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日 星期三

「貼近部落,你才知道下一步!」--- 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成立致慶

「貼近部落,你才知道下一步!」--- 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成立致慶
2017/07/29
大家都知道,淑蘭是我在慈濟的學生;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淑蘭其實也是我的老師。長期研究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我,在淑蘭身上,看到什麼是貼近部落?什麼是跟部落在一起?什麼是為部落堅持?在她的挫折中,我也看到什麼是國家作為殖民的工具?什麼是專業作為複製族群歧視與排除的機制?作為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的先行者,淑蘭無可避免地用自己的身體與生活卡進四百年來台灣殖民者對原住民族的殖民統治機制中,這一路走來不只是淑蘭個人的堅持與成就,也是對殖民體制的解構與抵抗。淑蘭不只服務蘭嶼的老人,也在為台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開路。作為老師,我能做的就是陪伴淑蘭,讓他知道他不孤單;作為學生,我能做的是記錄與整理,希望更多人從淑蘭的努力中得到啟示與力量。
淑蘭一直默默用自己的行動感動族人,用在地志工的方式照顧老人。成立協會後,默默用志工服務了四年才接受縣府補助提供居家服務,但淑蘭沒放棄志工服務,因為被政府排除服務資格的老人仍需要服務。當長照十年開始收取自付額,淑蘭決定由協會全部吸收,不讓自付額成為阻礙老人使用長照的障礙。當衛生署開始推動原住民族地區長期照顧實驗計畫時,選定蘭嶼作為第一期五處試辦點,淑蘭一度以為這筆經費可以用來推動他長期對蘭嶼的長照夢想,但在衛生行政體系最底層的她是無法決定服務的方向與經費的使用,雖然她最瞭解部落與達悟文化,但行政體系的階層讓她有志難伸。這樣的挫折終於讓她看清楚,衛生所公衛護士角色的限制,她面臨是否要放棄部落中人人稱羨、收入穩定的公務員的抉擇。當她來找我,徵詢我的意見,我鼓勵她離職,因為從民間組織推動長照的空間更大,原鄉長照受限的路需要像她這樣的人作先鋒,為原住民族開路!但我知道,這個重大決定是淑蘭和他的家人要承擔與面對的。
原本以為淑蘭十四年居家護理師的資歷,離職後的淑蘭可以申請居家護理所繼續為族人服務,沒想到專業資歷、服務計畫都沒問題,卻卡在立案處所要有建照的要求,一個居家護理最不重要的條件卻讓淑蘭長達五年無法執業,必須依附在其他居護所之下。她為族人所做的照顧因為國家土地法令對原住民族的不友善成為非法,五年多來她被人檢舉多達七、八次。因此,今天淑蘭可以用「雅布.書卡嫩居家護理所」這個老人家給她的名字與祝福,對她而言,豈止意義重大。
當國家長照政策一波接著一波湧入部落,面對這些政策帶來的資源與美麗的願景,面對政策種種的規定與條件,彷彿這些政策制訂者是萬能的全知者,面對國家的傲慢,淑蘭只說:「我選擇貼近部落,這樣你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十多年的陪伴過程中,誰是學生,誰是老師,已經不重要,因為在天主的眼中,我們都是祂的工具。同是基督徒的我,在信仰的召叫中,理解淑蘭在意的不是世上的,而是天上的。我每次來蘭嶼,都看到好多天使一起來參與守護蘭嶼的工作。文彬是淑蘭最大的支持,還有淑蘭的父母給淑蘭滿滿的愛,支持她這一路走來。大姊淑美支撐起居家關懷協會成為淑蘭最重要的工作伙伴。武醫師每個月從台北飛來蘭嶼,所開立的醫囑是居家護理所申請健保給付的基礎,他那立即見效的復健針更讓族人可以立即回到工作崗位上。還有好多好多的大小天使,來到這裡。

颱風天是看見天主大能的時刻,提醒我們,這一切是因爲天主而成就的。雖然我們不常見面,但總在禱告中相遇,在各自的位置上為相同的理念努力,因為在天主面前,我們要謙卑地說:「我們都是祢的僕人,我們只是作了我們該做的事」。

憶 王行

  王行
2017/7/28

我們原是極為不同的社工人,卻成為相互攜行的伙伴。

醉心於心理諮商的你曾說過,解嚴後的社會運動常常走上街頭,五二0農民街頭運動聚集在立法院前時,你從中央大樓走出來,覺得街頭運動與你在華明中心所做的諮商工作無關,相信在諮商室裡的接納與包容能帶給人重新整合的力量;而我正好相反,剛拿到社工碩士回台的我,一頭栽入解嚴後的社會福利運動,相信改變結構比幫助個人更重要。我們相互知道,但沒有交集,直到後來我們開始批判社工師證照制度,舉目望去社工界願意反省證照的人寥寥無幾,你、我加上陶蕃瀛三人因為批判證照被稱為社工三怪。對於這種封號,你從來不以為意,甚至有些洋洋得意。因為我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當我開始進入行動敘事研究取向後,我們合作指導學生論文的機會就越來越多。你總是能直指人心地點出學生在家庭與親子關係中的核心議題,並在既有的故事中,翻轉新的視角。許多學生把你視為另一個爸爸或另一個媽媽,認為你是他們生命中最瞭解他們的人。這是我很難想像的關係。最讓我無法想像的是,你最愛放學生鴿子,但學生依然愛你!有次我搭你的休旅車南下東海,一上車,你就說:「因為我個子小,所以我要開大車!這樣才有掌控感!」拿自己身高開玩笑,還進行了心理分析,這是屬於王行的幽默!途中,你的手機忽然響了,應該是久候多時的學生打電話,聽見你說:「欸呀!真是不好意思!我忘了今天跟你有約,我現在人在高速公路上!我們再改約其他時間。」這種爽約的事情是我當時絕對不允許自己發生的狀況,但放學生鴿子似乎是當王行學生的日常,居然他們還是如此愛他!讓我匪夷所思。後來,我的學生口試,王行又來一次失蹤記,打給他的時候,他正在陪王媽媽買菜。以後找他口試的學生,我都千叮嚀萬囑咐地要一再提醒他。

2012年社工師考試,我收到邀請出題「直接服務」科目,命題人需要邀請另一位閱卷人。我與王行批評社工師考試只重記憶、不重實務經驗智慧,以及學術透過低錄取率對實務進行宰制,我知道這次出題將會是個對社工界表態的機會,決定要讓社工界看到不一樣的出題,還有提高率取率。我打電話給王行,說明我的想法,王行興奮地跟孩子似地直說:「我對這種體制顛覆的行動沒經驗,你儘管說,我照辦就是!」我們約定把那門科目的平均分數從六十分拉高到八十分,但要從問答題的內容區分有無實務經驗。那次改題對我跟王行都是莫大的折磨,3500份考卷要在過年期間兩週內改完,習慣透過書寫進入他人經驗世界的我們要把答案在二十秒內給出分數,真是痛苦的過程。結果那次社工師考試錄取率高達44%,比次高的25%還高出近20%。這個結果震驚社工界,大家議論紛紛,我們自己也意外原來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可以如此輕易地改變。我們依照計畫,把事情原委寫成一篇聲明,公諸於世。事後,王行打電話跟我說:「我們現在是社工界人人喊打的江洋大盜了!」但他也開心地跟我分享,他的學生很被我們的行動所振奮!一位對社工師考試深惡痛覺的資深前輩知道我們做這件事,直說要請我們去吃牛排。但對我們,榮辱褒貶都已經是次要的,忠於初心才是我們對專業的堅持。沒有王行,這件事我做不了。

2014年我因為擔任所長,因此代表政大社工所參與社工教育學會,剛好那年學會改選,我算算當時學會內部會員有許多支持改革社工教育的伙伴,或許可以推選幾位有理念的成員擔任理監事,於是我草擬了一份參選聲明。展開一連串的聯繫與運作,王行當然是其中成員,王行一如往常地興奮與熱情參與。連署聲明時才發現他不是學會會員,但不想讓他落單,還是把他放進去以增聲勢。在運作過程,我才發現王行對於社團法人的選舉運作完全不熟悉。運作的關鍵在於遊說會員出席,投票支持特定候選人,不能出席就取得授權書找人代理。我們未被列在選票上,要被圈選就已非易事,要動員支持的會員出席就要靠人際關係。就在大家忙於動員之際,有一天晚上十一點,王行忽然打電話給我,我以為他要回報聯絡的結果,沒想到他跟我說,他今天卜了一個卦,說這次選舉一開始會有些困難,但後來就會順利了!叫我放心。當時,我真是哭笑不得!因為王行很認真地卜卦並解說其中含意,但我知道他並沒有幫上忙。我開始擔心,如果我們真的選上了,這些人真的能做事嗎?還好,我們沒有選上,我這才鬆了一口氣。他不見得幫的上忙,但他很真心地用他的方式幫忙你。他一直都在你身邊。

我們一直彼此陷害對方,我編期刊專輯都會找他,他也是;他接下東吳社工學刊主編,我義不容辭地擔任編輯委員。他總是想著幫伙伴創造發表空間,讓實務工作者的經驗可以被看見。他過世的那個月,我編的男性照顧者專輯才剛出版;而他編的社會排除心理健康專輯,即將在九月初版,但他已經看不見了。該他寫的客座主編序言也變成我的工作。真不想寫這篇序言,因為寫完了,好像王行就從我生命中走出了。好伙伴,至今還是無法想像沒有你的日子該如何?


今天是你的追思彌撒,我在蘭嶼無法為你送行,但在這天地共融的大自然中,我更容易在禱告中與你相遇。別了,王行,一路好走!

2016年12月30日 星期五

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那一年,我因為同志身份被迫請辭世展會董事
王增勇
看到台灣世界展望會1229日針對反對同志婚姻議題發出澄清新聞稿,說新聞中不聘任已婚同志的人事政策是美國展望會,與台灣世展會無關,並否認展望會有任何反對或歧視同志的行為。這是個謊言,因為我在2008年受聘為台灣世展會董事,後來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在當年九月被董事會要求辭職,理由是董事對外代表世展會,服務孩子應該保持純潔的形象,捐款人會因此質疑世展會,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模糊的理由主動提出辭呈,不要留下任何記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被否定。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歧視的經驗。我同意主動辭職,但拒絕以模糊的理由提出,我當時寫了一封近三千字的辭職信,一一駁斥我被告知的理由,告訴世展會這是一件歧視同志的事件。這件事我一直沒有公布,因為我不想傷害世展會,直到我看到這封新聞稿,我知道八年過去了,世展會並沒有真正面對自己對同志的歧視,當時我在辭職信就告訴世展會董事會,歷史不會忘記這件事。如果我不揭穿世展會的謊言,我不會是最後一個因為同志身份被歧視的人,世展會寫這封新聞稿的用意,無非是恐懼同志認養人會停止捐款,而非真正面對自己言行不一;一方面口說「愛人如己」,但另一方面又告訴同志,「你們是骯髒不純潔的,不配代表世展會」。以下是我2008/9/16寫給世展會董事會的辭職信。

辭職信:讓我們在主內一起前進

各位董事,主內平安!

直到此刻,我還在想我為什麼要辭去展望會董事的職務,讓我試著藉由書寫釐清我的思緒。

我是個基督徒,也是個出櫃的男同志。去年展望會邀請我當董事時,我並沒有特別提及這件事,因為我認為性傾向是我私人的事,與我是否適任並無關連。七月二十四日一大早我在前往輔大口試的路上,接到會長杜明翰的電話,說要約當天見面。見面時,會長告訴我,他在瀏覽網路時看到我在一對女同志婚禮的結婚上所寫的證詞,因此擔心如果董事們也看到這篇文章,是否會感到震驚。我理解他的擔心,因此同意寫信給董事長黃台芬,告知這件事情。七月二十九日經過多場論文口試後,我終於有時間寫信給董事長。因為三十日晚上正好召開執行董事會,董事長就趁機與執行董事們有非正式的討論,達成要求我自動請辭董事的共識,並請當初邀請我的周聯華牧師、黃台芬董事長、與杜明翰會長告知我。七月三十一日我接到董事長電話,約當天晚上六點半在展望會見面。

我是個基督徒,在天主的愛中,我希望成為祂手中的工具;我是個男同志,在世人歧視的眼光中,我希望成為幫助其他同志看見希望的一盞豆燈。直到三十歲,在禱告中,我接受自己是同志的召叫,相信上帝造我為同志,有祂的旨意,我不再逃避這個身份,相信這是我的十字架。像耶穌一樣,背起這個十字架,即使眾人將向我投石,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與手上的釘痕告訴我,痛苦背後逾越的奧秘。這是七月三十一日我被告知董事會希望我主動辭職時,十字架上耶穌的肋傷,浮現我心中,安慰著我。結束前,我同意主動提出辭呈,不讓董事會為難;但我不同意用私人因素模糊帶過這件事,我希望歷史記得展望會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件事。走出展望會辦公室,我才意識到自己剛剛經驗了一場戴著溫柔面具的暴力。在這段平復的期間,我越來越清楚遭受這樣暴力的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每日上演的戲碼。相信我這樣說,很多董事會無法認同,所以我先試著一一針對會議中我被告知辭職的理由提出我的看法,也許你們才會知道為何我會說這是一場社會歧視的暴力事件。雖然執行董事會希望我可以用個人因素模糊的理由辭職,不要在董事會的紀錄上留下痕跡,但我希望這樣的一件事情不是白白發生,而可以產生更有意義的互動與對話。

這是個歧視事件?
什麼是不平等待遇?相同的人,卻任意地被不同的對待。什麼是歧視?一個人的能力與價值因為特定的屬性(性別、階級、種族、宗教、性傾向等)而被全部否定。雖然周牧師、黃董事長、與杜會長已經使用最溫柔與婉轉的語言告訴我執行董事會的決議,但我心裡很清楚,我對原住民福利、非營利組織與國際援助的專業在當下是被否定的。我雖然被告知很多理由,但我知道我被要求辭職就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後來,在一封解釋為何我遲遲未遞出辭呈的信中,我告訴董事長,我需要時間沈澱,畢竟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因為同志身份而遭受差別待遇的經驗。董事長回信告訴我,他對「差別待遇」這四個字深感不安,應該是誤解造成。其實,董事會確實應該感到不安。研究性別的朋友說我用「差別待遇」四個字太過寬厚,因為這件事的本質是對同性戀性傾向的歧視事件。以我自己對性別與人權的理解,我內心知道這是個歧視事件,但我並不打算要以歧視這樣的指控姿態面對董事會。不同於因同志身份被解職的工作權受損事件,我沒有實質利益的受損。我在參與世界展望會董事會的目的是在對兒童福利付出自己的專業,在已經過度繁忙的工作壓力下,卸下董事一職,雖然惋惜,但其實我也鬆了一口氣。更何況我仍肯定展望會對原住民與兒童的貢獻,視各位為主內的兄弟姊妹。也許,我是第一個走入各位生活世界的同志,算是上帝透過我邀請各位進入同性戀的世界。

為了保護展望會而辭職?
周牧師一開始就告訴我,「展望會是脆弱的,如果外界知道展望會的董事是個同志而來質疑展望會,展望會將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樣的質疑。」這個假設性的威脅在我擔任這麼多社福組織的決策者從未發生,也不曾被質疑,我很難想像這件事情會發生。就算真的發生,做為兒童福利組織的展望會為何需要對同性戀議題表態?我擔任董事是因為我的社工專業,不是因為我的同志身份。董事長說,「同性戀不曾是展望會的優先事項,兒童福利才是。」我很同意,但在這件事情上,執行董事會為何不堅持兒童福利優先這個原則,而讓同性戀議題成為我去留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以兒童福利事工的推動為主要考量?我反而覺得如果這件事情被人權團體知道,對展望會所標榜的「愛無國界」倒是一大諷刺;或是同志性別團體號召同志認養人退出展望會,這樣的訴求可能對展望會更有殺傷力。難道這個威脅會比較不真實嗎?

我們還沒準備好?
周牧師說,「為了展望會的好處,請我成全」。會長引述童春發院長的話,說因為董事們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因此「請我憐憫」。一時之間,彷彿我是掌握權力的人,其實不然。口頭說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同志議題,但要我辭職的決定卻已然成定局;我是否憐憫各位其實並不重要,因為掌握權力的人不是我,而是各位。以「我們還沒有無準備好」做為回應組織內所遭遇的同志相關議題,已經成為基督教會內的標準處理流程,我一點也不感覺做為一個人的尊嚴,反而像是一件事務般地對待。掌握權力的人沒有要求別人憐憫的權利。在生活中面對上帝的旨意,我們必須隨時警醒,豈有權利說「我們還沒準備好」?如果上帝讓我已經出現在你們當中,說「我們還沒準備好」的真正意思是「我們要繼續忽略同志的存在」,而忽略對方的存在正是最主要的歧視形式,這不正是原住民議題在台灣長久以來所經驗到的歧視嗎?我辭職後,是否董事會就會準備面對這件事?我想我們都知道,答案是:不會,大家會假裝不曾發生過這件事,維持我們都是主內兄弟姊妹的和諧假象。

歷史會記得
董事長說,其實這件事很簡單,因為董事對外代表展望會,他沒說完的話是,因此同性戀者不適合成為展望會的董事。我認為,這件事情不只是我個人的事,雖然我並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權益的侵犯,但是我要為同志族群發聲,因為我不會是最後一個為同志身份而被歧視的人,基督教會也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馬上改變對同志的壓迫與歧視。原本這件事情給展望會一個機會在基督的信仰中面對同志的弟兄,作為一個強調愛無國界的組織原本具有超越宗教既有界線的可能,傳達出不一樣的訊息。我覺得遺憾展望會錯失這個機會,但也因此知道我的十字架仍在,我仍會追隨耶穌的腳步前行。也許在人世,我們不會同行,但在基督的愛內,相信我們是一起。

不知道耶穌會如何回答天堂裡為什麼會有同志的質疑?屆時,祂是否會擔心別人不願意上天堂,而請我下地獄?我很好奇。不過,我相信天堂有一塊角落是屬於同志的,如果祂真的擔心,我會告訴祂,我不希罕祂那沒有同志的天堂。

展望會沒有接納同志的空間,甚至無法看見更別提反省自己的歧視行為違背天主愛所有人的原則,這樣的團體我也很難認同,寫到這裡,我想我找到辭職的理由了,請接受我的辭職。

在平安與喜樂中

王增勇

2008/9/16

2016年6月10日 星期五

我那嫁入外省家庭的母親


今天為了跟爸爸聊往事,拿起媽媽珍藏的相本,重新整理母親的舊照片,於是媽媽的故事浮上心頭。媽媽是一個新竹做化妝粉餅的貧窮勞動家庭的女兒,排行第四,跟年紀相仿的二姐最親。從小就知道下雨天不要待在家裡,因為粉不乾,外公沒粉可賣,心情不好就打孩子。當外公打小孩時,二姐寶珠阿姨就蹲在地上挨打,只有媽媽機靈地知道要跑開。外婆是養女,在有錢的外曾祖父家中完全不被重視,當媽媽考上新竹女中成為家中讀書最高的孩子,第一次被有錢的外曾祖母帶去坐轎子遊街,為他們家掙面子。媽媽熱愛游泳,一放學就跑去游泳,在學校被稱為「黑貓」,據說是美女的暱稱。國中畢業後,外公不支持媽媽再讀書,於是媽媽就到警察局擔任科員,遇到當科長的父親,19歲時不顧家人反對,堅持嫁給閩南人口中禁忌的外省人。
爸爸是守寡多年的奶奶最鍾愛的兒子,奶奶對這個搶走兒子的媳婦極為嫉妒,新婚不到三個月,奶奶就搬進他們的新居。嫉妒的奶奶不是急著抱孫子,反而不准爸媽關房門,半夜裡奶奶會起來查房,阻礙爸爸跟媽媽「辦事」。有一次,爸媽只好躲到院子相好,半夜聽到奶奶查房的腳步聲,讓媽媽倍感羞辱,覺得自己在家中竟然像做賊一樣地被對待。長大後聽到這事,只當作笑話,聽不懂一個本省媳婦與外省婆婆之間爭奪兒子/丈夫的戰爭慘烈。極為孝順的父親總是要媽媽忍耐,成全他的孝道。上大學後,媽媽說起這些過不去的往事,心裡就有許多怨恨,我總是要找方法讓媽媽放下這些心中的痛。如果說我的社工生涯有個起點,我想我媽媽應該是我第一個個案。
婚姻中面對外省婆婆的欺侮,都不能回娘家訴苦。每次搬家,家裡的舊傢具都被媽媽神不知鬼不覺地帶回外婆家,長大後到舅舅家才發現記憶中的老家都到那裡去了。從一個勞動家庭嫁到公務員家庭,媽媽總惦記著娘家,也不得不成為救濟娘家的最後管道。小學時,小舅賭博欠債跑路,爸爸拿出三個月薪水擺平。國中時,大舅工作的三環磁磚工廠倒閉,爸爸安插到自己公司上班,連同大舅找不到工作的兒子一同找進去。媽媽一心想幫助她貧窮的娘家。外公過世,爸爸把全公司的公務車都動員了,讓送葬車隊綿延數里,風光下葬。
娘家的親友都說,媽媽嫁的好,只有親近的人知道這她的生命故事背後交織著族群與階級的斷裂,作為她的兒子,我直到她過世這麼久才能看懂。

2016年3月31日 星期四

強制就醫之後呢?從政大搖搖哥談起

六年前到政大任教,被政大學生暱稱的「搖搖哥」,就常徘徊在羅馬廣場與校門之間,他的自言自語、衣衫襤褸、蓬頭垢面讓初見者意識到他的不同,但日久後,政大人知道他不傷人,包容他在同一個空間中,處於自己的世界。他每日的存在,儘管如何怪異或無法理解,但對一個大學而言,代表著我們對多元意見的包容,考驗著我們對一個人存在的尊重,成為政大人活生生的生命教育。
昨天(3/31)中午,搖搖哥被市府人員連同校警,在他常出現的合作社前,在政大師生面前被強制就醫。儘管不願意與多次抗議,搖搖哥被說服坐上專門強制就醫用的病床椅,手腳被束縛送上救護車帶走。消息傳開,政大師生有著很深的悲傷,如同失去一位朋友,政大同學在臉書上開始書寫他們跟搖搖哥之間的互動經驗,有同學紀錄他們辦活動把傳單給搖搖哥,搖搖哥出乎意料之外地不僅聽懂同學的訴求,而且開心地玩起氣球。比較神奇的說法是,有同學看見搖搖哥異常清醒地去速食店買早餐,用精準的話語表達自己的需要,以為搖搖哥不會說話的同學趁機進入搖搖哥的內心世界,才知道搖搖哥是被在政大地靈黑暗勢力控制,才導致他的異常,他常駐政大是為了在靈界守護政大。重點不在於這些說法是否真實或正確,重點是搖搖哥已經被政大人接納成為政大社群日常生活的一份子。他是精神病患,但絕對不只是精神病患,他還是一個人,與政大師生有不同程度連結的人。我相信關於搖搖哥在政大的故事會陸續出現來聲援搖搖哥,向目前陷入恐慌的社會大眾與政府說明,搖搖哥在政大校園中過著他的生活,被我們所接納,我們以自己各自的方式與他的世界產生有意義的連結。他知道他在政大校園是安全被接納的,直到昨天中午之前。
搖搖哥的案例說明一件事,精神障礙者的生活不是光靠醫療就可以支持起來,吃藥穩定病情無法讓人被接納,感覺自己的生命是有意義的。把社區支持這些精神受苦者的紋理重建起來,一如臺灣早期社會中對社區內精神障礙者的接納一般,不用「病人」剝奪他們作為人的尊嚴。過去二十年,我與一群投身社區精神復健的工作者所致力的就是編織出社區中可以支持精障者帶病生活與工作的網絡,讓他們走出病房、走出精神病患的污名。從市療第一家精障者經營的「有何不可」咖啡店、北市康復之友在捷運站經營Easy Coffee、桃源二村專業人員帶著病患一起種菜、慈芳關懷中心、伊甸活泉之家、真福之家為精障者在社區建立屬於他們的家,這些工作者過去二十多年試圖破除精障污名的努力,在這次內湖小燈泡事件之後政府帶頭將精障者視為代罪羔羊的舉動中歸零。我可以想像他們目前在工作中正窮於面對這次事件對病友的傷害,但無法想像他們面對政府官員與少數社工學者(我真心相信他們是少數)急於將精神障礙者從社區脈絡中孤立出來,貼上標籤,送進醫院與社會隔離,完成他們的人口淨化工作,內心是有多麼悲傷。

2015年3月10日 星期二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我們對台灣社工教育的看法
王增勇、陶蕃瀛、萬心蕊、王行
社工教育學會這週即將改選理監事,我們站出來,希望社工教育可以有新的氣象,因為我們看到社工教育的危機:
1.         在社工師考試制度下,台灣社工教育正逐漸失去大學教育應有的自主性與多樣性。貼滿紅榜的系所公告欄,說明了大學社工系所已經淪為填鴨式的補習班,失去探詢真理所需要的學術批判與對話空間。一切為考試的教育限縮了大學教師在教學中,碰觸學生生命的過程中,幫助學生發展屬於自己的助人能力。
2.         實習原本應該是社工教育中,讓學生從實踐中體會社工的價值與精神,但在缺乏尊重實務經驗與智慧的情況下,實習在社工教育的功能一直無法透過學術與實務的平等對話與參與下推動。考試制度更讓實習淪為社工學生必修的一門課,學校實習督導老師的不足,加上學生人數的大量增加,更嚴重擠壓實習機構的人力。
3.         最後,原本多元取向的社工教育(政策取向與實務取向),以及因應不同學生族群的社工教育機構(技職與高教),在系所評鑑下,社工教育被迫服膺主流高等教育學校對社工的狹隘定義,忽略了社工教育的在地性與因學生特性而應有的差異教學彈性。
4.         社工作為一種應用科學,本就應該吸收不同學科(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教育學)的思維,透過實務的萃煉與社工個人生命經驗的整合之後,發展社工成為一個可以運用自己去助人的專業。但是在社工師證照的專業本位主義下,社工教育逐漸變成排他的學科,非社工本科系的教師被排擠,甚至仇視,忽略了社工發展路程的多樣性。
5.         我們也看見社工教育體系依照高等教育大學與技職大學加以階層化,技職大學的社工教育被認為是次等的,忽略了技職體系的教師所面對的學生往往來自於中下階層的家庭,其教學所面臨的挑戰根本不同於高等教育的學生。幫助與支持技職體系社工教師改善其教學環境,並發展屬於其處境所需的教學能力,才是社工教育社群應該著力的重點,而不是透過系所評鑑,從高教體系的標準貶抑其價值,讓技職體系的師生一直處於被輕視的處境。
我們認為,台灣社工教育正面臨關鍵的轉型期,未來台灣社工教育應該要:
1.         把教育主導權從社工師考試制度中拿回來,讓教學與考試脫鉤,還給教師教學的自主性。
2.         系所評鑑的主導權應向教育部爭取由社工教育學會以社群自律的方式辦理,發展社工教育社群的同儕認證制度,經認定合格的社工系所即可授予社工學位,但課程內容應允許各系所因地制宜的發展其特色。
3.         創造學習平台,讓社工教師可以交流與切磋社工教學的經驗,而不是以標準化課程作為規範社工課程的方式。
4.         以社工教育學會之名,為社工教師向各校爭取更好的教學環境與教學條件,提升社工教師在學校的生存條件。

5.         強化實習在社工教育的深度,促進與改善學校和實習機構之間合作夥伴關係

2015年3月1日 星期日

回應沈後山對《親愛的社工,我把錄取率提高到44%》一文的回應

這篇文章顯然是後山在2012年台社年會後寫的,但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直到最近被轉貼到臉書上,因此才有機會回應。回應是因為後山面對議題的批判性與誠懇,同時也希望藉此社工界建立彼此對話的習慣。

在回應後山對我的文章的閱讀之前,我先摘要這篇文章的目的與三個訊息,這篇文章記錄我反思2012年社工師考試的命題行動,對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我提出三個觀點:
 一、 強調標準答案的考試形式迫使社工知識只能以強調客觀中立的實證科學知識呈現,無法涵納對社工實務很重要的經驗知識與倫理知識。因此,我嘗試在申論題的形式上試圖展現另一種出題的可能。
二、 考試制度神秘化命題委員的權力,掌握出題權力的學術老師雖掌握了定義社工專業知識的權力,卻不需要對社工界說明與交代,因此自己出題背後對社工專業的想像也沒有接受社工社群的討論與檢驗,導致社工師考試無法成為社工社群集體討論台灣社工專業的對話過程。面對一群匿名出題的社工老師,應考的社工學生只能背誦與接受被認為是考題的社工知識。因此,在出題與閱卷之後,我決定現身,以出題委員的身份將這次出題過程自己對社工專業的想像與期許對社工社群有所說明與交代。
 三、 在社工師證照制度日益形成一種對社工專業的規訓力量,我認為可能反抗的策略之一是提高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以降低社工師考試對社工員的宰制力量。因此,那次考試的給分標準,我與王行共同決定把平均給分標準提高,而的確後來造成當次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大幅提升。

這三個觀點彼此相扣,要解構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的規訓權力必須回歸根本的問題,社工專業需要的知識典範是什麼?是目前國家考試制度所獨尊的實證典範所生產的工具性知識,或人與人互動中所需要的詮釋典範的互動性知識,抑或是幫助弱勢者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批判典範知識。第一點的討論我在《後證照時期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如何自我解殖?》一文中已經有論述,在此不再重複。其次,正因為實證典範知識所宣稱的客觀中立所形成的權威,讓考試制度成為社工專業的權力階層化來源,這種考試制度所形成的社工內部專業階層必須要被反省與解構。出題委員的權力必須回到社工社群中被民主化程序所檢視,不然這種權力無可避免地就會被濫用。這種反省必須成為社工社群的討論議題並有共識,考試制度的權力關係才有可能轉變。在這兩種基本議題的對話尚未展開之前,現有考試制度可以如何轉變與鬆動是短期間需要思考的議題。不過,後山並沒有特別回應我想討論的這兩個觀點,而只討論了「提高錄取率」作為一種反抗的有效性是否恰當的問題。 

社工師考試制度可以如何改善,我與王行在這次行動的目標「提高錄取率」是後山所質疑的。我同意後山的質疑,如果反省沒有進入更深層對社工專業的知識典範與社工社群的民主化的討論與反省,單單靠「提高錄取率」不足以改變社工師考試制度對社工專業的規訓與宰制,甚至只是掩飾了矛盾。我的文章被轉貼,甚至被很多人認為只要王增勇或類似王增勇之類的老師出題,就可以解決社工師證照所帶來的社工內部殖民問題,那就值得擔心。 

後山看見的是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與脆弱,其實也是我個人的擔心。2012年中有關專精社工師的討論,對社工師證照有意見的伙伴曾經集結過,但並沒有延續產生任何行動,我就看到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那次的行動是我與王行的個人行動,不是社群集結的組織行動。受到命題委員在考前不能洩漏身份的限制,我們只能在成績公佈之後,才能透過文章揭露此次行動的始末。因此,反證照的伙伴無法參與,對於我們行動背後的思考無從事前或及時得知,也就無法事前形成集體共識,更遑論提供進一步的意見。當超高錄取率的消息曝光後,後山與許多伙伴在得知社工師錄取率大幅提升時,曾陰謀論地想這是體制對社工更進一步的納編過程,以回應社工人力不足的問題,或是為專精社工師考試鋪路。的確,如果社工師考試錄取率大幅提升,考上的人更多,對社工師考試的合法性就不再會有太多批評,進入社工師證照制度的人就必然會支持這個制度的存在,想改變這個制度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反證照的人就會失去著力點。後山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再說一次,我認為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社工知識典範的辯論以及社工師考試制度背後的權力關係。 

最後,我想回應後山在後記中提到比較露骨的批評:「我挺想知道二王對於自己在玩這場權力遊戲更深刻的反思和理解以及他們自己對於長期反社工師證照到入圍出題的自圓其說」。後山以「自圓其說」來命名我們的行動,反應了他認為我們在反證照化立場的前後不一,既然反對證照,為什麼要去參與社工師證照考試的出題?我的回應是,我反對目前證照制度對社工專業帶來的權力關係,而不是證照制度本身。如果一個證照制度是以社群自治、民主參與精神為原則所建置,我會贊成這樣的證照制度。參與社工師考試的出題,就是要凸顯出題委員所掌握的權力應該要對社工社群負責,而不是國家機器,我才會事後書寫,對社工社群進行說明與交代。因此,對我而言,參與出題一樣可以是對現有證照制度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提出批判。 

不論是基層社工或是學者,我們有不同的戰鬥位置,都可以對證照制度提出反省。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基層社工的行動叫「反抗」,而學者的行動就變成「玩權力遊戲」?我從不認為我在玩權力遊戲,在這次行動中,我為我的表態付出我應付的代價,而且不後悔我的選擇。以社會位置來判斷行動者行動的意義,而不去看權力是如何被使用以及行動對權力關係造成的結果,這種對權力的本質化觀點形成基層社工對學者一種普遍性的妒恨情緒。以「你是學者,你的條件跟我們基層社工不一樣」來區隔彼此,無法利用彼此的差異,達到互補與加成的效果。這種妒恨不也正是基進社工社群不易團結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