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顯然是後山在2012年台社年會後寫的，但我一直沒有機會看到，直到最近被轉貼到臉書上，因此才有機會回應。回應是因為後山面對議題的批判性與誠懇，同時也希望藉此社工界建立彼此對話的習慣。
在回應後山對我的文章的閱讀之前，我先摘要這篇文章的目的與三個訊息，這篇文章記錄我反思2012年社工師考試的命題行動，對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我提出三個觀點：
一、 強調標準答案的考試形式迫使社工知識只能以強調客觀中立的實證科學知識呈現，無法涵納對社工實務很重要的經驗知識與倫理知識。因此，我嘗試在申論題的形式上試圖展現另一種出題的可能。
二、 考試制度神秘化命題委員的權力，掌握出題權力的學術老師雖掌握了定義社工專業知識的權力，卻不需要對社工界說明與交代，因此自己出題背後對社工專業的想像也沒有接受社工社群的討論與檢驗，導致社工師考試無法成為社工社群集體討論台灣社工專業的對話過程。面對一群匿名出題的社工老師，應考的社工學生只能背誦與接受被認為是考題的社工知識。因此，在出題與閱卷之後，我決定現身，以出題委員的身份將這次出題過程自己對社工專業的想像與期許對社工社群有所說明與交代。
三、 在社工師證照制度日益形成一種對社工專業的規訓力量，我認為可能反抗的策略之一是提高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以降低社工師考試對社工員的宰制力量。因此，那次考試的給分標準，我與王行共同決定把平均給分標準提高，而的確後來造成當次社工師考試的錄取率大幅提升。
這三個觀點彼此相扣，要解構社工師證照考試制度的規訓權力必須回歸根本的問題，社工專業需要的知識典範是什麼？是目前國家考試制度所獨尊的實證典範所生產的工具性知識，或人與人互動中所需要的詮釋典範的互動性知識，抑或是幫助弱勢者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批判典範知識。第一點的討論我在《後證照時期的台灣社會工作專業如何自我解殖？》一文中已經有論述，在此不再重複。其次，正因為實證典範知識所宣稱的客觀中立所形成的權威，讓考試制度成為社工專業的權力階層化來源，這種考試制度所形成的社工內部專業階層必須要被反省與解構。出題委員的權力必須回到社工社群中被民主化程序所檢視，不然這種權力無可避免地就會被濫用。這種反省必須成為社工社群的討論議題並有共識，考試制度的權力關係才有可能轉變。在這兩種基本議題的對話尚未展開之前，現有考試制度可以如何轉變與鬆動是短期間需要思考的議題。不過，後山並沒有特別回應我想討論的這兩個觀點，而只討論了「提高錄取率」作為一種反抗的有效性是否恰當的問題。
社工師考試制度可以如何改善，我與王行在這次行動的目標「提高錄取率」是後山所質疑的。我同意後山的質疑，如果反省沒有進入更深層對社工專業的知識典範與社工社群的民主化的討論與反省，單單靠「提高錄取率」不足以改變社工師考試制度對社工專業的規訓與宰制，甚至只是掩飾了矛盾。我的文章被轉貼，甚至被很多人認為只要王增勇或類似王增勇之類的老師出題，就可以解決社工師證照所帶來的社工內部殖民問題，那就值得擔心。
後山看見的是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與脆弱，其實也是我個人的擔心。2012年中有關專精社工師的討論，對社工師證照有意見的伙伴曾經集結過，但並沒有延續產生任何行動，我就看到社工社群團結的不易。那次的行動是我與王行的個人行動，不是社群集結的組織行動。受到命題委員在考前不能洩漏身份的限制，我們只能在成績公佈之後，才能透過文章揭露此次行動的始末。因此，反證照的伙伴無法參與，對於我們行動背後的思考無從事前或及時得知，也就無法事前形成集體共識，更遑論提供進一步的意見。當超高錄取率的消息曝光後，後山與許多伙伴在得知社工師錄取率大幅提升時，曾陰謀論地想這是體制對社工更進一步的納編過程，以回應社工人力不足的問題，或是為專精社工師考試鋪路。的確，如果社工師考試錄取率大幅提升，考上的人更多，對社工師考試的合法性就不再會有太多批評，進入社工師證照制度的人就必然會支持這個制度的存在，想改變這個制度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反證照的人就會失去著力點。後山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再說一次，我認為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社工知識典範的辯論以及社工師考試制度背後的權力關係。
最後，我想回應後山在後記中提到比較露骨的批評：「我挺想知道二王對於自己在玩這場權力遊戲更深刻的反思和理解以及他們自己對於長期反社工師證照到入圍出題的自圓其說」。後山以「自圓其說」來命名我們的行動，反應了他認為我們在反證照化立場的前後不一，既然反對證照，為什麼要去參與社工師證照考試的出題？我的回應是，我反對目前證照制度對社工專業帶來的權力關係，而不是證照制度本身。如果一個證照制度是以社群自治、民主參與精神為原則所建置，我會贊成這樣的證照制度。參與社工師考試的出題，就是要凸顯出題委員所掌握的權力應該要對社工社群負責，而不是國家機器，我才會事後書寫，對社工社群進行說明與交代。因此，對我而言，參與出題一樣可以是對現有證照制度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提出批判。
不論是基層社工或是學者，我們有不同的戰鬥位置，都可以對證照制度提出反省。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基層社工的行動叫「反抗」，而學者的行動就變成「玩權力遊戲」？我從不認為我在玩權力遊戲，在這次行動中，我為我的表態付出我應付的代價，而且不後悔我的選擇。以社會位置來判斷行動者行動的意義，而不去看權力是如何被使用以及行動對權力關係造成的結果，這種對權力的本質化觀點形成基層社工對學者一種普遍性的妒恨情緒。以「你是學者，你的條件跟我們基層社工不一樣」來區隔彼此，無法利用彼此的差異，達到互補與加成的效果。這種妒恨不也正是基進社工社群不易團結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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