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我代表至善協會到香港開會，抵達的第二天二十四日正好是香港社工員到港府前抗議的遊行日子，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社工員為自己工作權上街頭的遊行，心中異常興奮，同行的盈豪猛拿相機照相，我們都在想（我猜盈豪是這麼想）：「什麼時候，台灣社工也會有這樣的動能與場景？」這次抗議的主題訴求是，九七之後香港政府開始改變過去以公務員標準薪資補助民間社工的作法，而改採整體補助款（block grant）制度，放任受委託機構以成本控制的考量壓低新進社工的薪資，補助政策的改變造成社工「同工不同酬」的差別現象。這對來自台灣的我而言，真是覺得不可思議。香港社會服務雖然長久一直以委託民營的方式辦理，但在政府強調與民間的伙伴關係下，民間團體成立社聯，做為與政府對口的倡議組織；民間社工享有與公務員一樣的薪資結構（除了房屋津貼之外）；在政治上，社工甚至在立法局裡面有職業代表質詢市政。換句話說，香港社工在與政府的關係中，是保有主體性、政治影響力與行動力的專業社群。當香港政府開始以市場機制（整體補助設立補助上限讓民間機構自行運籌）要求社工勞動條件的彈性化，香港社工很清楚地拒絕內化這種壓迫成為自我專業內部的階層化，不允許資深社工的薪資保障是建立在新進社工的剝削之上，因此他們上街頭一起向政府抗議。香港社工社群的團結，才是讓我最動容之處。這次遊行，香港社工工會與幾位社工老師是主要的籌畫者。當天豔陽高照，但整個廣場聚滿人潮，社工員喊口號，上台發表演講，充分展現新舊世代社工的團結。
這讓我回想台灣社工這二十年爭取專業化的過程是如何建立在自我分化與區隔的邏輯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社群共識團結之上。我們誤以專業證照做為勞動權益的爭取途徑，放棄勞動集體團結做為勞資協商的有效管道，因為我們自以為專業而非勞動者，但在政府契約更替中，社工很清楚地就是被當作可替換的情緒勞動者。在「你不做，有別人要做」的市場邏輯下，我們都是換取薪資的勞動者，包括大學教授在內（別忘了老師是要讓學生有「如沐春風」的感受，一如社工要讓案主有溫暖的感覺）。為了建立專業地位，我們排除沒有社工學位的助人者（如山地社工員、神學院的社工系學生）參與社工師考試的資格；為了建立證照權威性，我們讓學術來主導鑑定「有專業能力」與「無專業能力」的考試；為了讓社工師更專業、更專精，我們推動更多課程與考試來區隔彼此（這正是目前社工師修法的方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社工，何曾想過以約聘資格進入的社工，與他承擔一樣的工作，卻沒有退休金可以領取的不公平？訂定委託契約的政府官員，雖然一樣的社工背景，但在思索如何壓低底價的同時，可曾想到委託民營制度下所產生的社工就業機會是怎樣的低薪與不安定？擔任社福組織主管的社工在面對政府政策改弦易策之際，可曾想過被解聘的基層社工所遭受的背叛感受又是怎樣地不易撫平，甚至因此退出社工？這些事件在台灣已經頻繁到不再是新聞，但我們看到社工界的集體行動可曾是凝聚共識，集體對抗外力的壓迫？還是仍抱持著專業證照的神主牌位自我催眠，相信只要我們自我要求更高些，終會被社會肯定？社工社群在這一波又一波的自我區隔，甚至自我殖民後，還剩下什麼？一群會考試、會背書的書匠？社工的使命與熱情在這些考試制度中，一文不值。我們前輩走過的歷史與動人故事，可曾得到被傳承與被看見的機會？
走在香港社工遊行的隊伍中，我哀悼台灣社工的被殖民與相應而生的內部暴力機制，面對最大的雇主，政府的剝削，社工人不也都成為幫凶，參與甚至鼓吹委託民營契約制度下的管理主義對社工專業的摧殘，這種壓迫最可怕的地方是牠也創造我們的愉悅感、物質報酬與認同（我終於考上證照、有證照可以加薪、我是專業社工），以致我們不割捨不下投入這場遊戲的誘惑，對專業權力成癮，終至無法自拔。社工勞動力被高度擠壓，要求彈性化的同時，已經取得位置的社工是否應向香港社工前輩學習？不是要求新進社工「接受現況」、指責社工「當初你就知道契約只有一年」、或給予「更專精化社工證照的明天會更好」的虛無承諾，而是與未來的社工站在一起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這種相互提攜、相濡以沫的社工社群，是我衷心期望的。一位原住民長老曾說：「當我們遺忘了自己的價值與信念時，我們就已經輸了這場戰爭！」社工人，我們已經遺忘了當初投入社工的信念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