大姊淑美支撐起居家關懷協會成為淑蘭最重要的工作伙伴。武醫師每個月從台北飛來蘭嶼,所開立的醫囑是居家護理所申請健保給付的基礎,他那立即見效的復健針更讓族人可以立即回到工作崗位上。還有好多好多的大小天使,來到這裡。

颱風天是看見天主大能的時刻,提醒我們,這一切是因爲天主而成就的。雖然我們不常見面,但總在禱告中相遇,在各自的位置上為相同的理念努力,因為在天主面前,我們要謙卑地說:「我們都是祢的僕人,我們只是作了我們該做的事」。

憶 王行

憶  王行
2017/7/28

我們原是極為不同的社工人,卻成為相互攜行的伙伴。

醉心於心理諮商的你曾說過,解嚴後的社會運動常常走上街頭,五二0農民街頭運動聚集在立法院前時,你從中央大樓走出來,覺得街頭運動與你在華明中心所做的諮商工作無關,相信在諮商室裡的接納與包容能帶給人重新整合的力量;而我正好相反,剛拿到社工碩士回台的我,一頭栽入解嚴後的社會福利運動,相信改變結構比幫助個人更重要。我們相互知道,但沒有交集,直到後來我們開始批判社工師證照制度,舉目望去社工界願意反省證照的人寥寥無幾,你、我加上陶蕃瀛三人因為批判證照被稱為社工三怪。對於這種封號,你從來不以為意,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因為我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當我開始進入行動敘事研究取向後,我們合作指導學生論文的機會就越來越多。你總是能直指人心地點出學生在家庭與親子關係中的核心議題,並在既有的故事中,翻轉新的視角。許多學生把你視為另一個爸爸或另一個媽媽,認為你是他們生命中最瞭解他們的人。這是我很難想像的關係。最讓我無法想像的是,你最愛放學生鴿子,但學生依然愛你!有次我搭你的休旅車南下東海,一上車,你就說:「因為我個子小,所以我要開大車!這樣才有掌控感!」拿自己身高開玩笑,還進行了心理分析,這是屬於王行的幽默!途中,你的手機忽然響了,應該是久候多時的學生打電話,聽見你說:「欸呀!真是不好意思!我忘了今天跟你有約,我現在人在高速公路上!我們再改約其他時間。」這種爽約的事情是我當時絕對不允許自己發生的狀況,但放學生鴿子似乎是當王行學生的日常,居然他們還是如此愛他!讓我匪夷所思。後來,我的學生口試,王行又來一次失蹤記,打給他的時候,他正在陪王媽媽買菜。以後找他口試的學生,我都千叮嚀萬囑咐地要一再提醒他。

2012年社工師考試,我收到邀請出題「直接服務」科目,命題人需要邀請另一位閱卷人。我與王行批評社工師考試只重記憶、不重實務經驗智慧,以及學術透過低錄取率對實務進行宰制,我知道這次出題將會是個對社工界表態的機會,決定要讓社工界看到不一樣的出題,還有提高率取率。我打電話給王行,說明我的想法,王行興奮地跟孩子似地直說:「我對這種體制顛覆的行動沒經驗,你儘管說,我照辦就是!」我們約定把那門科目的平均分數從六十分拉高到八十分,但要從問答題的內容區分有無實務經驗。那次改題對我跟王行都是莫大的折磨,3500份考卷要在過年期間兩週內改完,習慣透過書寫進入他人經驗世界的我們要把答案在二十秒內給出分數,真是痛苦的過程。結果那次社工師考試錄取率高達44%,比次高的25%還高出近20%。這個結果震驚社工界,大家議論紛紛,我們自己也意外原來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可以如此輕易地改變。我們依照計畫,把事情原委寫成一篇聲明,公諸於世。事後,王行打電話跟我說:「我們現在是社工界人人喊打的江洋大盜了!」但他也開心地跟我分享,他的學生很被我們的行動所振奮!一位對社工師考試深惡痛覺的資深前輩知道我們做這件事,直說要請我們去吃牛排。但對我們,榮辱褒貶都已經是次要的,忠於初心才是我們對專業的堅持。沒有王行,這件事我做不了。

2014年我因為擔任所長,因此代表政大社工所參與社工教育學會,剛好那年學會改選,我算算當時學會內部會員有許多支持改革社工教育的伙伴,或許可以推選幾位有理念的成員擔任理監事,於是我草擬了一份參選聲明。展開一連串的聯繫與運作,王行當然是其中成員,王行一如往常地興奮與熱情參與。連署聲明時才發現他不是學會會員,但不想讓他落單,還是把他放進去以增聲勢。在運作過程,我才發現王行對於社團法人的選舉運作完全不熟悉。運作的關鍵在於遊說會員出席,投票支持特定候選人,不能出席就取得授權書找人代理。我們未被列在選票上,要被圈選就已非易事,要動員支持的會員出席就要靠人際關係。就在大家忙於動員之際,有一天晚上十一點,王行忽然打電話給我,我以為他要回報聯絡的結果,沒想到他跟我說,他今天卜了一個卦,說這次選舉一開始會有些困難,但後來就會順利了!叫我放心。當時,我真是哭笑不得!因為王行很認真地卜卦並解說其中含意,但我知道他並沒有幫上忙。我開始擔心,如果我們真的選上了,這些人真的能做事嗎?還好,我們沒有選上,我這才鬆了一口氣。他不見得幫的上忙,但他很真心地用他的方式幫忙你。他一直都在你身邊。

我們一直彼此陷害對方,我編期刊專輯都會找他,他也是;他接下東吳社工學刊主編,我義不容辭地擔任編輯委員。他總是想著幫伙伴創造發表空間,讓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可以被看見。他過世的那個月,我編的男性照顧者專輯才剛出版;而他編的社會排除心理健康專輯,即將在九月初版,但他已經看不見了。該他寫的客座主編序言也變成我的工作。真不想寫這篇序言,因為寫完了,好像王行就從我生命中走出了。好伙伴,至今還是無法想像沒有你的日子該如何?


今天是你的追思彌撒,我在蘭嶼無法為你送行,但在這天地共融的大自然中,我更容易在禱告中與你相遇。別了,王行,一路好走!

2016年12月30日 星期五

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王增勇
看到台灣世界展望會12月29日針對反對同志婚姻議題發出澄清新聞稿,說新聞中不聘任已婚同志的人事政策是美國展望會,與台灣世展會無關,並否認展望會有任何反對或歧視同志的行為。這是個謊言,因為我在2008年受聘為台灣世展會董事,後來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在當年九月被董事會要求辭職,理由是董事對外代表世展會,服務孩子應該保持純潔的形象,捐款人會因此質疑世展會,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模糊的理由主動提出辭呈,不要留下任何記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被否定。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歧視的經驗。我同意主動辭職,但拒絕以模糊的理由提出,我當時寫了一封近三千字的辭職信,一一駁斥我被告知的理由,告訴世展會這是一件歧視同志的事件。這件事我一直沒有公布,因為我不想傷害世展會,直到我看到這封新聞稿,我知道八年過去了,世展會並沒有真正面對自己對同志的歧視,當時我在辭職信就告訴世展會董事會,歷史不會忘記這件事。如果我不揭穿世展會的謊言,我不會是最後一個因為同志身份被歧視的人,世展會寫這封新聞稿的用意,無非是恐懼同志認養人會停止捐款,而非真正面對自己言行不一;一方面口說「愛人如己」,但另一方面又告訴同志,「你們是骯髒不純潔的,不配代表世展會」。以下是我2008/9/16寫給世展會董事會的辭職信。

辭職信:讓我們在主內一起前進

各位董事,主內平安!

直到此刻,我還在想我為什麼要辭去展望會董事的職務,讓我試著藉由書寫釐清我的思緒。

我是個基督徒,也是個出櫃的男同志。去年展望會邀請我當董事時,我並沒有特別提及這件事,因為我認為性傾向是我私人的事,與我是否適任並無關連。七月二十四日一大早我在前往輔大口試的路上,接到會長杜明翰的電話,說要約當天見面。見面時,會長告訴我,他在瀏覽網路時看到我在一對女同志婚禮的結婚上所寫的證詞,因此擔心如果董事們也看到這篇文章,是否會感到震驚。我理解他的擔心,因此同意寫信給董事長黃台芬,告知這件事情。七月二十九日經過多場論文口試後,我終於有時間寫信給董事長。因為三十日晚上正好召開執行董事會,董事長就趁機與執行董事們有非正式的討論,達成要求我自動請辭董事的共識,並請當初邀請我的周聯華牧師、黃台芬董事長、與杜明翰會長告知我。七月三十一日我接到董事長電話,約當天晚上六點半在展望會見面。

我是個基督徒,在天主的愛中,我希望成為祂手中的工具;我是個男同志,在世人歧視的眼光中,我希望成為幫助其他同志看見希望的一盞豆燈。直到三十歲,在禱告中,我接受自己是同志的召叫,相信上帝造我為同志,有祂的旨意,我不再逃避這個身份,相信這是我的十字架。像耶穌一樣,背起這個十字架,即使眾人將向我投石,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與手上的釘痕告訴我,痛苦背後逾越的奧秘。這是七月三十一日我被告知董事會希望我主動辭職時,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浮現我心中,安慰著我。結束前,我同意主動提出辭呈,不讓董事會為難;但我不同意用私人因素模糊帶過這件事,我希望歷史記得展望會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件事。走出展望會辦公室,我才意識到自己剛剛經驗了一場戴著溫柔面具的暴力。在這段平復的期間,我越來越清楚遭受這樣暴力的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每日上演的戲碼。相信我這樣說,很多董事會無法認同,所以我先試著一一針對會議中我被告知辭職的理由提出我的看法,也許你們才會知道為何我會說這是一場社會歧視的暴力事件。雖然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個人因素模糊的理由辭職,不要在董事會的紀錄上留下痕跡,但我希望這樣的一件事情不是白白發生,而可以產生更有意義的互動與對話。

這是個歧視事件?
什麼是不平等待遇?相同的人,卻任意地被不同的對待。什麼是歧視?一個人的能力與價值因為特定的屬性(性別、階級、種族、宗教、性傾向等)而被全部否定。雖然周牧師、黃董事長、與杜會長已經使用最溫柔與婉轉的語言告訴我執行董事會的決議,但我心裡很清楚,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是被否定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後來,在一封解釋為何我遲遲未遞出辭呈的信中,我告訴董事長,我需要時間沈澱,畢竟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差別待遇的經驗。董事長回信告訴我,他對「差別待遇」這四個字深感不安,應該是誤解造成。其實,董事會確實應該感到不安。研究性別的朋友說我用「差別待遇」四個字太過寬厚,因為這件事的本質是對同性戀性傾向的歧視事件。以我自己對性別與人權的理解,我內心知道這是個歧視事件,但我並不打算要以歧視這樣的指控姿態面對董事會。不同於因同志身份被解職的工作權受損事件,我沒有實質利益的受損。我在參與世界展望會董事會的目的是在對兒童福利付出自己的專業,在已經過度繁忙的工作壓力下,卸下董事一職,雖然惋惜,但其實我也鬆了一口氣。更何況我仍肯定展望會對原住民與兒童的貢獻,視各位為主內的兄弟姊妹。也許,我是第一個走入各位生活世界的同志,算是上帝透過我邀請各位進入同性戀的世界。

為了保護展望會而辭職?
周牧師一開始就告訴我,「展望會是脆弱的,如果外界知道展望會的董事是個同志而來質疑展望會,展望會將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樣的質疑。」這個假設性的威脅在我擔任這麼多社福組織的決策者從未發生,也不曾被質疑,我很難想像這件事情會發生。就算真的發生,做為兒童福利組織的展望會為何需要對同性戀議題表態?我擔任董事是因為我的社工專業,不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董事長說,「同性戀不曾是展望會的優先事項,兒童福利才是。」我很同意,但在這件事情上,執行董事會為何不堅持兒童福利優先這個原則,而讓同性戀議題成為我去留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以兒童福利事工的推動為主要考量?我反而覺得如果這件事情被人權團體知道,對展望會所標榜的「愛無國界」倒是一大諷刺;或是同志性別團體號召同志認養人退出展望會,這樣的訴求可能對展望會更有殺傷力。難道這個威脅會比較不真實嗎?

我們還沒準備好?
周牧師說,「為了展望會的好處,請我成全」。會長引述童春發院長的話,說因為董事們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因此「請我憐憫」。一時之間,彷彿我是掌握權力的人,其實不然。口頭說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但要我辭職的決定卻已然成定局;我是否憐憫各位其實並不重要,因為掌握權力的人不是我,而是各位。以「我們還沒有無準備好」做為回應組織內所遭遇的同志相關議題,已經成為基督教會內的標準處理流程,我一點也不感覺做為一個人的尊嚴,反而像是一件事務般地對待。掌握權力的人沒有要求別人憐憫的權利。在生活中面對上帝的旨意,我們必須隨時警醒,豈有權利說「我們還沒準備好」?如果上帝讓我已經出現在你們當中,說「我們還沒準備好」的真正意思是「我們要繼續忽略同志的存在」,而忽略對方的存在正是最主要的歧視形式,這不正是原住民議題在台灣長久以來所經驗到的歧視嗎?我辭職後,是否董事會就會準備面對這件事?我想我們都知道,答案是:不會,大家會假裝不曾發生過這件事,維持我們都是主內兄弟姊妹的和諧假象。

歷史會記得
董事長說,其實這件事很簡單,因為董事對外代表展望會,他沒說完的話是,因此同性戀者不適合成為展望會的董事。我認為,這件事情不只是我個人的事,雖然我並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權益的侵犯,但是我要為同志族群發聲,因為我不會是最後一個為同志身份而被歧視的人,基督教會也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馬上改變對同志的壓迫與歧視。原本這件事情給展望會一個機會在基督的信仰中面對同志的弟兄,作為一個強調愛無國界的組織原本具有超越宗教既有界線的可能,傳達出不一樣的訊息。我覺得遺憾展望會錯失這個機會,但也因此知道我的十字架仍在,我仍會追隨耶穌的腳步前行。也許在人世,我們不會同行,但在基督的愛內,相信我們是一起。

不知道耶穌會如何回答天堂裡為什麼會有同志的質疑?屆時,祂是否會擔心別人不願意上天堂,而請我下地獄?我很好奇。不過,我相信天堂有一塊角落是屬於同志的,如果祂真的擔心,我會告訴祂,我不希罕祂那沒有同志的天堂。

展望會沒有接納同志的空間,甚至無法看見更別提反省自己的歧視行為違背天主愛所有人的原則,這樣的團體我也很難認同,寫到這裡,我想我找到辭職的理由了,請接受我的辭職。

在平安與喜樂中

王增勇

2008/9/16

2016年6月10日 星期五

我那嫁入外省家庭的母親


今天為了跟爸爸聊往事,拿起媽媽珍藏的相本,重新整理母親的舊照片,於是媽媽的故事浮上心頭。媽媽是一個新竹做化妝粉餅的貧窮勞動家庭的女兒,排行第四,跟年紀相仿的二姐最親。從小就知道下雨天不要待在家裡,因為粉不乾,外公沒粉可賣,心情不好就打孩子。當外公打小孩時,二姐寶珠阿姨就蹲在地上挨打,只有媽媽機靈地知道要跑開。外婆是養女,在有錢的外曾祖父家中完全不被重視,當媽媽考上新竹女中成為家中讀書最高的孩子,第一次被有錢的外曾祖母帶去坐轎子遊街,為他們家掙面子。媽媽熱愛游泳,一放學就跑去游泳,在學校被稱為「黑貓」,據說是美女的暱稱。國中畢業後,外公不支持媽媽再讀書,於是媽媽就到警察局擔任科員,遇到當科長的父親,19歲時不顧家人反對,堅持嫁給閩南人口中禁忌的外省人。
爸爸是守寡多年的奶奶最鍾愛的兒子,奶奶對這個搶走兒子的媳婦極為嫉妒,新婚不到三個月,奶奶就搬進他們的新居。嫉妒的奶奶不是急著抱孫子,反而不准爸媽關房門,半夜裡奶奶會起來查房,阻礙爸爸跟媽媽「辦事」。有一次,爸媽只好躲到院子相好,半夜聽到奶奶查房的腳步聲,讓媽媽倍感羞辱,覺得自己在家中竟然像做賊一樣地被對待。長大後聽到這事,只當作笑話,聽不懂一個本省媳婦與外省婆婆之間爭奪兒子/丈夫的戰爭慘烈。極為孝順的父親總是要媽媽忍耐,成全他的孝道。上大學後,媽媽說起這些過不去的往事,心裡就有許多怨恨,我總是要找方法讓媽媽放下這些心中的痛。如果說我的社工生涯有個起點,我想我媽媽應該是我第一個個案。
婚姻中面對外省婆婆的欺侮,都不能回娘家訴苦。每次搬家,家裡的舊傢具都被媽媽神不知鬼不覺地帶回外婆家,長大後到舅舅家才發現記憶中的老家都到那裡去了。從一個勞動家庭嫁到公務員家庭,媽媽總惦記著娘家,也不得不成為救濟娘家的最後管道。小學時,小舅賭博欠債跑路,爸爸拿出三個月薪水擺平。國中時,大舅工作的三環磁磚工廠倒閉,爸爸安插到自己公司上班,連同大舅找不到工作的兒子一同找進去。媽媽一心想幫助她貧窮的娘家。外公過世,爸爸把全公司的公務車都動員了,讓送葬車隊綿延數里,風光下葬。
娘家的親友都說,媽媽嫁的好,只有親近的人知道這她的生命故事背後交織著族群與階級的斷裂,作為她的兒子,我直到她過世這麼久才能看懂。

2016年3月31日 星期四

強制就醫之後呢?從政大搖搖哥談起

六年前到政大任教,被政大學生暱稱的「搖搖哥」,就常徘徊在羅馬廣場與校門之間,他的自言自語、衣衫襤褸、蓬頭垢面讓初見者意識到他的不同,但日久後,政大人知道他不傷人,包容他在同一個空間中,處於自己的世界。他每日的存在,儘管如何怪異或無法理解,但對一個大學而言,代表著我們對多元意見的包容,考驗著我們對一個人存在的尊重,成為政大人活生生的生命教育。
昨天(3/31)中午,搖搖哥被市府人員連同校警,在他常出現的合作社前,在政大師生面前被強制就醫。儘管不願意與多次抗議,搖搖哥被說服坐上專門強制就醫用的病床椅,手腳被束縛送上救護車帶走。消息傳開,政大師生有著很深的悲傷,如同失去一位朋友,政大同學在臉書上開始書寫他們跟搖搖哥之間的互動經驗,有同學紀錄他們辦活動把傳單給搖搖哥,搖搖哥出乎意料之外地不僅聽懂同學的訴求,而且開心地玩起氣球。比較神奇的說法是,有同學看見搖搖哥異常清醒地去速食店買早餐,用精準的話語表達自己的需要,以為搖搖哥不會說話的同學趁機進入搖搖哥的內心世界,才知道搖搖哥是被在政大地靈黑暗勢力控制,才導致他的異常,他常駐政大是為了在靈界守護政大。重點不在於這些說法是否真實或正確,重點是搖搖哥已經被政大人接納成為政大社群日常生活的一份子。他是精神病患,但絕對不只是精神病患,他還是一個人,與政大師生有不同程度連結的人。我相信關於搖搖哥在政大的故事會陸續出現來聲援搖搖哥,向目前陷入恐慌的社會大眾與政府說明,搖搖哥在政大校園中過著他的生活,被我們所接納,我們以自己各自的方式與他的世界產生有意義的連結。他知道他在政大校園是安全被接納的,直到昨天中午之前。
搖搖哥的案例說明一件事,精神障礙者的生活不是光靠醫療就可以支持起來,吃藥穩定病情無法讓人被接納,感覺自己的生命是有意義的。把社區支持這些精神受苦者的紋理重建起來,一如臺灣早期社會中對社區內精神障礙者的接納一般,不用「病人」剝奪他們作為人的尊嚴。過去二十年,我與一群投身社區精神復健的工作者所致力的就是編織出社區中可以支持精障者帶病生活與工作的網絡,讓他們走出病房、走出精神病患的污名。從市療第一家精障者經營的「有何不可」咖啡店、北市康復之友在捷運站經營Easy Coffee、桃源二村專業人員帶著病患一起種菜、慈芳關懷中心、伊甸活泉之家、真福之家為精障者在社區建立屬於他們的家,這些工作者過去二十多年試圖破除精障污名的努力,在這次內湖小燈泡事件之後政府帶頭將精障者視為代罪羔羊的舉動中歸零。我可以想像他們目前在工作中正窮於面對這次事件對病友的傷害,但無法想像他們面對政府官員與少數社工學者(我真心相信他們是少數)急於將精神障礙者從社區脈絡中孤立出來,貼上標籤,送進醫院與社會隔離,完成他們的人口淨化工作,內心是有多麼悲傷。

2015年3月10日 星期二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王增勇、陶蕃瀛、萬心蕊、王行
社工教育學會這週即將改選理監事,我們站出來,希望社工教育可以有新的氣象,因為我們看到社工教育的危機:
1.         在社工師考試制度下,台灣社工教育正逐漸失去大學教育應有的自主性與多樣性。貼滿紅榜的系所公告欄,說明了大學社工系所已經淪為填鴨式的補習班,失去探詢真理所需要的學術批判與對話空間。一切為考試的教育限縮了大學教師在教學中,碰觸學生生命的過程中,幫助學生發展屬於自己的助人能力。
2.         實習原本應該是社工教育中,讓學生從實踐中體會社工的價值與精神,但在缺乏尊重實務經驗與智慧的情況下,實習在社工教育的功能一直無法透過學術與實務的平等對話與參與下推動。考試制度更讓實習淪為社工學生必修的一門課,學校實習督導老師的不足,加上學生人數的大量增加,更嚴重擠壓實習機構的人力。
3.         最後,原本多元取向的社工教育(政策取向與實務取向),以及因應不同學生族群的社工教育機構(技職與高教),在系所評鑑下,社工教育被迫服膺主流高等教育學校對社工的狹隘定義,忽略了社工教育的在地性與因學生特性而應有的差異教學彈性。
4.         社工作為一種應用科學,本就應該吸收不同學科(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教育學)的思維,透過實務的萃煉與社工個人生命經驗的整合之後,發展社工成為一個可以運用自己去助人的專業。但是在社工師證照的專業本位主義下,社工教育逐漸變成排他的學科,非社工本科系的教師被排擠,甚至仇視,忽略了社工發展路程的多樣性。
5.         我們也看見社工教育體系依照高等教育大學與技職大學加以階層化,技職大學的社工教育被認為是次等的,忽略了技職體系的教師所面對的學生往往來自於中下階層的家庭,其教學所面臨的挑戰根本不同於高等教育的學生。幫助與支持技職體系社工教師改善其教學環境,並發展屬於其處境所需的教學能力,才是社工教育社群應該著力的重點,而不是透過系所評鑑,從高教體系的標準貶抑其價值,讓技職體系的師生一直處於被輕視的處境。
我們認為,台灣社工教育正面臨關鍵的轉型期,未來台灣社工教育應該要:
1.         把教育主導權從社工師考試制度中拿回來,讓教學與考試脫鉤,還給教師教學的自主性。
2.         系所評鑑的主導權應向教育部爭取由社工教育學會以社群自律的方式辦理,發展社工教育社群的同儕認證制度,經認定合格的社工系所即可授予社工學位,但課程內容應允許各系所因地制宜的發展其特色。
3.         創造學習平台,讓社工教師可以交流與切磋社工教學的經驗,而不是以標準化課程作為規範社工課程的方式。
4.         以社工教育學會之名,為社工教師向各校爭取更好的教學環境與教學條件,提升社工教師在學校的生存條件。

5.         強化實習在社工教育的深度,促進與改善學校和實習機構之間合作夥伴關係

2015年3月1日 星期日

回應沈後山對《親愛的社工,我把錄取率提高到44%》一文的回應

這篇文章顯然是後山在2012年台社年會後寫的,但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直到最近被轉貼到臉書上,因此才有機會回應。回應是因為後山面對議題的批判性與誠懇,同時也希望藉此社工界建立彼此對話的習慣。

在回應後山對我的文章的閱讀之前,我先摘要這篇文章的目的與三個訊息,這篇文章記錄我反思2012年社工師考試的命題行動,對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我提出三個觀點:
 一、 強調標準答案的考試形式迫使社工知識只能以強調客觀中立的實證科學知識呈現,無法涵納對社工實務很重要的經驗知識與倫理知識。因此,我嘗試在申論題的形式上試圖展現另一種出題的可能。
二、 考試制度神秘化命題委員的權力,掌握出題權力的學術老師雖掌握了定義社工專業知識的權力,卻不需要對社工界說明與交代,因此自己出題背後對社工專業的想像也沒有接受社工社群的討論與檢驗,導致社工師考試無法成為社工社群集體討論台灣社工專業的對話過程。面對一群匿名出題的社工老師,應考的社工學生只能背誦與接受被認為是考題的社工知識。因此,在出題與閱卷之後,我決定現身,以出題委員的身份將這次出題過程自己對社工專業的想像與期許對社工社群有所說明與交代。
 三、 在社工師證照制度日益形成一種對社工專業的規訓力量,我認為可能反抗的策略之一是提高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以降低社工師考試對社工員的宰制力量。因此,那次考試的給分標準,我與王行共同決定把平均給分標準提高,而的確後來造成當次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大幅提升。

這三個觀點彼此相扣,要解構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的規訓權力必須回歸根本的問題,社工專業需要的知識典範是什麼?是目前國家考試制度所獨尊的實證典範所生產的工具性知識,或人與人互動中所需要的詮釋典範的互動性知識,抑或是幫助弱勢者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批判典範知識。第一點的討論我在《後證照時期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如何自我解殖?》一文中已經有論述,在此不再重複。其次,正因為實證典範知識所宣稱的客觀中立所形成的權威,讓考試制度成為社工專業的權力階層化來源,這種考試制度所形成的社工內部專業階層必須要被反省與解構。出題委員的權力必須回到社工社群中被民主化程序所檢視,不然這種權力無可避免地就會被濫用。這種反省必須成為社工社群的討論議題並有共識,考試制度的權力關係才有可能轉變。在這兩種基本議題的對話尚未展開之前,現有考試制度可以如何轉變與鬆動是短期間需要思考的議題。不過,後山並沒有特別回應我想討論的這兩個觀點,而只討論了「提高錄取率」作為一種反抗的有效性是否恰當的問題。 

社工師考試制度可以如何改善,我與王行在這次行動的目標「提高錄取率」是後山所質疑的。我同意後山的質疑,如果反省沒有進入更深層對社工專業的知識典範與社工社群的民主化的討論與反省,單單靠「提高錄取率」不足以改變社工師考試制度對社工專業的規訓與宰制,甚至只是掩飾了矛盾。我的文章被轉貼,甚至被很多人認為只要王增勇或類似王增勇之類的老師出題,就可以解決社工師證照所帶來的社工內部殖民問題,那就值得擔心。 

後山看見的是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與脆弱,其實也是我個人的擔心。2012年中有關專精社工師的討論,對社工師證照有意見的伙伴曾經集結過,但並沒有延續產生任何行動,我就看到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那次的行動是我與王行的個人行動,不是社群集結的組織行動。受到命題委員在考前不能洩漏身份的限制,我們只能在成績公佈之後,才能透過文章揭露此次行動的始末。因此,反證照的伙伴無法參與,對於我們行動背後的思考無從事前或及時得知,也就無法事前形成集體共識,更遑論提供進一步的意見。當超高錄取率的消息曝光後,後山與許多伙伴在得知社工師錄取率大幅提升時,曾陰謀論地想這是體制對社工更進一步的納編過程,以回應社工人力不足的問題,或是為專精社工師考試鋪路。的確,如果社工師考試錄取率大幅提升,考上的人更多,對社工師考試的合法性就不再會有太多批評,進入社工師證照制度的人就必然會支持這個制度的存在,想改變這個制度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反證照的人就會失去著力點。後山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再說一次,我認為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社工知識典範的辯論以及社工師考試制度背後的權力關係。 

最後,我想回應後山在後記中提到比較露骨的批評:「我挺想知道二王對於自己在玩這場權力遊戲更深刻的反思和理解以及他們自己對於長期反社工師證照到入圍出題的自圓其說」。後山以「自圓其說」來命名我們的行動,反應了他認為我們在反證照化立場的前後不一,既然反對證照,為什麼要去參與社工師證照考試的出題?我的回應是,我反對目前證照制度對社工專業帶來的權力關係,而不是證照制度本身。如果一個證照制度是以社群自治、民主參與精神為原則所建置,我會贊成這樣的證照制度。參與社工師考試的出題,就是要凸顯出題委員所掌握的權力應該要對社工社群負責,而不是國家機器,我才會事後書寫,對社工社群進行說明與交代。因此,對我而言,參與出題一樣可以是對現有證照制度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提出批判。 

不論是基層社工或是學者,我們有不同的戰鬥位置,都可以對證照制度提出反省。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基層社工的行動叫「反抗」,而學者的行動就變成「玩權力遊戲」?我從不認為我在玩權力遊戲,在這次行動中,我為我的表態付出我應付的代價,而且不後悔我的選擇。以社會位置來判斷行動者行動的意義,而不去看權力是如何被使用以及行動對權力關係造成的結果,這種對權力的本質化觀點形成基層社工對學者一種普遍性的妒恨情緒。以「你是學者,你的條件跟我們基層社工不一樣」來區隔彼此,無法利用彼此的差異,達到互補與加成的效果。這種妒恨不也正是基進社工社群不易團結的主要原因?

2015年2月8日 星期日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嗎? 今天剛結束的社工師國家考試,其中《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科目以選擇題的形式測試考生對於原住民在台灣社會中成長歷程所經驗的族群認同困境,題目背後反應出漢人對原住民的施捨恩給心態與專業傲慢,實不足取。國家考試以保障專業人員的素質為目的,但社工師考試卻透過考題複製與強化對原住民族的族群歧視,讓新一代社工師對自身即將擁有的專業權力缺乏多元文化的反省,這樣的狀況值得社工學界應嚴肅面對。 考題原文是這樣寫的:「當某個原住民青少年在族群認同上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時,他所可能面臨的後果為下列何者?(A)妥協(B)疏離(C)雙文化觀(D)同化」。自我認同是個案工作中社工員首先要處理的議題,也是與原住民一同工作時必然會面臨的問題。做為社會中的少數民族,台灣原住民族掙扎在傳統與漢人主流文化之間,這種文化衝突稱為「文化斷裂」,往往導致處於青少年時期的原住民無所適從。這個題目以尋求自我認同階段的青少年發問,是切合原住民人格發展歷程所遭遇的問題,但問題出在題目文中「拒絕漢人文化及其所提供之各種機會」預設漢人社會對原住民所有的作為都是「機會」,而排除了漢人社會對原住民的作為常常是「壓迫」、「限制」,甚至「殖民」的手段的可能。 這個預設漢人提供給原住民的都是機會,背後反應的是許多漢人覺得原住民已經得到很多福利,為什麼還不滿足?問題背後隱含著,原住民青少年族群認同的問題是根源於他「拒絕」認同漢人文化,以及漢人文化所提供的種種「機會」。出題的社工老師,如同許多漢人一般,只看到原住民考試加分,卻沒看到課程內容不教授原住民的母語,也不反應原住民的歷史與生活世界,讓原住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失去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漢人只看到原住民老人五十五歲就可以領津貼,卻看不到原鄉醫療資源的貧乏、勞動條件的不足、從事高職業傷害風險的行業等結構性因素造成的平均餘命足足低於國人九年之多。對原住民議題缺乏結構性分析與歷史反省是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歧視一直無法根除的原因,這次出題所反應的正是這樣的漢人中心觀點。 這個題目的語法以因果關係來連結「拒絕漢人文化」的因與選項中的「後果」。從邏輯上推演,答案很清楚,就是「疏離」。如果已經拒絕漢人文化,就不會「妥協」或「同化」;如果已經拒絕,就不會接受漢人文化而變成「雙文化觀」(雖然我從沒聽說這個名詞)。出題老師很肯定的認為,原住民青少年拒絕漢人文化就會變成一個疏離的人,我猜他的意思是和漢人文化疏離,而變成一個需要社工介入與輔導的個案。其他三個妥協、雙文化觀、同化(也就是接受漢人文化)的原住民就不會有問題。這背後的漢人中心觀點透過選擇題的形式(只能有一個正確答案)要求所有考生必須接受與認可。 以因果關係來分析原住民青少年的族群認同議題,忽略了認同是多元交織的流動歷程,而不是單一線性因果所決定。原住民的自我認同,會受到他的族群集體社會型態的影響,一個原鄉長大的原住民兒童,他的的族群認同往往是從同質性高的小學跨進平地以漢人為主的國中,才遭遇強烈衝擊,而都市原住民往往自上幼稚園開始就面對族群身份問題。利格拉樂˙阿女烏曾記錄過一位初進幼稚園的都市原住民兒童面對老師對原住民的質疑時,回家跟爸爸說:「爸爸,我們為什麼是山地人?我是山地人嗎?」在原住民被殖民的歷史下,在現代與傳統社會的多元力量之間被持續拉扯,原住民的族群認同呈現極大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已經不是考題中所謂的「雙文化觀」所能捕捉的。 學者LaFromboise, Trimble, & Mohat (1992)依照涵化程度將原住民的自我認同分成五種:1.傳統的(traditional):只接受傳統文化的人;2.過渡的(transitional):同時說兩種語言,對傳統有基本質疑,卻也質疑主流文化;3.邊緣的(marginal):兩邊都不接受的人;4.同化的(assimilated):只接受主流文化的人;5.跨文化的(transcendental):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這個模型試圖打破了非原住民將原住民同質化的刻板印象,呈現了當代原住民自我認同的多元可能性,不過這樣的模式所預設的現代與傳統二元連續,可能仍不足以說明當代原住民所處的多元處境,應有多軸線以反應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有多元對象的可能性。 多位社會工作學者以此提醒社工員必須要尊重原住民在自我認同上所選擇的位置,而不該以單一原住民認同期待所面對的案主,因此Lee(1997)強調原住民社會工作者應有反思的態度。至於如何在進行諮商時,開放對案主的世界觀保持開放,Richardson (1981)建議以下策略:承認你的無知、看見正向力量、用聆聽來協助、使案主舒適、回饋使案主知道你在聆聽。在加強社工員的反思能力上,Brant(1990)將原住民的歷史處境納入專業反省中,建議專業工作者要瞭解原住民因應過去艱困的生活環境發展出其生存的價值體系與行為倫理,使團體得以存續。處於優勢地位的非原住民專業者必須有所瞭解才能真正協助原住民案主。相同的,Herring(1999)認為原住民諮商應採用促進主動的發展觀點(Proactiv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諮商者應對原住民過去與現在的歷史與文化有充分知識,並將政治與社會經濟力納入考量,瞭解一個地區的教育、就業、都市化、醫療影響、政治參與、宗教、語言、日常生活與社會關係,扮演系統改革者,創造一個肯定文化差異(culturally affirmative)的環境。 看來,台灣出題的社工學者在原住民的議題上,仍需要多讀書,多反省。每次社工師考試都反應每個社工世代對社工師的期待,透過考試,我們在定義社工,也在傳承社工的價值觀。不可不慎!

2014年12月29日 星期一

專業本位主義不是專業---回應林萬億「為何我堅持社會局長是社工專業?」一文

回應林萬億「為何我堅持社會局長是社工專業?」一文 台北市社會局長許立民的任命引發社工界內部的討論,林萬億老師寫了一篇長文回應。我相信也理解遴選委員在過程中,希望推出理想人選,但最終柯文哲市長在時間壓力下,沒有採納委員會推薦的人選,遴選委員因而感受到不被尊重與委屈,愧對社工界而召開記者會。林老師是我尊敬的師長,他對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投入是我所敬重,也因此認為他的意見值得花時間回應,所以我們可以持續對話與討論。 社會局長由社工專業同仁出任,我個人會樂觀其成。我切入這個議題的角度,從來不是林老師的命題「社會局長是否一定要社工專業」,而是由市長邀請的遴選委員是否適合「如此強硬堅持」社會局長一定要社工專業。這比較涉及我們在民主政治下,對遴選委員的角色認知與分際拿捏。 我們每個人對社會局長都可以有我們的堅持,我可以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堅持社會局長一定要是女性;我也可以從性別多元的趨勢,要求社會局長應該要是同志。但重點是,為何遴選委員可以自我膨脹以為自己就是市長當選人,而認為市長不能不採納遴選委員會的堅持? 在社工界討論社會局長是否應該具社工專業,就像是茶壺裡的風暴,答案一定一面倒地支持,我們自己討論的起勁,但沒有聽到服務使用者、病友團體、家屬團體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支持社會局長必須由社工專業擔任的論述(殘盟與老盟是遴選委員,但沒聽到他們從使用者的角度進行論述)。我記得當南投縣長林宗男將九二一生活重建中心移交給公所時,我和當時被解聘的社工召開記者會抗議,一樣義正嚴詞,但有人質疑:如果你們真的做得那麼好,為什麼沒有民眾出來支持你們?那時,我突然無言以對。如同林老師說的,我們努力不夠。如果有一天,社會局長不是社工專業擔任,而不等社工界自己出來討伐,民眾會出來跳腳時,社工專業所期待的肯定與認同才是真正的肯定與認同。林老師說,希望社工為案主出來堅持社會局長由社工出任,我很懷疑,如果案主發聲時,他們是否會堅持社工來擔任社會局長? 我認同林老師的文章所指出許多社會福利行政體系的問題,但我無法認同林老師把這些問題全部歸因在局長不是社工專業上,彷彿只要局長是社工專業這些問題都不再是問題。我更無法認同林老師把非社工背景的社工老師做為社工專業去專業化的罪魁禍首。 社工去專業化是發生在新自由主義與管理主義的脈絡下,社工被視為生產線的環節之一,社工的勞動過程被標準化地規範與指標式地評鑑,而不被給予充分的信任與空間去進行專業判斷。去專業化是指出社工勞動被體制異化的過程,從來不是指向社工教師是否具備社工學位。 林老師錯置「去專業化」的討論脈絡,將這次事件所引發社工界內部的同仇敵慨情緒,導向非社工背景教師的說法,不僅抹煞非社工背景教師的貢獻,也違反社工專業向來強調的全人觀點與生態觀點。也就是,一個社工教師是否適任不取決於他的學位是否社工專業,而取決於他這個人能否將所學貢獻於社工實務與知識的生產與累積,他是否夠努力把社工的知識生產與生命經驗整合讓學生看到社工的精神與典範。 只以學歷評判一個教師的價值,是專業本位主義,因為我們不再看到一個人。但這種專業本位主義不正是這次事件所反應的立場,這也是我們過去證照化背後的邏輯,以學歷、以證照、以出身來判斷一個人是否可以是好社工。只從外在條件看人,失去對人的尊重與人文關懷,社工專業如何還能稱自己是專業?

2012年7月5日 星期四

在藝術中看見精障者

去年九月我回到當初念碩士時實習的機構,紐約活泉之家,這是一個以社會心理模式提供精障者的著名社區復健服務方案。時隔二十年,活泉之家最大的改變是他走出「服務」精障者的服務典範,進入到精障者主導的賦權典範,讓對精障者抱持刻板印象的社會大眾有機會進入精障者的生活世界。就在曼哈頓中城西區的第九大道上,活泉之家為精障者開了一家藝廊,專門展出精障者的藝術創作。 當我與同行的學生又慧專程抽空去參觀之際,兩位中年婦女漫步走進來藝廊,原來他們都是創作者。於是他們開始興致勃勃地跟我們介紹他們的作品,展開了一段我與精障者相遇的歷程。他們笑容中所展現的自信與自豪至今讓我印象深刻。藝術開啟這些精障者與外界溝通的橋樑,我們可以超越社會隔閡或社會關係,而以他們的世界為主,進行交流。
圖中這位婦女他的創作是把他收到的社會福利署的食物券公文剪貼而成,冰冷的公文裡去個人化的語詞,如「案號」、「以下告知申請人有關食物券的申請決定」、「本案法律依據為」,被這位婦女裁減下來,納入畫作中。這個把公文「粉碎」的動作極有意義,或許在現實生活中,精障者對這樣的公文沒有太多反抗的餘地,只能默默接受政府的決定,但「把政府公文剪碎」這個鮮少有人民敢做的事,象徵了他對國家權力的厭惡,拒絕自己的主體被「去人格化」的對待。
這些冰冷的政府公文碎片被他重新拼湊、鑲嵌進入代表生命的花朵、小動物所交織而成的豐富生命景象中,而展現創作者對自己生命的看法,反轉國家與社會對精障者生命化約為「福利依賴者」、「無生產力」、「社會寄生蟲」的負面標籤。
我對他的原創性讚嘆不已,他也對於他的作品能讓一位台灣的教授與博士生稱讚感到自豪。從畫中,我沒看見他是否得到政府食物券的補助,但我相信那已經不那麼重要,因為這個畫作已經昇華的那份公文,無損於他生命的豐富。

2012年4月17日 星期二

難得的單純

2011.10.06. 與德國智障者在機場的相遇 四天的會議後,我終於要踏上歸鄉的旅程。提早三小時抵達法蘭克福機場,我買了一杯麥當勞的奶昔,縱容自己一杯兒時的甜食,一面看著機場飛機在天光乍現的開闊視野中起降;一面打開筆電,將自己的思緒化成文字。這是一段難得的、與自己相處的寧靜時光。 忽然間,我隔壁桌來了一群熱鬧、彼此開心說笑的智障者,手中拿著兩袋麥當勞食物與飲料,他們顯然對於即將開始的旅程非常期待。靠近我的一位男生,看著我,忽然開口對我說起德文。我委婉地抱歉說,我不懂德文,但我意識到他們可能在問我是從哪裡來,於是我跟他們說,我從台灣來。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否知道台灣在哪裡,但顯然他們很想繼續跟我聊天。一位女生用英文跟我說,「你會說英文,但我不會說英文!」,很矛盾地,雖然他已經宣稱他不會說英文,但我們還是只能繼續用英文跟他溝通。接下來,他用英文自我介紹,並一一介紹其他人給我認識。我一一點頭致意並覆誦他們的名字。這下子,他們可高興了,彼此知道了名字似乎就成為好朋友,他們集體決定要歡迎我這個新朋友的加入,於是第一位跟我說話的智障者開始起頭唱歌,他們開始集體唱一首我完全沒聽過的歌,但因為音量不小,旅客們開始抬頭注意我們這裡的動作,以為發生什麼事。我有些尷尬,只希望他們不要越來越興奮,或是唱歌越來越大聲。其中帶頭的一位較年長的智障者也注意到這個危險,示意大家適可而止。 接下來,帶頭唱歌的那位智障者舉起他的杯子要與我乾杯,可惜我早已經把奶昔喝光,我只好尷尬地舉起空杯跟他致意。他對於我的空杯顯然無法接受,他決定要跟我分享他的咖啡,就執意拿走我的空杯,小心翼翼地分一半咖啡到我的杯子裡。我滿心感動地舉杯一飲而盡,這是我喝過最貼心的咖啡。在種族歧視嚴重的德國,我從不期待如此迅速地被接納並具體分享了他們所擁有的東西。這短短十分鐘的互動,我經驗到人性的善良與美好,超越國界、種族與障礙。臨走前,他們問我,你喜歡德國嗎?我毫不思索地說,當然喜歡,沒說出口的是,那是因為你們。祝福你們,我親愛的弟兄姊妹。

2011年5月4日 星期三

家庭外勞應納入長照體系

家庭外勞應納入長照體系
2011-04-29 中國時報 【陳正芬、王增勇】
 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的行政院《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對於多達十八萬的家庭外籍看護工,僅規範其應受訓練,我們認為不足以解決目前外籍家庭看護工與長期照顧雙軌制所造成的諸多問題。政府需要更積極地將外籍家庭看護工整合進入長期照顧體系,才足以保障照顧服務品質與外勞的勞動權益。
 目前政府規定,使用外籍家庭看護工者不能使用政府補助的長期照顧服務,因此形成雙軌制度,民眾被迫在外籍家庭看護工與國內長期照顧之間做出抉擇。自一九九二年開放外勞以來,因為國內長照服務的不足,外勞成為民眾不得不的選擇,此一「補充性」人力之人數從一九九二年的三○六人一路攀升至二○一一年的十八萬多人。相對地,同時期政府大力發展的本國居家服務使用人數,卻僅及家庭外籍看護工人數的十三%。
 相較於以鐘點計算且僅在日間時段提供的居家服務,對許多有職照顧者而言,若下班後還須承擔照顧責任,體力往往不堪負荷,提供二十四小時貼身照顧的外籍監護工,無疑具備服務時間高度彈性的優點。另一方面,須遠離家園與親人、長期被貼上「不孝」汙名的機構式服務,往往成為最後的選項。致使外籍看護工脫胎換骨成為符合我國孝道傳統的在地老化服務模式。
 但是,長照政策將雇用外勞家庭排除在國內長照服務之外的效應是,讓家庭與外勞獨自承擔照顧重度失能者的負荷,導致家庭外勞照顧是透過違反相關勞動法規與剝削外籍看護工的形式執行。絕大多數的外籍看護工皆與被看護者同居一室,看護工常難以獲得足夠的休息;外籍看護工在雇主要求下違法從事管路照護或更換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雇主濫用外籍看護工的結果即是照顧品質的下降;例如外籍看護工因身心負荷,致使工作疏忽而致被照顧者跌倒受傷。剝奪外籍看護的勞動權益,實則是間接損害了對被照顧者的照顧品質,也讓台灣人權記錄留下汙點。
 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外籍看護工早已成為我國主要的長期照顧人力。為了改變雙軌分立的長期照顧政策,外籍看護工應被納入長期照顧政策架構下整體考量,《長期照護服務法》不僅不應排除家庭外籍看護工的適用,更應讓本法成為終結雙軌制長期照顧體系的開始。我們建議以下步驟:
 首先,讓外籍看護工的管理訓練與勞動條件逐漸與本國籍居家服務員趨於一致,落實每工作六天給予一天休假日的勞動條件。其次,應規範人力仲介公司的業務侷限於外籍看護工的人力媒合,外籍看護工進入家庭場域後的管理與指導,應由熟悉家庭內照顧工作的居家服務單位進行,讓國內重度失能者都可一體納入長照體系的管理與支持中。目前雇主繳納的每月兩千元就業安定費,應可勻撥部分成為家庭外勞督導方案的財源,同時不額外增加雇主的負擔,而又能夠確保服務的品質。而看護工休假或返國期間的人力需求亦可透過居家服務單位協助雇主媒合本國居家服務的進入。
 最後,我們建議逐步將家庭外勞的聘僱模式由目前的個人聘僱改成居家服務機構聘僱,根本解決家庭外勞勞動權益無法被保障的問題;同時也讓雇用外勞的家庭可以要求機構對外勞的教育訓練與服務品質負起責任。
 唯有外籍看護工與本國籍長期照顧體系逐步銜接與配合,才有可能讓外籍看護工的勞動條件獲得保障,如此,方有可能讓雇主與外籍看護工之間的關係,不再是支配與剝削的衝突,而可有機會發展為互賴與互信的伙伴關係,也才能保障被照顧者的品質。(陳正芬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王增勇為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副教授)

以公評人制度保障長照使用者權益!

以公評人制度保障長照使用者權益!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 王增勇
目前二讀中的行政院版本長照法被批評為「長照管理辦法」,但即使是管理辦法,也是個拙劣的管理辦法。行政院版本高度依賴外在控制機制,例如立案門檻、長照人員的證照制度、服務的評鑑制度等,這些措施仍無法及時地反應長照服務使用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長照使用者高度依賴長期照顧,因此民眾與家庭面對長照體系的不當對待往往不願意也不敢提出異議;一旦權益受損後,行政與法律救濟管道往往緩不濟急,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因此長照使用者的權益保障措施必須更為積極,我們認為最好的服務品質管理機制就是充分支持使用者的發聲,透過使用者來監督服務品質,因此使用者的權益保障措施才是最有效的管理制度。
多年前,衛生署帶領一批專家學者到北歐考察長期照顧機構式服務,面對北歐完善的機構照顧,一位衛生署業務承辦人就詢問機構負責人他們是否有政府頒佈的機構管理辦法與機構評鑑標準?機構負責人居然回答說,「沒有!」衛生署官員滿心疑惑地說,「那你們怎麼確保服務品質呢?!」機構負責人說,「我們的住民都很清楚他們的權益,我們做不好的地方,不必等政府來糾正,住民已經先抗議了!」可惜,這段故事帶給我們的省思並沒有呈現在行政院版的長照法,長照服務的管理還要依賴專家學者的外來鑑定,還是讓最切身的服務使用者與家庭來監督?我們的立場是,長照體系的管理必須讓人民有機會參與。
由民間長期照顧監督聯盟所提出的版本,建議四個層次的長照使用者權益保障措施。除了行政院版本已有的兩層民眾權益保障,申訴與爭議審議。因應長照使用者的弱勢地位,我們希望在申訴制度與審議制度之間能增加英美行之有年的公評人制度(Ombudsman),作為第三層權益保障措施,以提升長照權益損害事件的處理效率。
公評人制度起源於部分沒有家人探視的弱勢失能者在長照機構內受到虐待的事實,因此設立長照公評人定期訪視這些弱勢長照使用者,並監督其服務品質。後期,長照公評人延伸變成政府所聘任、具有獨立調查法定權力的弱勢代言人。如果民眾申訴後,無法接受地方政府的回應,長照公評人可以介入調查,對長照體系中因管理不當而導致的不公正現象,進行調查,糾正地方政府或服務提供者的管理不當。這種現象在目前長照十年計畫中就已經發生,但未受到重視。居家服務是目前長期照顧中最受民眾歡迎的服務項目,因此中央編列的居家服務預算往往在年中即已面臨經費用罄的窘境,地方政府往往以不開案或是刪減既有個案的服務時數來處理預算不足。這些作法明顯地損害長照需求者的權益,但因為民眾高度依賴這些服務,因此往往只能敢怒不敢言。
針對政府執行長照可能產生的嚴重失職,我們建議第四層權益保障措施,就是公益訴訟。當政府失職時,公益團體可以代表權益受損的民眾向法院提出司法訴訟。英國最有名的長照公益訴訟,莫過於英國最高法院對地方預算不足拒絕提供服務的判例。英國最高法院以長期照顧是保障失能者生存權益的必要條件為由,判決地方政府不得以公務預算不足而拒絕提供服務,並要求地方政府即使挪用人事費用都應該要提供服務。這個判例凸顯長期照顧體系需要管理的不只是長照提供者,更包括政府本身。

這樣的長照法 你能放心?

這樣的長照法 你能放心?
【聯合報╱王增勇/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台北市)】2011.04.12
在台灣於一九九三年進入老人國的十八年後,行政院終於將長期照護服務法送至立法院,但其內容乏善可陳、缺乏政策願景、對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充耳不聞,根本無法為台灣高齡化社會建立可長可久的長期照護制度。
目前長照法沒有回答的問題,至少有三:
第一、受到家庭倫理文化的深遠影響,約八至九成的長期失能者住在社區中由家人照顧,換言之,家庭照顧者是目前台灣長期照顧的主力,因此支持這些正在提供照顧的家庭照顧者就能照顧好八成以上的失能者,但長照法對於這些任勞任怨的家庭照顧者沒有提出具體支持服務的內容與策略,僅在附則中提到「支持性服務」,國家仍然拒絕看見讓承擔照顧重責的婦女。
上個月生病老年夫妻一同自殺、去年底台北王老先生釘死老妻、去年初高雄媳婦殺死生病多年的婆婆,到底台灣還要發生多少照顧者的悲劇,才能讓政府看見家庭照顧者所承擔的照顧壓力?
第二、十八萬外籍看護工是長期失能者家庭尋求替代照顧的主要來源,由於申請外勞的條件必須是需要廿四小時的照顧,使用外勞的家庭必然是最重度失能者,但這些使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卻被排除在長期照護體系之外。外籍看護的教育訓練與管理都由家庭承擔,外勞要休假形成家人無法休息的困境,於是家庭外勞變成無日無夜的照顧者,直到外勞身心崩潰。
二○○三年故國策顧問劉俠被印勞毆傷致死、二○○六年台中印勞殺傷雇主與其子女、二○○六年越勞殺死被照顧的老太太後跳樓致殘的事件都歷歷如新,但行政院版本的長照法卻無意整合目前外籍看護與長照體系,透過家庭外勞的納入管理確保服務品質,與透過喘息服務的介入讓外勞獲得規律休息,同時也保障受照顧者及其家人的權益。
第三、偏遠地區的長期照護服務由於服務量未達經濟規模,人員培訓不易,以致長照服務嚴重不足,多年來對偏遠地區民眾形成雙重剝奪。具有文化特殊性的原住民更承受次等公民的對待。在長照十年計畫明列推動的七項社區式服務中,原住民鄉鎮僅送餐服務與關懷據點有服務量,其餘服務(日間照顧、喘息服務、家庭托顧、居家復健)皆付之闕如;五十五個山地鄉中,廿三個山地鄉只有不到五名照顧服務員可以提供服務。
如果長照保險是長照法通過後的下一步政策,偏遠地區的民眾與原鄉的原住民將面臨「繳同樣保費、卻沒有相同享受服務的權利」,形成極度的不公平現象,而長照法對目前長照體系的城鄉差距問題也同樣隻字未提。
面對這樣的長照法,你怎麼可以放心讓它通過呢?
【2011/04/12 聯合報】@ http://udn.com/

2010年12月29日 星期三

家庭照顧者無法承受之重!

2010-12-29 中國時報 【王增勇】
 八十四歲老先生殺死結髮五十餘載妻子事件震驚社會。我認為要理解王老先生行為的關鍵,在於王老先生過去十多年所背負的家庭照顧者角色,以及目前家庭照顧者在政策上所遭遇的不友善對待。
 以照顧家人作為每日生活的重心,往往讓家庭照顧者逐漸失去自我、而以家人需求為中心。許多家庭照顧者可以如數家珍地說家人喜歡吃的菜,卻說不出自己喜歡什麼,甚至連自己生病都不以為意。在王老先生眼中,他自己是妻子唯一可依賴的照顧者,這是家庭照顧者常見的心態。
 不幸的是,我們國家的長期照顧政策對家庭照顧者並不因此採取更積極態度。
 首先,家庭照顧者在長期照顧服務需求評估過程中,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資源,有家人就代表有人照顧。因此,目前長期照顧體系沒有以家庭照顧者為對象的獨立需求評估,導致家庭照顧者的需求不被看見。像王老先生身為配偶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照顧者,出院後就由他負責而結案。至於他八十四歲的高齡以及長達十年的照顧期間,就未被醫院視為需要輔導的個案而加以轉介給社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加以後續追蹤輔導。
 其次,目前長照十年計畫雖有提供喘息服務,但是因服務型態過於僵化,使用率一直偏低,無法成為家庭照顧者可以依賴的服務資源。喘息服務徒有名無實。
 第三,長期照顧政策對家庭照顧者使用服務限制重重。使用外籍看護的家庭,無法申請居家服務;申請特別照顧津貼的家庭照顧者,必須是中低收入戶且待業的成人,請領後不准使用居家服務或日託服務;如果使用居家服務,就不能使用日託服務。其結果就是,家庭照顧者無法從目前的服務體系中得到充分、有彈性且可信任的替代服務,可以把照顧責任交託出去。
 如果家庭照顧者努力申請國家支持,可能的選項是:家中有重度失能者,台灣的家庭照顧者只能依賴外籍看護,並且要求她不能休息,因沒有替代服務可申請;或是請領一個月五千元的照顧津貼,自己一人獨自面對全年無休的照顧工作;或是使用其中一項服務資源,其餘都靠自己來。家庭照顧者多半會在這種種挫折中退卻,選擇獨自承擔照顧者的重責。當國家政策如此不友善地對待家庭照顧者,我們何忍苛責王老先生在承擔長時間孤獨的照顧工作後,因看不到希望,渴望結束當前以及可預見的痛苦時,所採取激烈手段?
 對於照顧者,社會當使他們不因照顧責任淪於匱乏。這種支持照顧者是公共責任,而不是個人或家庭可以獨自承擔的。但目前台灣社會沒有提供家庭照顧者應有的支持,王老先生代表著台灣眾多正在經歷漫長又孤單的家庭照顧者旅程。是台灣全體社會沒有盡到支持家庭照顧者該有的公共倫理責任,才讓王老先生做出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決定。(作者為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政治大學社工所副教授)

2010年2月13日 星期六

回到誰的家?小心「慈善」背後溫柔的箭

回到誰的家?小心「慈善」背後溫柔的箭
王增勇(陽明大學副教授/台社成員)
高雄縣杉林鄉慈濟大愛永久屋第一批已於近日落成啟用,許多人鬆了一口氣。政府官員終於看到具體的重建政績,不再擔心被批評重建效率差;慈善團體對捐款人有了交代,不再擔心無法徵信;抽籤入住的災民終於得以脫離漂泊無依的臨時安置生活,一應俱全的居家設施讓生活得以重新開始。媒體在長期報導風災重建的種種苦難與衝突後,終於有溫馨感人的畫面與新聞可以讓人耳目一新。慈濟大愛村的啟用在慈濟慣有的愛心施與受的框架中被理解。於是,多數媒體報導的邏輯都圍繞著付出與感恩的圓滿圖像建構:大愛村成為「愛心奇蹟」,大規模的建造工程成為「台灣世紀大工程」、「打造國際模範、世紀典範社區」,見證了「慈濟志工團隊的效率與紀律」;災民則成為「從小到大都沒有住過這麼好的房子」的卑微小民,離開營區的原住民則心存感激,對營區長官用慈濟的術語表達內心的感受「我們要搬新家了!感恩您!」,對於這一切的安排,災民們心滿意足,因為他們終於「如願踏進屬於自己的新家、可以重新過日子」;而最大的寬容與慈悲表現在證嚴法師超越自己最堅持的宗教信仰,她參與揭牌儀式時,「首度站在大愛村教堂的十字架之下開示,這是證嚴法師生平第一次進教堂」,成為大愛的極致展現。
我無意否定慈濟興建大愛村的善念,也相信入住災民會因為有了長居久安的住所而得以安頓,但在愛心論述只過於單面與短視地呈現眼前的家屋重建景象。助人工作中,愛心往往是最危險的誘惑,因為它在道德上太正當,以致我們誤以為我們可以為他人、甚至其他族群的生命與未來做決定,忽略了還沒有真正認識受助者處境下的協助往往不是真正的幫助,反而是傷害。眼前慈濟大愛村其實是長期台灣漢人社會戕害原住民族的慣有模式。六0年代,蔣宋美齡在蘭嶼大量興建國宅取代傳統達悟半穴居家屋,造成達悟族傳統養老文化無法再實踐,導致目前達悟老人無法在家中的工作屋中養老,只能在路邊臨時搭建的房屋中居住。七0年代風行大專院校二十年的山地服務隊,原住民青年江冠明長大後反省大專院校山地服務隊時說:「我不喜歡你們的服務隊,因為你們來這裡,帶給我很羞恥,很沒有尊嚴。」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形容它是一支「溫柔的箭」。或是九二一災後重建,各式善心組織到部落從事救助服務、再到這次的八八風災重建,原住民都被視為要被解決的「問題」,而不是具有解決自身問題能力的人,原住民獨特的世界觀不曾主導這些服務的方式。排除原住民主導參與的救助形式都已經預設了原住民是無能解決自己問題的次等人,正是這種基本互動的心態對原住民最具傷害。部落常見的善心捐贈卻長久地改變了部落的價值而不自知。有人讓部落孩子每人一雙名牌球鞋,即使孩子的家境無法支持這樣的消費行為,但從此孩子只要穿名牌,從此瞧不起自己的父母。
同樣地,慈濟大愛村是慈濟文化的展示。如果地圖反映了家的認知,街道名稱『大愛路』、『合心路』、『善解路』、『感恩路』、『和氣街』、『互愛街』、『協力街』、『包容街』、『知足街』、『尊重街』反應的慈濟世界的圖像,不是原住民的世界,提醒著居住在其中的住民要對慈濟時時心存感激,更標試著受災的原住民是需要他助的受助者,而不是自助者。慈濟大愛村反應的是漢人對於家的想像,原住民的家不僅是居住的家屋,而是延續與傳承祖先生活的傳統領域,包括漁獵、祭祀、耕種、聚會等功能場所。在島上生存至少千百年的台灣原住民經歷一場大水,他們所發展出的獨特文化怎能因為證嚴上人一句「讓山林生養休息」就嘎然而止?原住民與大自然共存的生計文化又豈是台灣首富想像的「有機農業」所能取代?來到慈濟大愛村的人絕對不會認為那是原住民的家,因為它沒有原住民對世界的想像。災後重建的原住民最大的悲哀是他們永遠都是「被重建」的對象,而不是他們自己重建。愛心裝飾下的永久屋落成背後充滿著權力不平等所造成的暴力,反應的是官員亟需的政績與行政效率、漢人慈善組織慣有的「災難/勸募/報導/再勸募」運作邏輯、以及原住民再三被漢人社會拒絕尊重的主體性。

2009年9月9日 星期三

當原住民遇見大政府與大慈善

【台社論壇】


體檢原鄉部落的災後重建:
當原住民遇見大政府與大慈善


加拿大原住民認為當你做錯一件事,向人道歉之前,最重要的是,你有責任從錯誤中學習。八八水災至今一個月,馬政府為了救災決策的失當,總統親自向災民道歉,並導致劉兆玄內閣的總辭。過去一個月,為了彰顯績效與成果,政府壓縮了中繼安置的過渡階段,直接進入永久屋的執行;在急於對外宣示重建成果,國家與外來慈善組織都忘了家園重建涉及一個族群的文化延續與傳承,這個決策必須是個充分討論的過程,而且必須是在地人做出的決定。暫行條例通過之後,重建會的組成成員缺乏對災民負責的責信機制;一味的求快之下,重建的步調凌亂、決策機制進入中央與地方政府彼此內耗、部會之間不整合、災民與決策者之間無法對話而導致決策的品質低落。從目前急就章與粗暴的家屋重建以及缺乏民眾參與機制的重建決策機制,這次受災的原住民部落正面對國家與慈善集團聯手的二次災害,我們強烈質疑馬政府的道歉背後是否真的從過去的錯誤中有所學習?
面對這次災後重建,我們需要謙虛地願意放下過去的慣習,相信原住民有能力與智慧從災後站起來;我們應該讓原住民用自己的方式重建家園,不僅是物質的、文化的,更是心靈的部落。用新的態度面對原住民議題是這次風災帶來重建的契機,更是這次重建的歷史意義。對依法行政的政府而言,這是個痛苦但必要的過程。在吳內閣上任之際,為了催生這樣的過程,台社特地舉辦這場論壇,針對目前政府推動的災後重建政策進行檢視,希望提出符合原住民自治精神的重建觀點,以落實原住民為主體的部落重建。即使這是個不易實踐的夢想,但我們仍堅持一絲希望,而這個希望是災後重建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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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0 在家屋重建政策中消失的部落主體性
主持人:王增勇(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台社成員)
與談人:達努巴克(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秘書長)
喻肇青(中原大學景觀系教授)
林淑雅(靜宜大學法律系教授)
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台社社員)

1200-1330 午餐(自理)
1330-1530 無法穿透的重建決策機制:被專業與官僚消音的原住民主體
主持人:丘延亮(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台社社員)
與談人:林津如(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南方部落重建聯盟、台社社員)
巴耐・秋月(台東刺桐部落阿美族人)
陳永龍(開南大學觀光與餐飲旅館系教授、多樣生態文化工作室負責人教授)
王增勇(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台社成員)

1600-1700 綜合討論
主持人:王增勇(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台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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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9年9月13日(日)上午 10:00~17:00
地點:紫藤廬紫緣廳(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
限額40名,可預先報名,報名專線:紫藤廬(2363-7375)
主辦: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紫藤文化協會
聯絡:蔡志杰(0921-052-277)
論壇企畫人:王增勇(0937-05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