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哲學

老三哲學
國中時，我從及人小學轉到光仁中學。陌生的環境中，我試著找自己的位置。班上有兩位同學功課很好，一個學號是1號，另一個是2號，因為那是按照他們小學成績排名的。我們這些外校轉來的，都列在最後面，我是63號。那時，課業競爭得很厲害，第一名要討論功課會跑來找我討論，討論時要用手遮起來，討論完會交代我說：不要讓第二名知道。第二名也會來找我討論，然後重複第一名的動作。
上學期結束後，我收到成績單，我是第三名，1號意料之中是第一名，2號是第二名。但是我發現我的地理成績居然只有76分，我跑去找地理老師，地理老師才發現我應該是96分，當場幫我跟教務處更正。結果我的平均分數比第二名還高，但是成績單已經公布，我就只能更正分數，無法更改名次。我回到教室，很想讓大家都知道我才是真正的第二名，但是我選擇沈默。
因為，我發現第三名比較好，因為這樣第一名跟第二名都可以跟我做朋友，但他們彼此不能做朋友。從那時起，我就很喜歡「第三名」這個位置。
小強這次得了第三名，原本擔心他會失望，沒想到他從中體會出很多人生道理，他說如果得了第一名，他會驕傲，然後就不會再進步。這些體會對一個人好重要，很為他高興，所以特地分享我的老三哲學，為誌。

我在光啟的歲月

如果抽掉光啟，我的大學歲月將是一片空白。
新生訓練時，蹺課到醉月湖畔，遇見了當時的家長、我後來的代父，孫效智，他從地上拔起一枝草，向我說天主的奧秘。我沒聽懂他所說的，但清楚地感受到他在他信仰中有的平安與篤定。進入台大這個水缸，任何人都只是一滴水，沒有歸屬感的強烈孤單，讓當時光啟海報上的一句話：「這是個愛的團體」，高度吸引我。
走進光啟，是在我剛離開聯考升學制度的枷鎖後，急於探詢自我的時刻；台大機械代表的只是我聯考成績的高低，反映著社會評價的外在虛榮，卻不是我人生得以安身立命的關懷；走進光啟，我也開始了自己生命的另一個追求。
當時的光啟是個生活緊密的團體，以「家」為單位的組織架構與稱呼，讓光啟瀰漫家的溫暖，雖然曾經質疑過這樣是否讓光啟人的關係過黏，但似乎也樂此不疲。週二校園小談、週四基督生活團、每日普六中午相聚，加上一年一度的冬令營、夏令營、總會的幹訓營，還有人把社辦的留言簿當作日記寫，都讓光啟人之間像兄弟姊妹一般。大學畢業後，才更感到能這樣親密地認識一個人的緣分真是很難得。
在光啟，我認識了基督信仰，在反覆的質疑與交托中，學習讓天主成為生活的依靠。與趙儀文神父聽道理的期間，決定要放下理性，讓生活來體會信仰，我決定要不用鬧鐘，而用禱告，讓天主要我起床，結果第二天我在沒有鬧鐘的情況下，精準地在預期的時刻清醒，那種與天主親密同行的時光充滿甜蜜。領洗前，我媽只問我：「我死了以後，你會不會拜我？」我說：「會的」。我媽就同意我的領洗，成為家中唯一的天主教徒。
大二暑假，透過山地服務的光鹽小組到了新竹尖石，讓我與原住民相遇，從此解下不解之緣。連續三年的山地服務，讓我看見原住民族的可愛與純真，我常用「他們是最接近上帝的子民」來形容原住民。一方面，我經驗到助人的快樂與單純；但另一方面，我又經驗到個人努力的渺小與矛盾。「上山」是浪漫的，但對於改善山上孩子未來的命運，我們的上山又有何益？深深地愛上山上的人與事，讓我接連三年都上山服務，並在退伍後，決定放棄機械改念社工。
「興趣不能當飯吃」、「社工可以讓你養家嗎？」這是我當時聽到最多的勸告與質疑，於是我又開始跟天主討價還價。任性的我要求看到「記號」，而且是我訂的記號，我要求出國申請的學校至少有一個收我，結果我居然以台大機械的成績單申請到四所排名前二十的學校。這個記號太明顯了。於是，我對天主說，我先試一年，如果不行，我就改念機械。結果，我在社工這一行，一投入，至今已經二十年，天主的平安與喜樂不曾中斷。
雖然離光啟的日子已遠，老光啟們也難得聚會，但是當年的日子都在我們生命中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

雪梨驚魂夜
10/8我們一行四人在雪梨玩非常的開心，直到晚上九點才興高采烈地搭船回家，渾然不知那是周日晚上的最後一班船。快到家時，我摸口袋，發現沒有鑰匙，心裡開始緊張。直到家裡，還是沒有鑰匙，只好跟三位女士坦白。三個大學教授，加上一個總幹事開始危機處理。
我依稀記得房東臨走前，曾說過備用鑰匙，但忘了細節。我緊急給遠在英國的房東發信，問他備用鑰匙放在哪裡？但他直到凌晨兩點才回信。於是跑去找鄰居，問他們是否有備用鑰匙。樓下鄰居還被兩位女士突然出現在窗戶前，嚇得半死。我去找兩位八十歲老夫妻，從窗外看到他們已經半睡半醒，敲門時格外謹慎，不要讓他們受驚嚇。驚動了所有鄰居，結果都沒有。
佩榮很機警，開始在門口四周摸鑰匙，他猜房東會把鑰匙藏在附近。結果也一無所獲。（後來證明他是對的。只是我們摸的不夠徹底）
回來時，發現三位女士已經打電話去晚上吃飯的餐廳詢問過，還在推敲鑰匙丟在哪裡。大家一致認為今天做了許多瑜珈伸展動作，可能是那時掉口袋來。如果真的鑰匙掉了，我們接下來的豪宅之旅，還有我雪梨大學辦公室鑰匙都丟了，讓我真擔心。可說是，樂極生悲阿！
於是，我決定要爬牆進去。幸好平常有練瑜珈，爬牆難不倒我。爬進去之後，我從窗戶看進去，看到鑰匙就掛在門上，原來是我趕著出門就忘了帶鑰匙出門（結果三位小姐在外面照相留念）。好險，我以為我把鑰匙給丟了！景寧最果決，他建議敲破玻璃。我心想，鑰匙就在門上，房東還有三天才回來，敲破玻璃，還來得及修理。我們還討論了一下，哪一塊玻璃比較便宜。正門雕花玻璃太貴，側門平玻璃我們負擔的起！但害怕驚動鄰居，我找了一塊布，和一把園藝剪刀，用力敲下去！居然沒破！我把毛巾拿開，又敲了兩次，還是沒破！原來是強化玻璃！！！（景寧居然嘲笑我說，他看我敲的太斯文，就想沒希望了！）
爬牆出來時遇到一群喝醉酒的男生經過，他們說你們在做什麼阿！又爬牆、又鬼鬼祟祟地。還好他沒報警，不然台灣的大學老師爬牆上新聞可不是好事。
十點多了。我們必須先度過今天晚上。我打給雪梨大學的老同學，他正在照顧厭食症的女兒，無法接電話，只傳簡訊要我自求多福。我打給市內的朋友，請他讓我們四人住一晚，請他等我們到午夜。他同意了！於是，我們走到碼頭等船。我們以為11:22有一班船回雪梨，等了半小時，結果週日船班到九點就結束了。原來，沒船！
打給住過這裡的男友小強，他以前常常爬牆，他很快就歸納出這棟房子的突破點，最後建議我從一樓鄰居家借樓梯爬上三樓的陽台進入。的確，整棟房子就是面對海灣的陽台沒有上鎖。可是，我不知道鄰居是否有那麼長的樓梯，更不確定我是否能夠安全爬上三層樓高的樓梯。心裡出現爬樓梯墜踱地面的畫面，心想，我會不會成為最短命的教授？
確定沒船進城，於是，我們又開始想辦法。找飯店，但都離我們太遠；找Uber，但因為沒有不是雪梨人，無法叫車。只好叫醒住在雪梨的學生子萍，本想請她先生德真來接我們，但後來決定請他幫我們叫計程車。她先生問我，碼頭的地址是什麼？我想了想，碼頭也有地址嗎？經過了十分鐘，終於確定有計程車會來。五分鐘後，終於坐上車。到市區時，已經過了午夜。兩人睡床上，一人睡地上，我睡在沙發。度過難忘的一頁。
第二天早上起床，房東回信了，告訴我們備用鑰匙放的地方。我們一行四人又搭船回去。回到家門口，依照指示，結果還是摸不到鑰匙。我們回到昨晚的原點，摸遍了所有地方，就是找不到鑰匙。我看了三位小姐，決定要抱其中一位，上去看清楚。但是要抱誰呢？我用刪去法：胖的不要、穿裙子的不要（會變成性騷擾案例），於是抱起一位（我就不說是誰了，免得得罪另兩位），才看到原來鑰匙夾在電線下面，所以摸是摸不出來的。
當下，我們幾乎要跪地感謝上帝！終於，我們進去了！
而當天是我跟佩榮要上台報告的日子。黑著眼圈、強打著精神，我們還是報告完畢，度過我來雪梨最緊張刺激的24小時！

「貼近部落，你才知道下一步！」--- 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成立致慶

「貼近部落，你才知道下一步！」--- 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成立致慶

2017/07/29

大家都知道，淑蘭是我在慈濟的學生；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淑蘭其實也是我的老師。長期研究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我，在淑蘭身上，看到什麼是貼近部落？什麼是跟部落在一起？什麼是為部落堅持？在她的挫折中，我也看到什麼是國家作為殖民的工具？什麼是專業作為複製族群歧視與排除的機制？作為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的先行者，淑蘭無可避免地用自己的身體與生活卡進四百年來台灣殖民者對原住民族的殖民統治機制中，這一路走來不只是淑蘭個人的堅持與成就，也是對殖民體制的解構與抵抗。淑蘭不只服務蘭嶼的老人，也在為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開路。作為老師，我能做的就是陪伴淑蘭，讓他知道他不孤單；作為學生，我能做的是記錄與整理，希望更多人從淑蘭的努力中得到啟示與力量。

淑蘭一直默默用自己的行動感動族人，用在地志工的方式照顧老人。成立協會後，默默用志工服務了四年才接受縣府補助提供居家服務，但淑蘭沒放棄志工服務，因為被政府排除服務資格的老人仍需要服務。當長照十年開始收取自付額，淑蘭決定由協會全部吸收，不讓自付額成為阻礙老人使用長照的障礙。當衛生署開始推動原住民族地區長期照顧實驗計畫時，選定蘭嶼作為第一期五處試辦點，淑蘭一度以為這筆經費可以用來推動他長期對蘭嶼的長照夢想，但在衛生行政體系最底層的她是無法決定服務的方向與經費的使用，雖然她最瞭解部落與達悟文化，但行政體系的階層讓她有志難伸。這樣的挫折終於讓她看清楚，衛生所公衛護士角色的限制，她面臨是否要放棄部落中人人稱羨、收入穩定的公務員的抉擇。當她來找我，徵詢我的意見，我鼓勵她離職，因為從民間組織推動長照的空間更大，原鄉長照受限的路需要像她這樣的人作先鋒，為原住民族開路！但我知道，這個重大決定是淑蘭和他的家人要承擔與面對的。

原本以為淑蘭十四年居家護理師的資歷，離職後的淑蘭可以申請居家護理所繼續為族人服務，沒想到專業資歷、服務計畫都沒問題，卻卡在立案處所要有建照的要求，一個居家護理最不重要的條件卻讓淑蘭長達五年無法執業，必須依附在其他居護所之下。她為族人所做的照顧因為國家土地法令對原住民族的不友善成為非法，五年多來她被人檢舉多達七、八次。因此，今天淑蘭可以用「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這個老人家給她的名字與祝福，對她而言，豈止意義重大。

當國家長照政策一波接著一波湧入部落，面對這些政策帶來的資源與美麗的願景，面對政策種種的規定與條件，彷彿這些政策制訂者是萬能的全知者，面對國家的傲慢，淑蘭只說：「我選擇貼近部落，這樣你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十多年的陪伴過程中，誰是學生，誰是老師，已經不重要，因為在天主的眼中，我們都是祂的工具。同是基督徒的我，在信仰的召叫中，理解淑蘭在意的不是世上的，而是天上的。我每次來蘭嶼，都看到好多天使一起來參與守護蘭嶼的工作。文彬是淑蘭最大的支持，還有淑蘭的父母給淑蘭滿滿的愛，支持她這一路走來。大姊淑美支撐起居家關懷協會成為淑蘭最重要的工作伙伴。武醫師每個月從台北飛來蘭嶼，所開立的醫囑是居家護理所申請健保給付的基礎，他那立即見效的復健針更讓族人可以立即回到工作崗位上。還有好多好多的大小天使，來到這裡。

颱風天是看見天主大能的時刻，提醒我們，這一切是因爲天主而成就的。雖然我們不常見面，但總在禱告中相遇，在各自的位置上為相同的理念努力，因為在天主面前，我們要謙卑地說：「我們都是祢的僕人，我們只是作了我們該做的事」。

憶 王行

憶  王行

2017/7/28

我們原是極為不同的社工人，卻成為相互攜行的伙伴。

醉心於心理諮商的你曾說過，解嚴後的社會運動常常走上街頭，五二０農民街頭運動聚集在立法院前時，你從中央大樓走出來，覺得街頭運動與你在華明中心所做的諮商工作無關，相信在諮商室裡的接納與包容能帶給人重新整合的力量；而我正好相反，剛拿到社工碩士回台的我，一頭栽入解嚴後的社會福利運動，相信改變結構比幫助個人更重要。我們相互知道，但沒有交集，直到後來我們開始批判社工師證照制度，舉目望去社工界願意反省證照的人寥寥無幾，你、我加上陶蕃瀛三人因為批判證照被稱為社工三怪。對於這種封號，你從來不以為意，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因為我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當我開始進入行動敘事研究取向後，我們合作指導學生論文的機會就越來越多。你總是能直指人心地點出學生在家庭與親子關係中的核心議題，並在既有的故事中，翻轉新的視角。許多學生把你視為另一個爸爸或另一個媽媽，認為你是他們生命中最瞭解他們的人。這是我很難想像的關係。最讓我無法想像的是，你最愛放學生鴿子，但學生依然愛你！有次我搭你的休旅車南下東海，一上車，你就說：「因為我個子小，所以我要開大車！這樣才有掌控感！」拿自己身高開玩笑，還進行了心理分析，這是屬於王行的幽默！途中，你的手機忽然響了，應該是久候多時的學生打電話，聽見你說：「欸呀！真是不好意思！我忘了今天跟你有約，我現在人在高速公路上！我們再改約其他時間。」這種爽約的事情是我當時絕對不允許自己發生的狀況，但放學生鴿子似乎是當王行學生的日常，居然他們還是如此愛他！讓我匪夷所思。後來，我的學生口試，王行又來一次失蹤記，打給他的時候，他正在陪王媽媽買菜。以後找他口試的學生，我都千叮嚀萬囑咐地要一再提醒他。

2012年社工師考試，我收到邀請出題「直接服務」科目，命題人需要邀請另一位閱卷人。我與王行批評社工師考試只重記憶、不重實務經驗智慧，以及學術透過低錄取率對實務進行宰制，我知道這次出題將會是個對社工界表態的機會，決定要讓社工界看到不一樣的出題，還有提高率取率。我打電話給王行，說明我的想法，王行興奮地跟孩子似地直說：「我對這種體制顛覆的行動沒經驗，你儘管說，我照辦就是！」我們約定把那門科目的平均分數從六十分拉高到八十分，但要從問答題的內容區分有無實務經驗。那次改題對我跟王行都是莫大的折磨，3500份考卷要在過年期間兩週內改完，習慣透過書寫進入他人經驗世界的我們要把答案在二十秒內給出分數，真是痛苦的過程。結果那次社工師考試錄取率高達44%，比次高的25%還高出近20％。這個結果震驚社工界，大家議論紛紛，我們自己也意外原來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可以如此輕易地改變。我們依照計畫，把事情原委寫成一篇聲明，公諸於世。事後，王行打電話跟我說：「我們現在是社工界人人喊打的江洋大盜了！」但他也開心地跟我分享，他的學生很被我們的行動所振奮！一位對社工師考試深惡痛覺的資深前輩知道我們做這件事，直說要請我們去吃牛排。但對我們，榮辱褒貶都已經是次要的，忠於初心才是我們對專業的堅持。沒有王行，這件事我做不了。

2014年我因為擔任所長，因此代表政大社工所參與社工教育學會，剛好那年學會改選，我算算當時學會內部會員有許多支持改革社工教育的伙伴，或許可以推選幾位有理念的成員擔任理監事，於是我草擬了一份參選聲明。展開一連串的聯繫與運作，王行當然是其中成員，王行一如往常地興奮與熱情參與。連署聲明時才發現他不是學會會員，但不想讓他落單，還是把他放進去以增聲勢。在運作過程，我才發現王行對於社團法人的選舉運作完全不熟悉。運作的關鍵在於遊說會員出席，投票支持特定候選人，不能出席就取得授權書找人代理。我們未被列在選票上，要被圈選就已非易事，要動員支持的會員出席就要靠人際關係。就在大家忙於動員之際，有一天晚上十一點，王行忽然打電話給我，我以為他要回報聯絡的結果，沒想到他跟我說，他今天卜了一個卦，說這次選舉一開始會有些困難，但後來就會順利了！叫我放心。當時，我真是哭笑不得！因為王行很認真地卜卦並解說其中含意，但我知道他並沒有幫上忙。我開始擔心，如果我們真的選上了，這些人真的能做事嗎？還好，我們沒有選上，我這才鬆了一口氣。他不見得幫的上忙，但他很真心地用他的方式幫忙你。他一直都在你身邊。

我們一直彼此陷害對方，我編期刊專輯都會找他，他也是；他接下東吳社工學刊主編，我義不容辭地擔任編輯委員。他總是想著幫伙伴創造發表空間，讓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可以被看見。他過世的那個月，我編的男性照顧者專輯才剛出版；而他編的社會排除心理健康專輯，即將在九月初版，但他已經看不見了。該他寫的客座主編序言也變成我的工作。真不想寫這篇序言，因為寫完了，好像王行就從我生命中走出了。好伙伴，至今還是無法想像沒有你的日子該如何？

今天是你的追思彌撒，我在蘭嶼無法為你送行，但在這天地共融的大自然中，我更容易在禱告中與你相遇。別了，王行，一路好走！

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王增勇

看到台灣世界展望會12月29日針對反對同志婚姻議題發出澄清新聞稿，說新聞中不聘任已婚同志的人事政策是美國展望會，與台灣世展會無關，並否認展望會有任何反對或歧視同志的行為。這是個謊言，因為我在2008年受聘為台灣世展會董事，後來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在當年九月被董事會要求辭職，理由是董事對外代表世展會，服務孩子應該保持純潔的形象，捐款人會因此質疑世展會，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模糊的理由主動提出辭呈，不要留下任何記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被否定。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歧視的經驗。我同意主動辭職，但拒絕以模糊的理由提出，我當時寫了一封近三千字的辭職信，一一駁斥我被告知的理由，告訴世展會這是一件歧視同志的事件。這件事我一直沒有公布，因為我不想傷害世展會，直到我看到這封新聞稿，我知道八年過去了，世展會並沒有真正面對自己對同志的歧視，當時我在辭職信就告訴世展會董事會，歷史不會忘記這件事。如果我不揭穿世展會的謊言，我不會是最後一個因為同志身份被歧視的人，世展會寫這封新聞稿的用意，無非是恐懼同志認養人會停止捐款，而非真正面對自己言行不一；一方面口說「愛人如己」，但另一方面又告訴同志，「你們是骯髒不純潔的，不配代表世展會」。以下是我2008/9/16寫給世展會董事會的辭職信。

辭職信：讓我們在主內一起前進

各位董事，主內平安！

直到此刻，我還在想我為什麼要辭去展望會董事的職務，讓我試著藉由書寫釐清我的思緒。

我是個基督徒，也是個出櫃的男同志。去年展望會邀請我當董事時，我並沒有特別提及這件事，因為我認為性傾向是我私人的事，與我是否適任並無關連。七月二十四日一大早我在前往輔大口試的路上，接到會長杜明翰的電話，說要約當天見面。見面時，會長告訴我，他在瀏覽網路時看到我在一對女同志婚禮的結婚上所寫的證詞，因此擔心如果董事們也看到這篇文章，是否會感到震驚。我理解他的擔心，因此同意寫信給董事長黃台芬，告知這件事情。七月二十九日經過多場論文口試後，我終於有時間寫信給董事長。因為三十日晚上正好召開執行董事會，董事長就趁機與執行董事們有非正式的討論，達成要求我自動請辭董事的共識，並請當初邀請我的周聯華牧師、黃台芬董事長、與杜明翰會長告知我。七月三十一日我接到董事長電話，約當天晚上六點半在展望會見面。

我是個基督徒，在天主的愛中，我希望成為祂手中的工具；我是個男同志，在世人歧視的眼光中，我希望成為幫助其他同志看見希望的一盞豆燈。直到三十歲，在禱告中，我接受自己是同志的召叫，相信上帝造我為同志，有祂的旨意，我不再逃避這個身份，相信這是我的十字架。像耶穌一樣，背起這個十字架，即使眾人將向我投石，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與手上的釘痕告訴我，痛苦背後逾越的奧秘。這是七月三十一日我被告知董事會希望我主動辭職時，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浮現我心中，安慰著我。結束前，我同意主動提出辭呈，不讓董事會為難；但我不同意用私人因素模糊帶過這件事，我希望歷史記得展望會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件事。走出展望會辦公室，我才意識到自己剛剛經驗了一場戴著溫柔面具的暴力。在這段平復的期間，我越來越清楚遭受這樣暴力的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每日上演的戲碼。相信我這樣說，很多董事會無法認同，所以我先試著一一針對會議中我被告知辭職的理由提出我的看法，也許你們才會知道為何我會說這是一場社會歧視的暴力事件。雖然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個人因素模糊的理由辭職，不要在董事會的紀錄上留下痕跡，但我希望這樣的一件事情不是白白發生，而可以產生更有意義的互動與對話。

這是個歧視事件？

什麼是不平等待遇？相同的人，卻任意地被不同的對待。什麼是歧視？一個人的能力與價值因為特定的屬性（性別、階級、種族、宗教、性傾向等）而被全部否定。雖然周牧師、黃董事長、與杜會長已經使用最溫柔與婉轉的語言告訴我執行董事會的決議，但我心裡很清楚，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是被否定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後來，在一封解釋為何我遲遲未遞出辭呈的信中，我告訴董事長，我需要時間沈澱，畢竟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差別待遇的經驗。董事長回信告訴我，他對「差別待遇」這四個字深感不安，應該是誤解造成。其實，董事會確實應該感到不安。研究性別的朋友說我用「差別待遇」四個字太過寬厚，因為這件事的本質是對同性戀性傾向的歧視事件。以我自己對性別與人權的理解，我內心知道這是個歧視事件，但我並不打算要以歧視這樣的指控姿態面對董事會。不同於因同志身份被解職的工作權受損事件，我沒有實質利益的受損。我在參與世界展望會董事會的目的是在對兒童福利付出自己的專業，在已經過度繁忙的工作壓力下，卸下董事一職，雖然惋惜，但其實我也鬆了一口氣。更何況我仍肯定展望會對原住民與兒童的貢獻，視各位為主內的兄弟姊妹。也許，我是第一個走入各位生活世界的同志，算是上帝透過我邀請各位進入同性戀的世界。

為了保護展望會而辭職？

周牧師一開始就告訴我，「展望會是脆弱的，如果外界知道展望會的董事是個同志而來質疑展望會，展望會將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樣的質疑。」這個假設性的威脅在我擔任這麼多社福組織的決策者從未發生，也不曾被質疑，我很難想像這件事情會發生。就算真的發生，做為兒童福利組織的展望會為何需要對同性戀議題表態？我擔任董事是因為我的社工專業，不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董事長說，「同性戀不曾是展望會的優先事項，兒童福利才是。」我很同意，但在這件事情上，執行董事會為何不堅持兒童福利優先這個原則，而讓同性戀議題成為我去留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以兒童福利事工的推動為主要考量？我反而覺得如果這件事情被人權團體知道，對展望會所標榜的「愛無國界」倒是一大諷刺；或是同志性別團體號召同志認養人退出展望會，這樣的訴求可能對展望會更有殺傷力。難道這個威脅會比較不真實嗎？

我們還沒準備好？

周牧師說，「為了展望會的好處，請我成全」。會長引述童春發院長的話，說因為董事們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因此「請我憐憫」。一時之間，彷彿我是掌握權力的人，其實不然。口頭說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但要我辭職的決定卻已然成定局；我是否憐憫各位其實並不重要，因為掌握權力的人不是我，而是各位。以「我們還沒有無準備好」做為回應組織內所遭遇的同志相關議題，已經成為基督教會內的標準處理流程，我一點也不感覺做為一個人的尊嚴，反而像是一件事務般地對待。掌握權力的人沒有要求別人憐憫的權利。在生活中面對上帝的旨意，我們必須隨時警醒，豈有權利說「我們還沒準備好」？如果上帝讓我已經出現在你們當中，說「我們還沒準備好」的真正意思是「我們要繼續忽略同志的存在」，而忽略對方的存在正是最主要的歧視形式，這不正是原住民議題在台灣長久以來所經驗到的歧視嗎？我辭職後，是否董事會就會準備面對這件事？我想我們都知道，答案是：不會，大家會假裝不曾發生過這件事，維持我們都是主內兄弟姊妹的和諧假象。

歷史會記得

董事長說，其實這件事很簡單，因為董事對外代表展望會，他沒說完的話是，因此同性戀者不適合成為展望會的董事。我認為，這件事情不只是我個人的事，雖然我並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權益的侵犯，但是我要為同志族群發聲，因為我不會是最後一個為同志身份而被歧視的人，基督教會也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馬上改變對同志的壓迫與歧視。原本這件事情給展望會一個機會在基督的信仰中面對同志的弟兄，作為一個強調愛無國界的組織原本具有超越宗教既有界線的可能，傳達出不一樣的訊息。我覺得遺憾展望會錯失這個機會，但也因此知道我的十字架仍在，我仍會追隨耶穌的腳步前行。也許在人世，我們不會同行，但在基督的愛內，相信我們是一起。

不知道耶穌會如何回答天堂裡為什麼會有同志的質疑？屆時，祂是否會擔心別人不願意上天堂，而請我下地獄？我很好奇。不過，我相信天堂有一塊角落是屬於同志的，如果祂真的擔心，我會告訴祂，我不希罕祂那沒有同志的天堂。

展望會沒有接納同志的空間，甚至無法看見更別提反省自己的歧視行為違背天主愛所有人的原則，這樣的團體我也很難認同，寫到這裡，我想我找到辭職的理由了，請接受我的辭職。

在平安與喜樂中

王增勇

2008/9/16

我那嫁入外省家庭的母親

今天為了跟爸爸聊往事，拿起媽媽珍藏的相本，重新整理母親的舊照片，於是媽媽的故事浮上心頭。媽媽是一個新竹做化妝粉餅的貧窮勞動家庭的女兒，排行第四，跟年紀相仿的二姐最親。從小就知道下雨天不要待在家裡，因為粉不乾，外公沒粉可賣，心情不好就打孩子。當外公打小孩時，二姐寶珠阿姨就蹲在地上挨打，只有媽媽機靈地知道要跑開。外婆是養女，在有錢的外曾祖父家中完全不被重視，當媽媽考上新竹女中成為家中讀書最高的孩子，第一次被有錢的外曾祖母帶去坐轎子遊街，為他們家掙面子。媽媽熱愛游泳，一放學就跑去游泳，在學校被稱為「黑貓」，據說是美女的暱稱。國中畢業後，外公不支持媽媽再讀書，於是媽媽就到警察局擔任科員，遇到當科長的父親，19歲時不顧家人反對，堅持嫁給閩南人口中禁忌的外省人。
爸爸是守寡多年的奶奶最鍾愛的兒子，奶奶對這個搶走兒子的媳婦極為嫉妒，新婚不到三個月，奶奶就搬進他們的新居。嫉妒的奶奶不是急著抱孫子，反而不准爸媽關房門，半夜裡奶奶會起來查房，阻礙爸爸跟媽媽「辦事」。有一次，爸媽只好躲到院子相好，半夜聽到奶奶查房的腳步聲，讓媽媽倍感羞辱，覺得自己在家中竟然像做賊一樣地被對待。長大後聽到這事，只當作笑話，聽不懂一個本省媳婦與外省婆婆之間爭奪兒子/丈夫的戰爭慘烈。極為孝順的父親總是要媽媽忍耐，成全他的孝道。上大學後，媽媽說起這些過不去的往事，心裡就有許多怨恨，我總是要找方法讓媽媽放下這些心中的痛。如果說我的社工生涯有個起點，我想我媽媽應該是我第一個個案。
婚姻中面對外省婆婆的欺侮，都不能回娘家訴苦。每次搬家，家裡的舊傢具都被媽媽神不知鬼不覺地帶回外婆家，長大後到舅舅家才發現記憶中的老家都到那裡去了。從一個勞動家庭嫁到公務員家庭，媽媽總惦記著娘家，也不得不成為救濟娘家的最後管道。小學時，小舅賭博欠債跑路，爸爸拿出三個月薪水擺平。國中時，大舅工作的三環磁磚工廠倒閉，爸爸安插到自己公司上班，連同大舅找不到工作的兒子一同找進去。媽媽一心想幫助她貧窮的娘家。外公過世，爸爸把全公司的公務車都動員了，讓送葬車隊綿延數里，風光下葬。
娘家的親友都說，媽媽嫁的好，只有親近的人知道這她的生命故事背後交織著族群與階級的斷裂，作為她的兒子，我直到她過世這麼久才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