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為精神障礙者發言？悼台北市政府公民參與精神的淪喪

社會福利政策影響社會弱勢族群日常生活的重大事件，決策過程如何納入弱勢族群的參與，成為檢視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指標。設立委員會是常見的政策參與設計，但是委員的產生方式，多半是由政府主管機關遴選，鮮少政府會將委員的選擇權力交給人民以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未足額雇用身心障礙者所繳納之罰鍰所累積的龐大基金是由台北市政府「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諮詢管理委員會」掌管，是少數允許民主機制選舉產生代表的委員會。該選舉可以說是所有政府部門設立之委員會中最正式與周延的選舉，前後費時兩個月，耗費民間組織與政府行政部門相當多人力投入所共同參與完成的民主過程。現有遴選辦法規定委員會二十一名委員中的六名障別代表，由身心障礙團體或機構分五組投票選舉，再由勞工局長在各組最高票的兩名（共十名）中遴選出六名，目的在確保各障別在委員會中有發言權。
如此慎重的選舉固然反應委員會所掌管的就業基金金額龐大（曾高達五十多億，到2007年底仍有近三十五億），因此需要如此慎重的參與機制，以取信於十一萬名台北市身心障礙者。這項制度背後預設民主參與的精神，相信公民藉由參與可以在參與中，學習超越小我的利益，公民的對話能力可以被激發，而社群生命共同體的共識可以被建立。這項民主選舉制度後，民間身心障礙團體、政府官員、以及雇主大多接受委員會的正當性與代表性，將委員會視為台北市身心障礙就業政策的重要討論平台。
但是，三月底台北市勞工局公布委員名單，出乎意料地，精神障礙類代表不是由精障團體共同推舉也是最高票（八票）的候選人，而是由次高票的候選人（三票）當選；甚至還有未參選的候選人被遴聘為代表。選舉結果是，沒有一名精神障礙者（一萬三千人，佔身心障礙者12％）進入委員會發言。委員會的障別代表經過了冗長繁複的選舉程序，結果遴選的委員幾乎都是連任的老面孔。雖然勞工局長有權利在各障別最高與次高票的兩名當選人中遴選一名，但蘇盈貴局長顯然欠所有認真參與選舉的民間團體以及精神障礙者一個交代。
如果勞工局將委員會的席次當作是封建時代皇帝可以依自己喜好而對下屬的恩賜，那為何要辦理民主選舉的機制？如果選舉出來的民意，勞工局不予以尊重，那委員會的正當性何在？已經解嚴二十年的台灣，我們赫然發現首善之區的台北市政府居然如此缺乏民主素養。郝龍斌市長強調理性問政，不就正是要以公民參與的民主精神建立公開討論的機制？為了堅持民主參與的價值與精神，我呼籲抵制這屆沒有代表性的委員會；也呼籲被遴選的委員拒絕接聘。民主不應該只存在選舉，而是應該被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台北市政府自毀曾設置的民主機制，怎不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